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樊骏先生，就在他那篇著名的长文《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一文中，表达出整合“雅”“俗”、融合“新”“旧”的多元文学史观，并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文艺理论资源来说，他是在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横向比较中，逐步形成了他创新、开放的现代文学史观的：“……美术界没有将同属传统形式的中国画一概视为旧美术，音乐界没有完全把民族音乐作为旧音乐，书法界更难有这样的新旧之分，而将它们都写入现代美术史、音乐史、书法史之中。如果编一部综合的‘中国新文艺史，写到了齐自石、张大千的画作，梅兰芳、周信芳的剧艺，阿炳的乐曲，罗振玉、郑孝胥的书法等等，却不提鲁迅、郁达夫、柳亚子、毛泽东等人的旧体诗词，张恨水、金庸等人的章回体小说，岂不荒诞不经？难道后者比前者缺少‘新的属性吗？”

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新型文学史观的呼喊与期盼。那时，长期的“左”倾教条已经得到较为彻底的清算，现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也正日益壮大。另一位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也几乎是在同时修正着对“五四”新文学的认识。“……‘五四文学革命，终于打破了上千年的偏见，使小说登上文学这个大雅之堂。这是当时那场文学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然而，这场革命又是不完全的。‘五四先驱者只把新文学中的小说抬了进去，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却鄙视而持否定的态度……”

诚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成果。仅就专著而言，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刘扬体的《“鸳鸯蝴蝶派”新论》、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栾梅健的《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传》、袁进的《小说奇才——张恨水传》、黄永林的《张恨水及其作品论》、吴义勤的《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舒评传》、徐斯年的《王度庐评传》、田若虹的《陆士谔小说考论》等等，都几乎在破天荒的研究中，通过详尽的材料搜集和深入的学术研究，给人们提供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创性成果。同时，对于如何将通俗文学纳入到统一的文学史整体框架中，对于如何理解与区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文学史价值与贡献，对于如何在纯与俗的冲突与分野中找寻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诸如此类的理论问题，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探讨。陈思和先生在《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一文中认为：“……‘五四新文学或者整个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以常态形式发展变化的文学主流。……比如说，有了市场一定会有通俗文学，一定会有言情小说，古代也有，现代也有，它总是这样变化的。这是一种文学发展的模式。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学态度，使文学与社会发生一种裂变，发生一种强烈的撞击，这种撞击一般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先锋”与“常态”这一理论视角引起了学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价值重估的思考热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中华读书报》等报刊都组织了专题讨论，参与的专家包括吴福辉、王嘉良、刘勇、吴晓东、栾梅健、罗岗等人。吴福辉先生甚至认为：“陈思和提出的问题其实并不局限在‘五四，而是牵涉现代文学研究‘整体性‘全局性的一个看法，即消解历来的所谓新旧文学的厚障壁，来重新阐释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历史。”

从樊骏先生提出整合雅俗文学的愿景到今天，时间已隔了整整二十年。总观当下各高校通行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近期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无遗憾地，我们发现通俗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研究仍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缺乏交集。不仅人们畅想的“整体性”“全局性”的新型文学史没有出现，而且新旧文学的“厚障壁”他仍然没有消解。多的是在原有“五四”新文学的框架下，加上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平江不肖生等几位通俗文学作家，打打补丁，似乎也就顺应了时代潮流，建构了多元共生的现代文学新体系。

原因肯定是复杂多样的。但在我个人看来，最核心的问题可能是，当前学界亟须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进行“经典化”的论证与筛选。如果说以范伯群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出版为第一个阶段，陈思和先生提出的“先锋”与“常态”的理论命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学术探讨是第二个阶段，那么，如今的近代通俗文学研究就必须迅速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亦即对大量通俗文学文本的精心阅读与深入阐述。

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在《关于创作和批评》一文中，曾经这样指出：“在未经细心的研究和分析之前，批评家是没有对作品加以随意的粗暴的全盘否定的权利的。”现在学界对于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了解状况，仍然普遍地局限于陈旧的知识和介绍当中，仍然普遍地缺乏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广泛阅读与文本分析，许多人不是一知半解，就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比如言情小说，根据魏绍昌先生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分类书目》中简略的不完整的统计，作家就有天虚我生、王小逸、包天笑、何海鸣、吴绮缘、吴双热、李定夷、周瘦鹃、俞天愤、姚鵷雏、毕依红、胡寄尘、张恨水、张秋虫、许啸天、邹雅明、赵苕狂、蒋景缄、顾明道等一百二十四位，作品有《芙蓉缘》（太湖山人），《泪珠缘》（天虚我生），《玉楼春暖记》（幻云生），《春水微波》《明月谁家》《野花香》（以上王小逸），《山中奇缘》（王后哲），《悲欢姻缘》（王南村），《夜半鹃声》《春闺泪痕》（以上王禹生），《绕指柔》《沦落情衫》（以上王雪倩），《昙花影》《美人福》《国色天香传》（以上李定夷），《夺艳记》《恋爱网》（船家女》（以上红绡），《啼笑因缘》《美人恩》（以上张恨水）等三百九十二部，这其实还只是近现代言情小说中的一部分。据最新的学术研究资料，张恨水一人一生就创作了一百一十余部小说，而其中大部分都是言情作品。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其实正需要学者耐心的文本细读工作。

