摘 要：建安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转型期，诞生并成熟了多种文体及文学思想，曹丕与曹植兄弟作为这一时段统治阶级的高层，在文学的创作、推广上都画下了浓重的一笔。作为命运迥异的两兄弟，他们的文学风格和文学主张自然有着不小的差异，也引起了后世评论家关于他们诗文优劣的多次争论。这些争论或立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物性格，或分别评述曹丕与曹植的作品，鲜有综合各种评论、立足作家作品的全面研究出现。本文拟总结历代诗话、文论中的前人评论，以及建国以来的近人、今人的评论，从而对二者的文学特点进行比较，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为研究者提供较为全面的相关资料。

关键词：曹丕 曹植 诗话 文论 文学

曹丕与曹植是曹魏文学的两颗璀璨明珠，更是整个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两个名字。在风骨遒劲的建安时代，这样一对背景相同却才情迥异的兄弟，创造了一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文学奇景。历史上曾有不少争储反目的皇家手足，却没有这样的高妙文采；文学上也有过不少名扬天下的俊才昆仲，却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与风格差别。曹植向来受到历代诗人与评论家的推崇，有着“世目绣虎”“才高八斗”的称誉，但曹丕也有着独特的文学风格，船山尊之为“诗圣”引得刘勰为之不平，可见除政治地位之外，关于他们在文学上的论争也是层出不穷。

在前人关于“丕植”的争论中，有立足二者个人气质的评价，也有以政治成败论英雄的说法；既有立足于后世背景的感慨之谈，也有追溯社会背景发展的公允之说；有对二者各自题材上的概述，也有对两人行文中情感的探索。凡一朝之文学大家，无不受二人影响；历朝的文学批评，也无不重点评述的。这些观点，是我们认识曹丕与曹植以及他们的文学的他山之石。

一、时人评价

（一）建安七子及邺下文人集团对“丕植”的主要评价

关于曹丕与曹植文学上优劣的争议，在他们的同一时代便已经出现了。在建安时代的声音中，推崇曹植的要占到多数。与曹植交好的文学之士杨修在信中称其作品为“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淄侯笺》），而“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也称他“体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将之器”[1]（《答东阿王笺》），其评价不可谓不高。如果说信中的评价可能是彼此间的溢美之词，那么正史的记录应当比较可信，如《三国志·魏略》记载，当时的书法名家邯郸淳在与曹植会面后，回到家中，“叹植之才，谓之‘天人” ；又据《世说新语》记载当时的风评：“曹子建七岁成章，世目如绣虎。”[2]可见在当时的文人眼中，曹植的才气确实是令人惊异的。

而与此同时的曹丕，得到更多的赞扬却不是来自如曹植般与生俱来的先天才气，而是后天养成的“文气”。卞兰在《赞述太子赋》中提到曹丕“精研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睿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显然是对他善于学习和厚积薄发的特点进行了客观的描述，而非笼统的溢美之言；“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在《赠五官中郎将》诗中也道出了他宽广、多思的风格特点：“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而吴质在答笺中回应他说：“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虽年齐萧王，才实百之。”[1]也表现了对曹丕文学素养的推崇。

（二）“丕植”相互的评价

曹丕与曹植作为亲生兄弟，在暗中争储的过程中，两人未有在文学评论中针锋相对，正面的互相攻击，因此我们只有在两人的言语中侧面找寻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历数建安诸子，然后评论道：“然此诸子，犹复不能飞轩决计，一举千里。”其中相当自负的语气表现出曹植横绝诸子的信心，与其兄相较的结果自是不言自明。而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则对建安诸子有着比较推崇的评价，表示“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2]。言下之意，指曹植亦“不逮”诸子。自然也是对自己自负的弟弟看不入眼。

但双方彼此轻视的态度并不排除是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只是今天我们再也无法得知两兄弟是否在文学上有着惺惺相惜的一面。曹丕既然成为帝王，也再不可能轻易吐露对臣下的评价，因此也不复见其对曹植的文学评价。而曹植既已俯首，自然也会多有溢美之词，在《魏德论》中他赞美曹丕“复逍遥乎六艺，兼览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场囿，容与乎道术之疆畔”[1]。只是不知此言是否真心。

二、后人评价

（一）两晋南北朝时期刘勰、钟嵘为代表对“丕植”的评价

陈寿在《三国志》中更多的是对二人的生平记叙，对于文学上的评价，也只有简短的“文帝天资文藻”和“陈思文才富艳”[3]寥寥数语而已。之后的谢灵运则有着“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至高评价，使得六朝时期对曹植的推崇与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钟嵘的《诗品》时不但将曹植的诗作列为上品，更有评价“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乃至“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4]，几乎已列曹植为圣了。

