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波

一切都得从1868年说起。时年，日本国孝明天皇驾崩，16岁的小皇子睦仁匆匆即位。当朝大臣们游目于卷帙繁浩的中国典籍，终而相中了《易经·说卦传》里的句子——“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自此，年轻的天皇改元“明治”。

在此之前，“唐风”压倒“和风”。日本一直孺子般贪婪地吮吸着西边大陆的文化精髓。

明治维新之后，“和风”压倒“唐风”。逐渐健硕起来的日本，不再需要母乳的滋养；而在中国，日本文化渐渐流行。毋庸多言，人们口头和书面频繁出现的现代高级词汇往往来自日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文明”、“社会主义”……

“哈日先驱”变身“反清义士”

明治天皇登基后，从《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摘出“维新”二字，开始逐步实践自己的强国理想。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日本国力迅速增长，一跃而成足以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大国。此后，日本先后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

而在隔海的对岸，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洋务自强”的美梦中惊醒了，他们痛定思痛、立志变革。在看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巨大进步后，疾呼在中国也推行变法运动。其中呼声最高者，莫过于康有为，他在《日本政变考》中陈述“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速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此时，中国呈现出第一次“哈日”的高潮。

这次高潮深刻地体现在赴日留学生的数量上。19世纪末，中国留日学生也不过一二百人，到1906年，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持续井喷，超过12000人，在这批留学生中，包括中国近代史的一众名人孙中山、鲁迅、周恩来、郭沫若、王国维、秋瑾、陈独秀、田汉、周作人、蒋介石、廖仲恺等。

在日的留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本的先进资本主义文化知识。课余，他们还创办各类刊物，如《清议报》、《国民报》、《浙江潮》、（《江苏》等，以期将日本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介绍回国，启发民智。创立译书团体也是这些留学生热衷的活动。

此时的哈日之风，对于促进中国现代化，改善风气，宣传自由、民主思想，自然功不可没，更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进程。康有为变法失败后，匆匆逃往日本，鲁迅在仙台看到国人麻木的神情后，终究弃医从文，女侠秋瑾甚至脱去旗袍马褂，改着一身和服，腰佩倭刀，宣扬“反清”大义。这批留日学生的身上深深地烙上了“革命”二字，哈日派摇身一变成了革命派。

直到1915年，“二十一条”的提出，激起了中国上下一心的反日浪潮。这股反日热也是由接受了新文化的留日学生首先发起。在中国各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运动中，这场波澜壮阔的哈日运动走向了尾声。

“芭蕾外交”始破冰

20世纪中国的命运一波三折，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大爱大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无疑给中国人带来了最沉重的伤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日本的交往也几乎完全停止。芭蕾舞开启了中日两国间的破冰之旅。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将中国的《白毛女》搬上日本的芭蕾舞台，赢得各方好评。自此之后的50多年里，松山芭蕾舞团频频来华公演，受到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开启了中日关系的“芭蕾外交”。

转机发生在中美建交的1972年。那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份条约开启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新阶段，从此，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这个一衣带水的东方邻国，再次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样板。

“友好之船”就是这一时期的特定产物。日本兵库县知事板井时忠最早提出这一创意，便带领数百名日本青年乘船来中国港口访问。后来发展成中日双方友好交流的一种固定模式，史称“友好之船”。

在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和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大规模的中日“友好城市”工程拉开了序幕。天津与神户，西安与京都、奈良，上海与横滨、大阪有幸成为中日间的第一批友好城市。

日星横扫影视圈

日本电影就在这个时候，悄悄地走进了中国。在那个刚刚解禁的年代，中国人早已厌倦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革命样板戏，日本电影恰似从太平洋吹来了一阵清凉怡人的东瀛海风，血泪淋漓的情感故事打动了无数中国人。（《追捕》中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和中野良子的飘飘长发，《绝唱》中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的金童玉女组合以及《生死恋》中网球场上栗原小卷青春跳跃的背影，都成了一时的风尚。

火爆场景由此拉开。1979年，在《追捕》中扮演女一号的中野良子应邀访华，中野下榻饭店中的工作人员一听说“真由美”要来，都凑在一起为她表演舞蹈、弹奏乐器；大街上，到处都是中国影迷，挥舞彩旗，热情呼唤着：“真由美！真由美！”

电视机的逐渐普及，让日本电视剧也着实火了一把。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主演的《血疑》哭倒了半个中国，而荒木由美子带来的《排球女将》在中国女排“五连冠”之际适时播放，引起一时轰动。1999年，日本学者原由美子和盐田雄夫做过一项抽样调查，在中国大陆有75%的人看过《血疑》，72.6%的人看过《阿信》、57.2%的人看过《排球女将》。

日本影视明星还塑造了一代中国人的时尚观。在上海，爱美的姑娘们纷纷模仿《追捕》中的真由美，留起了飘逸的长发，有的店铺甚至直接改名“真由美理发店”。山口百惠在（《血疑》中青春女大学生的穿着打扮，也成为很多中国女生一时追逐的时尚。

