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人群中茫然无助的小女孩：“振作一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样，因为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了勇敢和担当。

爸爸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的我更显得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才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犹豫豫地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那样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

那一年，我15岁。

1997年，在青岛的全国网球联赛总决赛中，我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成为年龄最小的成人组全国单打冠军。

进入省队后不久，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来自全国各地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一共有12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校学习10个月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次机会。

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飞机，我要在洛杉矶转一次机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需要有一张Ⅰ-20表才能过关，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前忘了给我这张表。入关时，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仔细地检查。

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运动服。这番交涉的结果是，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然后去联系我要去的网校。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我锁在小黑屋里，只知道自己将要乘坐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吓坏了，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房间里没有灯，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手足无措地坐着，还掉了几滴眼泪。大约在小黑屋里待了20分钟，海关的人把我放了出来，并告诉我：“你可以走了，但是你要在两个月内让学校的人帮你去移民局补办这张表。”

这时，我原定要搭乘的飞机已经飞走了。也不知是从哪来的胆子，我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因为不懂英语，我就专找亚洲面孔的人求救。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他告诉我下一班飞往得克萨斯的航班是明天早上6点，他可以帮我申请把机票改到那一班。

当时是下午4点，我要在机场等待14个小时。我推了一辆行李车，车里是满满的行李，坐在候机大厅巨大的玻璃窗前，看着外面广阔的天空。天快黑的时候，我看到一架飞机从跑道上起飞。那是一架回国的飞机，当时我多么希望自己就在那架飞机上，它能带着我飞回中国，飞回家。

第二天清晨，当我登上飞机，磕磕绊绊地来到得克萨斯时，网校的教练已经等候我多时了。

网校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操着各种语言的孩子。在这里会遇到只有八九岁的孩子，但他们的网球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了，也会看到20岁出头的职业选手在赛季结束后来训练。我们上午学的课程主要是语言和数学，中国来的孩子应付此地的数学课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而我们的主要精力基本上都放在了攻克语言关和打友谊赛上。

后来我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先进的训练手段，让李娜的球技有了明显的提高。”说老实话，训练计划什么的，哪儿都差不多。

美国网校的优势在于打比赛的机会比较多，可以让队员积累丰富的实战经验。美国的网球学校不少，相互之间的友谊赛非常频繁，基本上每两天就会有一次校内的比赛，每周会有一次网校之间的友谊赛，比赛结果还会影响到网校的排名。

平时大家都忙着比赛和学习，还不至于太冷落寂寞。等到圣诞节的时候，校友们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偌大的校园蓦然间空空荡荡，只剩我们3个中国人，又是寒冬时节，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那种孤单感实在难以言表。尽管校外的街道上飘着悦耳的圣诞歌曲，但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实在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信。当时，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写信就是我排遣寂寞最主要的方式。

据说少年时期的遭遇最容易影响一个人，因为那是他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核心时期。小时候的我简单快乐，需要什么张口告诉爸爸妈妈就好，爸爸去世后，我的世界就像是变了颜色。

每次我回忆起少女时代的往事，感觉都像是灰色的，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么轻松、那么美丽、那么罗曼蒂克。

那时的我倔强、忧郁，坚硬得像一块石头。清寒艰苦的少女时代记忆或许将会深入骨髓地伴随我走一生，不管之后多么富有、多么轻松，那个努力攒钱还债的小女孩始终盘踞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她影响我的程度，也许比我以为的还要深一些。

（本栏目编辑 孙 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