六朝文坛对待曹丕的态度，则更少了曹魏时的奉承之词，越发难见不带偏颇的公允之词。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中品，有评语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4]比较钟嵘对曹植的评语，可以看出钟嵘认为曹丕偶有妙语，差曹植远矣。所幸六朝时还有刘勰为曹丕鸣不平，《文心雕龙》中关于丕植的评价可谓公允，对于曹植，刘勰在《明诗》《乐府》《颂赞》等多篇中都有举隅与称道，虽无至高的大段好评，却是清晰地分析了曹植为文的长处，是非常有价值的评论。而对于曹丕，刘勰也在《诏策》中说他“辞义多伟”，更在《才略》中对他有着一段客观的论断如下：“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5]此番论断，不但客观地评价了曹丕，提升了曹丕的文学地位，更合理地分析了旁人评价曹丕与曹植时产生了抑丕扬植感情的原因。

（二）唐宋元时期对“丕植”的主要评价

刘勰对于“丕植”的评价在唐宋元时期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纵观唐宋时期的诗话与文论，多是抑丕扬植之说。有论及曹丕诗文的说法中，权德兴认为他“属词类事而已”；吕温认为他“以浮华相高”；陈严肖认为他“乏帝王之度”[1]。

而曹植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大多数名家的青睐与好评。初唐四杰对曹植推崇有加，骆宾王称之为“文苑之羽翼，诗人之龟镜”（骆宾王《和道士闺情诗启》）；皎然的《诗式》也有云：“邺中七子，陈王最高”；李白称曹植为“建安之雄才”，表示“白之不敏，窃慕高论”（《上李长史书》）。“诗圣”杜甫也曾写过：“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6]，显然是曾诗法陈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中也有“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4]这般的至高评价。

（三）明清时期王夫之为代表对“丕植”的评价

明清涌现出大批关于曹丕与曹植的诗话与文学批评，在这一时期，曹丕的文学地位也有了前所未有的转折，甚至有了曹植不如曹丕的声音出现。“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才太高，辞太华。”[1]王夫之又在这一议论上推波助澜，说曹植在声誉上压倒曹丕靠的是背后的手段：“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他还在《古体诗评选》中将曹丕尊为“诗圣”，讥曹植诗为“蠹桃苦李”。[2]

但同时期的文界也有人对曹植持较高评价，冯班就说：“千古诗人，唯子美可配陈思王。”也几乎是加了“诗圣”的冠冕在曹植头上。两种文学上的对立的看法在这一时期彻底迸发了矛盾，这恐怕是丕植两兄弟都不愿见到的场面。针对王世贞与王夫之的评论，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反驳王世贞道：“子桓……《杂诗》而外，去弟实远。谓子建实逊父兄，岂为定论！”王闿运《湘绮楼说诗》更是对王夫之不无讥讽地议论道：“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7]

三、近人、今人评价

（一）近、当代以郭沫若为代表对“丕植”的评价及综述

争辩丕植优劣的议论一直持续不断的延续到了现当代时期，民国时期黄节先生在《曹子建诗注》中论道：“陈王本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驱屈宋之辞，析杨马之赋而为诗，六代以前，莫大乎陈王矣。”[8]但建国以后的文学批评界风向突转，郭沫若撰文《论曹植》不但对曹植品行方面进行了抨击，对他诗赋也攻讦说是“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在他手里又开始逆流”“由于他的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以及“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而对曹丕的褒奖则是“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他的诗辞始终是守着民俗化的路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曹丕时说：“由于曹丕在思想上与大贵族官僚地主们的接近，以及他后来大半生都过着宫廷游宴的生活，因此，他的诗歌反映的生活面就比较狭窄，艺术风格不免流于纤弱。”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改革开放以后，情形就不同了。章新建《曹丕诗歌的写实精神》、徐定祥《论曹丕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等都打破了旧说，肯定了曹丕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更多的学者，则并不拘泥于甚至是干脆放弃沿用已久的现实主义的标尺来重新观照和衡量曹丕文学创作的特色、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四、总结

史上并不乏将两位大家拿来比较的例子：高悬千古的李杜诗才之争，司马迁与班固的史才之争，司马相如与扬雄的赋才之争，都是我们到今天都没有结论的比较。由此也可见能引起世人关注、比较的无一不是天纵英才之辈。况且“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不同于交战、考试，实在难分高下。诗人的才华或可以见高低，但运用于诗文中的情、理、事、景等因素与技法，这些观于不同心境不同水平的读者眼中，却又是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实难一概而论。前人或有这般那般对于“丕植”的评论，但不排除文人相轻与厚古薄今的因素在其中，有时对曹植的推崇过度，又有时对曹丕的偏袒太不合理，若说比较公允的观点，仍属刘勰：“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注释：

[1]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版，第46至225页。

[2]李宗为著：《建安风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一版，第77至81页。

[3][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三版，第66页，第431页。

[4]常振国，降云编：《历代诗话论作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第65至67页。

[5]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一版，第428页。

[6]徐公持：《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7]逯钦立缉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一版，第389至406页，第421至465页。

[8][清]严可均著：《全三国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余冠英选注.三曹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4]王小慧.曹丕曹植比较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08.

（王亚洲 陕西师范大学 7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