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五四运动，学生上街，市民围观，政府不镇压。只有那些在抵制日货中，砸人铺子，抓卖日货的店主戴高帽子游街，而且又被店主告发的，才会被警察逮捕。这样的热闹，又有着爱国、救国的大名头，好事的人们，哪有不凑趣的道理。所以，好多地方的花业，也参加进来。

花业就是妓业，今天所谓失足妇女的买卖。只是，在民国娼妓是合法的，所以固然有社会上的抵制声音，这个行业，也勉强算是一个正当行业。那个年月，男人逛逛胡同，不算什么失德，逛胡同连家都不顾了，才算是。五四运动爆发，就是冲官府去的，北京的八大胡同，跟官府关系密切，出于生意考虑，八大胡同中人没有掺和学生运动的。但是上海和江南各个城市不一样，那里的花业高度市场化，兴衰跟官府关系不大。所以，运动一来，花业的花魁们群起响应。

当年上海的花业是江南花业的旗帜。妓女分三六九等，第一等校书，第二等长三，第三等幺二，余下的，就是些野鸡和咸水妹了。见于当时记载的妓女爱国行动，一般都是高等妓女做的。一说日本人欺负我们，国民要起来爱国，幺二以上的妓女特别积极，青楼救国团就是她们成立的。发布声明，告花界同胞书，撒传单，开着汽车出去撒。捐款给国民大会，开设茶水点，免费招待游行的学生。那时节，每个书寓门前，都贴有爱国标语，还特意表明，日本人恕不接待。比后来的抗日好汉们文明好些，没有人写“日人与狗，不得入内”。有的妓女乘坐人力车跟着游行队伍，摇着白旗，上面写着“请勿暴动”字样，约束学生行动理性，成为游行中的一景。抵制日货，妓女们也很积极，这对于依赖日本化妆品的若辈，其实相当不容易，但她们坚持下来了，不仅抵制日货，而且提倡国货，身体力行。在当时，高等青楼女子的穿戴打扮，是整个上海良家妇女的风向标，她们穿什么，用什么，别人都跟着走。所以，她们的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作用绝对大。一个名妓的一身国货打扮，比众多女学生喊破嗓子都管用。

报纸上，经常出现妓女写的爱国文章和诗篇。虽然很可能这些文章都是出自妓女身边文人的手笔，但都打着这些名妓的名头。显然，有人代笔，不等于本人没有这个意思。那时上海的妓女，爱国热情特别高，比身边的文人还高。文人们是为了讨好她们，才频繁动笔的。不仅如此，妓女们还多次组织罢工。上海市民，“六·三”之后才举行三罢，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但人家妓女，在“六·三”之前，就罢过一次，“六·三”之后，又跟着罢，比别的阶层积极多了。

在历史上，“商女不知亡国恨”是一种文人持久的遗憾。即使亡国了，这些文人也不希望自己喜欢的女人转而伺候异族的统治者。当然，这是一种没有可能的梦。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某些妓女的恩客刻意灌输某种观念，而妓女跟恩客之间又情好日笃的话，妓女接受爱国，甚至革命情绪的感染，却又相当的容易。尤其是层次高的妓女，衣食无忧，生活优裕，对于道德、正义、爱国这样的宣传，特别容易被感染。在这方面，她们跟女学生是一样的。由于没有女学生那样良好的社会地位，她们的冲动，反而要强烈许多。

自打同盟会闹革命起，革命党人就喜欢在妓院流连，很多革命党人的密谋，甚至就在花酒席上，革命党人办的报纸，编辑就在胡同里。但绝少听说有妓女告发过革命党、革命党的活动是因为妓女的掺和而败露的。相反，我们倒是见过不少革命党人，拐了人家妓女私奔的。

当然，多数的妓女其实不懂政治，即使对政治有热情的高等妓女，也不见得真的就知晓其中的奥秘。她们参与政治，热心救国，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赶一种时髦，特别的时髦。极而言之，说她们是被骗了也无不可。五四运动期间，那些被报道的妓女爱国行动，在最初，无疑是有夸张成分的。很多报道，特别把妓女的爱国跟官员的卖国相比较，人们是在用妓女的行为，羞辱被他们视为卖国贼的曹章陆之辈，顺便的，也激发一下普通人的爱国热情——连妓女都动了，你们为何还不动？当然，人们真的动起来，妓女们也就更积极了。

（摘自《凤凰周刊》2014年第10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