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杉

题跋之风历史悠久，且题跋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有作者题跋、同时代人题跋和后人题跋三类，一般由题目、署名、年代、别号、室名、地点等要素构成。据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题，额也，引申为凡居前之称。”清人王兆芳《文体通释》云：“题后为后叙，亦谓之节后，从篇卷之后题识书箸而叙述也。”故书于前者称“题”，书于后者曰“跋”。

明成化以后，随着江南文人士大夫收藏之风的兴盛，在艺术品上铭写题跋的现象更为普遍。这些文人往往对古玩有深入的研究，所作题跋包括时代背景、个人观感、古玩知识等内容。

晚明文人追求精致的生活，在文房器用上十分讲究，它们自然成为文人笔下的题跋对象。嘉万时人黄谦作《墨床铭》：“墨就砚，身渗水。墨离砚，首汗几。制为床，便卧起。涅不淄，异孔氏。守其墨，似老子。”受材质和器型等条件限制，文房器用中最易铭刻、题跋数量最多的就是砚。

明代李日华曾“购得端砚一，回环如镜，厚六分，面径二寸五分，中作直界，分左右，左如常一腰子砚，右上方一圆坎，旁屈沟道，通左砚池，导墨渖蓄坎中，下方一方沼，贮清水，可渍笔，制度极有思致，可便老年近视者移就目前，审谛为用，不至误谬笔墨。乃张句曲写经砚也。其背右刻‘伯雨二字，方寸许，严整有法；左刻‘项墨林珍秘五字，盖曾入天籁阁中者。石质温纯，有一眼，色晕甚淡，旁挟小点五六，余号之‘淡月疏星砚，不复作铭云”。由砚上铭刻“项墨林珍秘”五字，可知此砚原是项元汴旧藏，此处题跋起到了记录收藏者流传序列的作用。

宋代有眉纹歙砚，四壁内敛，石内含眉纹，篆书印文“环翠斋图书记”，左侧铭刻晚明休宁海阳镇文人汪廷讷的题跋：“龙池烨烨，峙镇斋中，斯文千载，以草玄同。万历壬辰，无如主人汪廷讷铭。”汪廷讷是昆曲吴江派首领沈璟的弟子，与汤显祖、王雉堂、李贽交好，常集诸名士宴饮于园中。依题跋可知，此砚曾为汪廷讷所藏，这对于研究汪廷讷及相关戏剧史和晚明文人对宋代文房器用的收藏状况，是一件难得的物证。

当然，也有藏家在转让藏品时不愿留下自己的信息，如李日华从夏贾处以画作易得的洮河卵石砚，卖方王世贞曾为此砚配匣，匣上镌字，王世贞不想让买方得知自己是此砚原主，就留下了刻有字迹的配匣。

晚明文人所作的砚上题跋，多记述拥有者的收藏经历、收藏心得、真伪辨识、流传过程、历史典故等内容，尤其注重砚的质朴美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明代随形石函端砚，砚盖刻“石函”二字，旁为“慈谿杨简”款。砚背有临邑（今山东）人邢侗的隶书铭：“万历丙子秋日于京师得宋杨文元公所藏石函砚，古色盎然，诚稀世之珍品，因后落语并永宝之。后学邢侗。”古砚题跋的艺术风格是考证其源流、辨别其真伪的依据。

砚上题跋的目的之一是向后世子孙说明此物的来历，以使家族永久收藏。如明代长方端砚砖左侧楷书铭：“云间董氏藏有先代鸲鹆眼石砚一枚，予莅斯邑，见而宝之，遂以家藏米元章墨迹易焉，恐后世子孙莫知宝也，故识之。师游。”右侧有民国初年黄惺吾楷书七绝诗一首。而关于购买时间和物品价值等信息的古砚题跋，早在五代时就已出现。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一方五代长兴三年铭石砚的上端横刻“张师进记”，中间竖刻三行文字：“长兴三年三月内将钱一千五百文买之。”“张师进”可能是购买此砚之人或制砚者的姓名。“长兴”为五代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年号，长兴三年即932年。砚上的名款、年代、砚值的信息，是研究五代经济史和文化史相关问题的重要资料。此外，名人遗物上的题跋是研究该历史人物的实物史料。如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明代戚继光铭端砚，一侧刻行书题跋：“他山之石，允文允武，决疑定计，取君之府，军书飞驰，日旁午，传檄天下惟赖汝，四海一，与汝息。继光铭。”因砚堂、墨池残留有墨渍和划痕，说明这是主人日常使用的文房之器。此砚为戚继光遗物，砚上题跋为其本人所作，是研究戚继光的难得物证。

还有一些砚上题跋体现了一种收藏态度，反映了晚明文人的审美取向和收藏理念。明代“方正醇古”铭端砚为梅花坑石，石色苍白，微带青黄。长方形抄手式，顺水淌池。池内雕浮云一朵，隶书铭“方正醇古”四字。做工严整，古韵浓郁。一侧铭刻野鹤氏的楷书题跋：“斯砚斯砚，几经磨研，因方见弃，埋没多年，人皆厌其古拙，我独取其粹然。呜呼噫嘻！宁为圭方，不为珠圆。”

