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梅菊

（陇南师专继续教育中心 中文系，甘肃 陇南 746000）

从《复活》解析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

王梅菊

（陇南师专继续教育中心 中文系，甘肃 陇南 746000）

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是复杂矛盾的。宗教对于托尔斯泰十分重要，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他的宗教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才能真正了解他，才会有新的发现。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不同于基督教思想，但“托尔斯泰主义”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很大，在其一系列观点中都可以找到宗教意识渗透的明显痕迹。1899年完成的《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它比较明显地体现了“托尔斯泰主义”思想，其独特的宗教意识最显著。

列夫·托尔斯泰 《复活》 托尔斯泰主义 宗教思想

在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列夫·托尔斯泰都有其独特的地位。他以文学创作为手段，表达对俄国历史的思考、对现状的批判、对未来的探索，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希望社会能以“博爱”为基础，“不以暴力抗恶”，进而进行“道德自我完善”——这就是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这一思想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始终把思想探索置于最高的地位。托尔斯泰的一生是艰难探索的一生，时代的局限使他不由自主地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的思想纳入了宗教的轨道。因此，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他的宗教探索。对于这些，带有思想总结性的最后一部小说《复活》体现得比较明显。

1921年张闻天在《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中指出托尔斯泰“拿宗教的知觉去评定艺术的价值”，这种宗教的知觉即为基督的知觉，“基督的知觉给一切人类情感以新方向”［1］。刘半农认定托尔斯泰的创作以“‘Where’s？love，there’s？God’（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一说为归宿”。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明显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那些以“爱”为主题的人道主义思想源于基督教义。但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并不是独立表现的，作者的“不以暴力抗恶”等主要思想是它的载体。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爱”和“善”居于核心位置。其直接和经常的表现就是对被侮辱和损害的、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无限“同情心”。它进而发展成为原罪意识、忏悔意识、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等被人们称为托尔斯泰主义的一整套完整的思想观念。

一、博爱

博爱是基督教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博爱是处在核心位置的。不仅要爱所有的人，还应当爱“仇敌”，甚至要帮助“他们”，一切为“他们”服务。作者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全力突出这些基督教教条，以便于和开头引用的语录呼应，将自己“爱”的哲学发挥到极致，上升到了几乎绝对的地步。在作品中，作者让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努力对博爱进行实践。为过去的罪孽，聂赫留朵夫请求玛丝洛娃宽恕、要求结婚补偿过失，为此上诉、告御状、陪同流放等一系列行为都是聂赫留朵夫改“恶”从“善”的具体表现。在小说中，聂赫留朵夫除了为玛丝洛娃忙碌以外，还为其他素不相识毫无利益联系的刑事犯政治犯辛苦奔走。甚至他将继承到的土地以不同的形式交到了农民的手中，力图改变他们苦难的生活处境。作为一个地主贵族，是处于什么动机，把许多毫不相干的人、甚至对立阶级当做自己的弟兄？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爱的精神，博爱的表现，这是善的觉醒，这是对基督精神的感召。宗教的力量竟可以这么改变人——基督教的教义，无论是对托尔斯泰本人还是他的代言人聂赫留朵夫，其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在现实中，托尔斯泰努力地像聂赫留朵夫一样实践着。在晚年，他致力于“平民化”，放弃贵族特权和私有财产。

二、忏悔意识

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各自的“忏悔”和“宽恕”，均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使“人性”得以复归，作者认为，既然人人心中都是有罪孽的，因此人是不能通过惩罚和报复别人来消灭恶，从而寻求自己内心的平静和安宁的，人人都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愤恨占据的人的内心而无法使其平静，那么获得安宁的另一个手段只能反其道而行，那就是“宽恕”。一旦宽恕别人，人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尽可能面对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在很多时候，宽恕是不能让作恶的人醒悟，也不能真正消除恶，也许还可能让作恶的人更加为所欲为，但至少，那些宽恕别人的人从此可以给世界带来更多更无私的爱，可以挽留住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友爱。

聂赫留朵夫作为一个贵族地主，按“道理”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当然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忏悔。渗透进他那一代贵族的基督教意识促使他们经常反省，以至于忏悔。所以，他的忏悔，他的良心发现，是宗教式的，不是无缘无故的。起初可能是一种宗教畏惧感，后来就发展成为一种人性的自我需要。聂赫留朵夫在洗刷“原罪”和“忏悔”历史的过程中，由“旧人”变为“新人”，由“兽性”的人发展到了“人性”的人，并逐步跃向“神性”。这种和自我过去决裂的人物绝非托尔斯泰杜撰，宗教意识在促使他们改变原来应有的立场方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三、不以暴力抗恶

