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秋

杂色英雄：

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20郎当岁的时候，余占鳌是高密东北乡打棺抬轿行当中的佼佼者，响当当的一条好汉。

他在抬轿的过程中看上了单扁郎的新娘戴凤莲，为了得到她，他大胆地付诸实际行动：大胆地捏戴凤莲的小脚表示爱慕之心；通过杀蒙面盗救戴凤莲而进行了一次强劲生命力的预演；敢于半路拦截戴凤莲，并与之野合；为了戴凤莲而暗杀其财主公公和麻风病人丈夫，自己取而代之；为罗汉大爷复仇而率领土匪部队打日军。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余占鳌充分展现了其原始生命力的巨大潜能，原始生命力成就了他在职业工作中的佼佼者地位，是他赢得戴凤莲芳心的最主要的武器，也是在抗日战争中将他升华并造就其成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主要因素。

余占鳌依靠着这股原始的生命力，打通了一条通往生命尊严和生命自由的道路，它使得余占鳌的形象呈现出一种光辉夺目的杂色形态：土匪之道、侠义精神、民间经验，这些民族血肉里的根性特质，让余占鳌筋肉虬结，阳气十足。

必须承认的是，原始生命力是一把双刃剑，魔鬼和天使同时存在，这使得他们为所欲为，无视传统道德。

余占鳌、戴凤莲等人就是些为所欲为的人，他们在反抗传统道德教化的非道德性的同时，没有守住道德底线，自身也迈向了非道德的歧路。感性生命带着原始生命力的旋风，对传统道德过分压抑的非道德性做出攻击和反拨时，表现出其正当性；而当其走向极端，完全吊销道德的功能时，又表现出其自身的非道德性。

不自觉的英雄，不自觉的罪人

天下大乱多土匪，在中国民间经验中，土匪便是好汉，他们在暴虐残酷的一面还有着侠客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资料显示，民国土匪大都制订了自己的纪律条例，在这些土匪纪律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禁止强奸、调戏和虐待妇女。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土匪这样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名誉，争取民众尤其是本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男女授受不亲、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社会，淫荡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强奸妇女更易触犯众怒，会遭到舆论的普遍谴责。

在古典小说《彭公案》中，作者虚构的一系列罪孽多是为了传播儒家的道德观点，例如书中写道：绑架受人尊敬的女人和成熟的女子，要受到老天爷的处罚和唾骂。整本书所表述的主旨是，强奸和通奸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土匪的余占鳌是个不自觉的英雄，同时也是个不自觉的罪人。

余占鳌杀了单扁郎成了奸夫之后，他回忆起了少年时代杀母亲的和尚奸夫的事情，也许他认为母亲死了丈夫之后就应该安心守节，勾通奸夫是不对的，而勾通和尚奸夫就更不对了。但在13年后，当余占鳌处理其亲叔余大牙强奸民女玲子事件说“睡个女人也算不了大事”这样的话时，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其对前后两件事态度和做法的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莫言并不想让他笔下的人物和自己受道德的牵累，他努力想做的就是一个率性而为的自由人，一个我为道德立法、道德即我、我即道德的自由人，尤其是在性爱婚姻伦理道德方面，真正地做到率“性”而为。戴凤莲在临死之前向天发问：

“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还原“青杀口”：

一个叛徒的抗战史

莫言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有个村子叫孙家口，村头有座石桥，横跨胶莱河，据当地老人讲，这座桥至少有200多年的历史。《红高粱》中伏击日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即著名的“孙家口伏击战”。

曹克明是孙家口伏击战的指挥官，他是余占鳌的原型。

这是一个身份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曾是共产党员，曾任中共潍县县委书记。但在1930年3月，曹克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叛变，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曹克明在叛变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并积极加入了联庄会。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像其他叛徒那样被他以前参加的组织追杀、处决。1937年下半年，在曹梦九县长登高一呼之后，曹克明在西北乡拉起民枪，走上抗战之途。

《高密县志》记载，1938年初，为便于胶县、平度两县的日本驻军联系、协防，日军征用高密、平度、胶县等地的民夫40多万人修筑胶平公路。修路毁坏沿途庄稼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的骡马、大车也被鬼子洗掠一空。日军恶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仇恨，曹克明决定在胶平公路打一个伏击战，教训一下这帮穷凶极恶的鬼子兵。

1938年4月16日上午，8辆日军汽车进入曹克明的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居高临下，枪弹齐发。日军慌忙躲到车底顽抗，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战士们还缺乏作战经验，先后有数人中弹牺牲。情急之下，一名有经验的老队员率领十多人，每人抱一捆点燃的高粱秸，奋不顾身地将汽车点燃，浓烟和大火把鬼子从车底赶出。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除一名鬼子兵躲进路边的高粱秸漏网外，其余全被击毙。

激战中游击队共伤亡30余人，曹克明的胞弟曹正德，族弟曹焕德、曹平德牺牲，几遭灭门之祸。

此后，曹克明的部队得到了快速发展。1945年1月，据该部向上峰呈报的部队状况资料，曹部在敌后抗战七年，发展成官兵约4000人的强大游击队。

1948年初，曹克明被任命为国民党整编32师独立旅办公室主任；同年7月改派为第11绥靖区上校高参。不久，曹克明入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受训，结业后即返青岛，任国民党国防部山东登莱青地区“人民剿匪义勇军总队”副总队长。第11绥靖区在山东失败后由青岛撤退到台湾，曹克明随去。

1972年1月24日，退役陆军上校曹克明在台湾省立基隆医院病逝，享年68岁。《山东文献》杂志刊载了曹克明遗孀的文章，略谓：“亡夫曹克明先生，抗战期间曾历任政府军职，在山东地区领导游击部队，对日寇作殊死战，以迄日军投降……忠党爱国，从不后人，对日军之英勇作战，坚贞不二，乡人咸知，国防部有案可稽……”

而此时，余占鳌的另一个原型刘连仁，在日本北海道穴居13年后，已回到祖国14年。在高密故土上，他一直活到2000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