砚上题跋是文人辨识其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内容甚至成为他们争论与和诗调侃的对象。据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载：“余得蜀僧石琢砚，名峨眉雪卵。客云：‘古未有以卵名砚者。余曰：‘有之。《梅圣俞集》云：刘泾州以所得李士衡观察家蟾蜍砚，其下刻云：天宝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得灵卵石造。示刘原甫，方与饮，辨云：天宝称载，此称年，伪也。遂作诗。予与江邻几诸君和之云：砚如刳蟆腹如月，又若剖瓢萌强发。镌题天宝年造之，刺史李元传自越。刳蟆剖瓢我莫分，称载作年初辨君，君虽能辨犹曰宝，宝兹伪物我何云。仰天大笑饮君酒，砚真砚伪休开口。愿封漆匣还与侯，请共江翁独持守。”

晚明文人士大夫将鉴藏古玩视作提升修为的养生之道。“今之骨董，古人用物也。其制作精工，非今人可及。故历代宝惜爱护之，什袭而藏，不轻示人，非收藏赏鉴家不能知也。世俗所贵重者，但知有黄金而已。可知一磁盘一铜瓶几倍黄金之价，非世俗所知也。故人能好骨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或可即目前以开其未发之韫也。”通过鉴藏活动，文人还可获得名垂青史的殊荣。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称：“骨董有大小，大小骨董，稀世之宝玩也。其递代流传，收藏之家、赏鉴之人，皆有记载可考。无名氏得之，即成名家。其授受不轻，不能以势力取之也。”鉴藏古玩的初衷，是追慕古人的德行志趣，感悟古人的精神世界。正如李维祯所言：“仲嘉小字之讨，少好读书及名家墨迹，诸文房物日陈案上以为娱。曰先民典刑在焉，非玩好嚣华之美也。”

文人们依据古玩的艺术风格断代，如焦竑记甘旸得石之事：“余乡甘生旸掘土得兹石，莹洁如玉，笔意宛然，真数百年物也。一石盖已损，世代虽莫考，而决为宋以前之刻无疑。”然而更多时候还是依古器物的规制、历史文献等断代。首都博物馆藏有明代铜爵瓦砚，仿三国魏铜雀台瓦形，质地细腻温润，颜色青中泛绿。砚池椭圆，砚面刻隶书“铜爵瓦砚”，左行书铭“康熙壬午二月四日朱彝尊观于西坡主人斋中”，右刻题跋“小元生生博雅好古，出所藏砚瓦，属题因缀数语，以志眼福。兰坡肇岩并书，古歙陈鉴镌”。清初朱彝尊出身书香世家，其祖姑嫁冠绝东南的晚明大收藏家项元汴次兄笃寿之孙声国，少年时代的朱彝尊有机会在项家观摩历代艺术珍品，早年熏习为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西坡主人”宋犖是河南“商丘雪苑六子”之一，著名诗人、书画家、鉴藏家。康熙三年（1664）授黄州通判，累擢江苏巡抚，官至吏部尚书。陈鉴“博极群书”，“下笔数千言立就”，“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被誉为“岭南才子”。他流落南京、苏州、松江一带四十余年，以诗文同江南名士交游。在此砚的题跋中，有朱彝尊、宋犖、陈鉴3位名人的历史信息，是研究明末清初文人收藏史的重要资料。

晚明文人酷爱品评藏品的次第，这在古砚题跋上亦有体现。而不同鉴赏家受个人背景、知识结构、兴趣爱好、身份地位乃至当时心境等因素的影响，对砚的选择和评价也呈现出很强的主观性。如萧士玮《春浮园偶录》中载宋高宗、唐彦猷、柳公权、蔡君谟四人对端砚、红丝砚等不同砚种的偏好及评价：“（十月初三）宋高宗谓：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不必以眼为贵。唐彦猷最爱红丝砚，语蔡君谟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暧昧不明，在红黄则色自现，且研墨如漆，有脂脉能助墨光。柳公权亦以青州红丝砚为第一，后乃云端溪石为砚至好，益墨青紫色者可值千金。则彦猷之言虽辨，未必确也。而蔡君谟亦云东州多奇石，向者但知有端岩、龙尾，求之不已，遂极品类。此公具赏鉴，非徒好事者，其所好当必有，异或云备品类则不可知耳。”昆山收藏家张应文与王世贞等人交好，他撰有一部杂论古物玩好的著作《清秘藏》，书中对各种器玩的优劣多有品评。

名家所作的砚上题跋和相关著述，使古砚具有了流传有序的标签，显著提升了其文化附加值和可信度，更记录下较为丰富和相对准确的历史信息，成为后人考证古砚源流、断代和真伪的重要依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