又比如武侠小说。适应着二十世纪上半叶动荡时代锄强扶弱、帮危济困的民众期待，又添加了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作为古代侠义小说、神魔小说的变种，武侠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民众的热捧。同样据魏绍昌先生的统计，当时的武侠作家有丁悟痴、不肖生、文公直、江荫香、江蝶庐、何一峰、李蝶庄、汪景星、姚民哀、姜侠魂、范烟桥、唐熊、叶灵凤、徐哲身、海上漱石生、张恂子、张个侬、庄病骸、许慕义、陈扫花、陆士谔、钟吉宇等一百六十四位，武侠小说有《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烟花女侠》（以上不肖生），《大侠霍元甲》（白芸），《关山游侠传》（文公直），《虎穴英雄》《大刀王五》（江蝶庐），《小侠诛仇记》《江湖怪杰传》（以上何一峰），《昆仑七侠》《五龙十三侠》（以上汪景星），《江湖豪侠传》《四海群龙记》《山东响马》（以上姚民哀），《飞仙剑侠》《夫妻侠》（以上海上漱石生），《北方豪杰王五传》《东北豪侠传》（以上钟杰宇），（慌江女侠》（顾明道），《风尘剑侠》（岩山人）等四百六十三部。既有霍元甲、大刀王五等后来家喻户晓的武侠大师，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江湖奇人异事，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而我们的学界，对于近现代武侠小说又了解多少呢？

再如社会小说。作为混杂着黑幕小说与问题小说等特点的社会小说，也是近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重要一支。材料显示，作家有李涵秋、包天笑、海上说梦人、贡少芹、姚鵷雏、俞天愤、汪仲贤、江红蕉、张秋虫、毕依虹、程瞻庐、叶小凤、漱六山房、刘铁岭、顾佛影、严独鹤等一百三十六人，作品有《留东外史正续集》（不肖生），《上海春秋》《留芳记》（包天笑），《新官场现形记》（白岳山人），《广陵潮》《好青年》（李涵秋），《海上繁花梦正续集》（海上漱石生），《歇浦潮》（海上说梦人），《新社会现形记》（贡少芹），《海上迷宫》（张恂子），《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张恨水），《新山海经》（张秋虫），《近十年之怪现状》（许指严），《茶寮小史》《黑暗天堂》（以上程瞻庐），《古戌寒茄记》《如此京华》（以上叶小凤），仇尾龟》（漱六山房）等三百四十二部。美国汉学家夏济安曾经对社会小说《歇浦潮》和《上海春秋》作过如此评价：“最近看了《歇浦潮》，认为美不胜收；又看了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很想写篇文章，讨论那些上海小说。”而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小说中，又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能够让人觉得“美不胜收”，佩服得“五体投地”呢？而我们近现代文学专家又熟悉与了解多少呢？

还有侦探小说。作为近代实证主义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在那个醉心科学民主的古今演变的社会转折关口，侦探小说也曾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出现了王天恨、何朴斋、李昌鉴、汪剑鸣、俞天愤、孙了红、陆澹安、程小青、赵苕狂、鲁恨生、张碧悟、绣虎生、严阵秋等五十四位侦探文学作品，其作品有《中国女侦探》（吕侠），《中国侦探案》（沈莲侬），《神秘的杀人针》《梅花暗杀团》（以上汪剑鸣），《古屋奇案》《空门血案》（红绡），《侠盗鲁平奇案》《蓝色响尾蛇》《以上孙了红》《红手套》《李飞探案集》《老虎党》（以上陆澹安），《中国最新侦探案》（赵苕狂），《沪滨神探录》（绣虎生）等一百四十九部。其中影响最大的程小青一人，就创作有《假面女郎》《原子大盗》《画中线索》《黄浦江中》《夜半呼声》《案中案》等五十二种，在现代文坛掀起了一阵阵的“霍桑探案”热潮。

此外，在滑稽、宫闱、历史、民间等文学类型中，也都出现有数以十计乃至百计的通俗文学作家和大量的作品。

这真的是一片文学的汪洋大海。自然，里面肯定有大量的应景之作、金钱之作、游戏之作、剽窃之作。在一个商业化的文学生态中，其实是许多人都无法抑制为了金钱而粗制滥造的冲动。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市场经济也讲究诚信，也崇尚品牌，也追求百年老店。表现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中，认为其绝大多数都是垃圾，都是游戏，都是胡编乱造之作，自然是夸大其词，一叶障目；而如果认为其中精彩纷呈、佳作迭出，同样也是感情用事，偏爱有加。

作为一直痴迷通俗文学，并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几乎是同时代人的魏绍昌先生，他个人认为鸳鸯蝴蝶派的名家名作最杰出的是“五虎将”和“四大说部”，前者是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后者是《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和《啼笑因缘》，至于这个判断是否准确？是否符合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实际？偏于史料搜集与整理的魏先生，并未进行深入的阐述；后来的通俗文学研究者，也没有进行细致与全面的辨析。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四大奇书”，以其思想和艺术上的精湛成就，使人们无法漠视它们作为古代小说重镇的地位；而它们被古代文学史所接纳、所重视，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由歧视、冷遇到尊重、推崇的过程。同样也是在披沙拣金的筛选与辨识中，才逐渐为人们所认可。

回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中来，大量地细读文本，赏析与辨认出其中优秀的“经典化”作品，确认出自己的“五虎将”或者“四大说部”，如此，我们的近现代通俗文学才有可能被人们所熟知，所肯定，并且顺理成章地进入到文学史的行列之中。

而这，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我们学界目前急切需要从事的工作。

（责任编辑：王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