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托尔斯泰把聂赫留朵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不断就各种问题发表见解和看法。在陪同玛丝洛娃流放的旅途中，聂赫留朵夫接触到了西蒙松等 “革命者”。对于他们的“暴力倾向”，聂赫留朵夫（或者说托尔斯泰本人）予以充分理解。在道德上，对他们多数人钦佩和尊重，但对他们的“暴力革命”的观点却始终持不同态度。在为玛丝洛娃上诉和陪同流放的过程中，可以说到处充斥着所谓的“恶”和丑陋。聂赫留朵夫竭力和各色人等各色“恶”周旋。在整个过程中，俄国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被揭露得体无完肤。但是，对改革这个社会，作者有自己的看法：“革命，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2］540——显然，这里提到的革命不包含暴力内容。《复活》中所描写的世界中，恶和丑陋普遍存在并且造成了许多悲惨的后果。妇女的堕落，穷人的不幸，被迫的犯罪，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等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恶及造成恶的那些恶人呢？最直接的想法当然是以牙还牙，用正义的暴力对抗邪恶的暴力。这也是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民粹派革命党人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或极不成熟的革命者所采取的手段。托尔斯泰并不赞成革命，或者说至少是没能全面理解革命者。在《复活》的第三部第五节，托尔斯泰这样评价革命者：“他们当中有些人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诚的认为他们有责任与当前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这种活动是出于利己的虚荣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人向往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时期所熟悉的追求危险和冒险行动的愿望，以玩弄自己的姓名为乐，像这一类的感情原是极平常的、精力充沛的青年所共有的。他们同平常人的区别以及胜过平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道德要求高于在平常人中间所公认的道德要求。在他们中间，不但认为节制欲望、生活刻苦、真诚老实、大公无私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认定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牺牲他们的生命，正是他们的本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当中，凡是高于一般水平的人，才总是远远超出一般水平之上，成为罕见的道德高尚的模范，而凡是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才远远地落在一般水平之下，往往成为不老实的、装腔作势的、同时又自以为是的、高傲的人。”422正是因为这种看法，托尔斯泰对于暴力革命并没有持赞成的态度。他认为暴力革命推翻现行的社会制度，并无益于摆脱恶的困扰，正如囚禁和惩罚并无益于犯了错误的人认识过错并改正一样。用恶反抗恶，既不合逻辑，又效果不佳。因为如果善要发挥作用，必须依靠恶的手段，那么就等于承认了善在恶面前的无能为力，更不可能达到善的效果。作者的“非暴力”思想基本来自基督教，由此可见宗教对他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种反对暴力的思想使托尔斯泰一方面坚决和专制沙皇制度、特权社会决裂，另一方面却预见到暴力大革命的危害。

四、道德自我完善

在俄罗斯，其世界观所倡导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基督教人道主义，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在托尔斯泰主义中，表现为“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复活》中他写道：“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在托尔斯泰看来，道德的自我完善便是抛弃利己主义，投身到利他主义中。一个人，如果仅仅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而不惜牺牲其他人幸福的权利，那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的人，而生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如果想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就需要经受很多考验，因为在人心中那个兽性的人会不断站出来试图掩盖每个人温良的本质，诱惑人要及时享乐。所以，当我们认识到内心的这种二重性，就不得不经常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自我”两个字，也就是说，道德的完善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我”，《马太福音》的条条框框不足以约束我们成为善良的人，因为《圣经》中的所有箴言必须与我们内心的神，或者说“精神的人”相对话，相联系，才能得到呼应，才能使我们由内而发地改变。对心中的神的触发，往往只在一瞬间，爱情能让人看到内心的神的可贵，悔恨也能让人看到内心的神的可贵，甚至是罪恶也可以，只是在看到之时人们强迫自己把眼睛闭上，而纵身于罪恶给人们带来的片刻快感之中。

在作品《复活》中，作者对沙皇俄国时代的一切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教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强烈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为作者的这些否定与批判思想是积极的，而托尔斯泰主义是消极的，那么在我看来，否定和批判却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否定和批判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在否定和批判中建构一种新的、值得肯定的东西，托尔斯泰的一生就是不倦地探索宗教真理、自认为发现了宗教真理和顽强地宣传宗教真理的一生。他忏悔自己过去的行为，用宗教精神“净化”自己，以图达到良心的平静。他有渊博的学识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认真态度，敢于向沙皇和教会制度这些庞然大物挑战。《复活》中的否定和批判让我们的思维明朗，而肯定和建构是让我们的灵魂感动。简单地宣称托尔斯泰主义是一种消极的说教是对作者的不恭敬，不论托尔斯泰主义是否太过理想化，毕竟那是作者一生思想的沉淀的精华。

［1］张闻天.托尔斯泰的艺术观［J］.小说月报，1921（12）.

［2］［俄］托尔斯泰.复活［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22-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