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

那年，一个朋友携子到新加坡读书。他儿子参加了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智力测试，成绩非常好，新加坡教育部允许他的孩子报考新加坡最好的十一所中学。这种做法，在中国恐怕是行不通的。

国人相信人在智力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能做伟人、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只要后天努力。

新加坡承认人有不同的智商，因而有不同的潜能。他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留给那些智商高的学生，把一般的资源给一般的学生。反过来，也绝不要求所有的人在学习上都达到一个水准。比如，他们中学的外语教学就和我们的不同，对于跟不上的学生，他们准备了一个“B”级课程，允许这些学生选修比较低级的内容。这和我们中国完全两样，我们中国不管你是什么资质，一律学难度一样的课程，还要你学好。

新加坡承认精英是要有天分的，所以，他们不鼓励每个人都做社会精英。在新加坡生活得久了，有个很明显的感觉，这里人人都心平气和，没有那么多怨气；相反在中国，似乎总有那么一些人怨气冲天，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本来是可以做大人物的，但是，社会压抑了他，没让他做成。新加坡每年只选拔很小比例的学生精英，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无论是进入政府机关，还是个人创业，都会获得政府的扶持。他们全额资助那些精英出国留学，也全额资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到新加坡留学，却没有提出普及大学教育的口号。新加坡有许多技术学校，智力不够的学生可以进这些学校学习一门技术，将来做技工。

当然，新加坡的技术工人工资比一般白领高，这是重视技术工人、尊重体力劳动的表现。中国的情况则是鄙视体力劳动，重视脑力劳动，逼得人人都要读大学，坐办公室，最后谁去田野和工厂呢？

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的理想教育可能过了头。我曾经在上海一所小学听课，课堂上，老师要学生们说出自己的理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想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没有一个想做工人或农民的。

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做法过了头，让一个中等或者下等资质的学生去和高等资质的学生竞争。我们承认人在体力上有差别，却不愿意承认人在智力上也有差别，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害了那些学生：他们付出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勤苦，得到的却是学习、工作跟不上的苦恼以及因为自己不成功而衍生的怨天怨地的愤恨。他们永远也得不到乐天知命的乐趣。

我有一个朋友，他鼓励他的女儿将来要到美国留学，做杨澜，仿佛只有做了杨澜才叫成功。但是，依我看，他的女儿只不过是中等资质，取得杨澜那样的成就，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是，恐怕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体力和心智代价。我很可怜他的女儿，在这样的父亲的教育下，她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心满意足的那一天了。她有一个高不可及的理想，对她来说难如登天，但是，她却偏偏要坚持这份理想，她将来会怎样呢？我但愿她早早放弃那个高不可攀的理想，否则她会一生不幸。一个以杨澜为楷模的中等资质的人，能有多少机会体验人生的快乐呢？

我在新加坡工作期间，常常坐的士，我感到他们的的士司机都心平气和，可以说是安贫乐道，没有人宰客，更没有人抱怨不停。他们认为做司机也很好，虽然和教授有很大区别，但是，人本身就是有差别的，所以，他们能接受。这和中国的的士司机完全两样。中国的的士司机都认为他们本来可以成就大业，最后被迫忍受劳苦，所以，都愤愤不平，恨不得都宰人一把。

新加坡的的士司机能安贫乐道，怡然自得地生活，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观念——不占有，不嫉妒，这种心平气和应该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反过来，我们整个社会也要有种气氛，一种是保护和尊重体力劳动，一种是尊重安贫乐道的平凡生活。

【原载2014年第19期《意林》】

插图 / 铺路 / 李 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