到90年代后，日本影视剧在华逐渐低迷，但成人电影（AV）却在民间异军突起。饭岛爱、苍井空先后赢得大量人气。

质量“杠杠”的日本家电

日资家电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家电军团。在早期，中国内地的电视、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东芝和松下的广告，一时间，“Toshiba Toshiba”和“松下电器Panasonic”的广告语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段子。紧随其后，三洋、夏普、日立、索尼等品牌的产品纷纷大举进入中国。1978年中日贸易额为48.2亿美元，1981年超过100亿美元，到1991年达到228.29亿美元。仅三洋一例，当年在日本国内曾是濒临倒闭的企业，后来向中国大陆大量销售产品，渐渐地获得了国人的认可，购买量迅猛增长，硬是被哈日族们救活了。endprint

到8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的家电厂商开始将销售重心由产品市场转移到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出口上。单单一家松下，就在中国实施了180多个技术转让和成套设备提供，四川长虹电视和无锡小天鹅洗衣机就得益于松下的技术转让。

日本动漫：70后、80后的私房菜

“越过辽阔天空，啦啦啦飞向遥远群星，来吧！阿童木，爱科学的好少年……”1979年底，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在中央电视台开播。这个诞生于核时代，却又英勇、无私、心中充满友爱的机器人，立马成为中国孩子们心中的偶像。

紧接着，《花仙子》、《聪明的一休》、（《圣斗士星矢》、（《龙珠》、《阿拉蕾》等日本动画片大举入华，每天下午5点之后，就在各大电视台上轮番上演。国产的、日本的、美国的、欧洲的，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一枝独秀的一定是日本动画片。曾有机构做过调查“中国青少年喜爱的动漫作品”中，喜欢日本动漫的占60%，远高于喜爱中国动漫11%的比例。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一道令下，全国各级电视台所有频道在每天17时到20时的黄金时间内，均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和介绍境外动画片的资讯节目或展示境外动画片的栏目。风靡中国荧屏的20多年的日本动画自此被大举清扫出门，国产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开始火热，成为“零零后”孩子们的新玩伴。

日本动画被赶出电视屏幕后，开始先后转战盗版VCD和电脑网络领域。进入21世纪，互联网和家用电脑的普及，让看日本动漫变得易如反掌。已经20多岁的80后动漫迷们，自发组成各类团体，组建各类影视翻译论坛，免费翻译、校对、压制、发布最新的日本漫画。日本刚刚播出的动漫，往往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在中国实现同步上映。《火影忍者》、《海贼王》、《名侦探柯南》、《夏日友人帐》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对于看着日本动漫长大的80后来说，小小荧屏永远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COSPLAY和庞大的日漫周边产品由此兴起。除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日本动漫对于当代汉语的影响更不容小觑。调查资料表明，1998年中国学习日语的总人数为24.5万，到2009年，增长到了82.7万。日语则通过日漫在年轻的口头快速传播。“控”、“宅”、“萝莉”、“给力”等词语先后进入年轻人的口语中。

精致典雅的日式生活

用四个字概括日本人的生活气质，“精致典雅”足矣。在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人自古就形成了物尽其用的生活习惯，即使再狭小局促的空间，都能充分利用，并点缀得错落有致。这样的民族性格，造就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上的作风，自然是颇为讲究细节。

哈日派们崇尚日式的生活，自然免不了“小清新”的吃喝。对于习惯了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人，在舌齿间感受细腻爽滑的日料，已成为一种高规格的享受。生鱼片得叫做“刺身”，海带得叫做“昆布”、鲑鱼得叫“三文鱼”、豆沙糖叫做“羊羹”。在食材上，日本料理擅长呈现“初物”的原汁原味，因而生鲜美食自然成为哈日食客们的首选。

在这样一个处处被诗化成艺术品的国度，饮茶自然也不是一件小事。中国传统茶道古已失传，哈日族们断然不能接受现代的礼法。好在“礼失求诸野”，“和静清寂”的精神在日本茶道中得以发扬光大，并永续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哈日族还“哈”回了失传已久的抹茶。现在的中国，抹茶已大举进攻食品产业，成为新的口味选择。

哈日反日与知日

“哈日反日，不如知日”是苏静的话，他是（《知日》出版人兼总经理。作为力图呈现一个鲜活、真实的日本，并呼吁当代青年理性思考、认识日本的Mook（以书代刊的出版物），《知日》的理念在其宣传语中体现得很明朗——“专为兼具新知探索和思考力的华文年轻一代服务，提供最有创意、最具价值感的文化阅读”。

思考与阅读都是一种力量。弗洛伊德就相信，无论两人之间存在何种亲密关系，其中都包含着拒绝、积淀着仇恨。这种感觉被长期压抑，一旦时机合宜，便会井喷出来。在中日关系上，弗洛伊德的论述相当恰当。这是一种镀了不死之身的、被压抑着的仇恨，在经历了建国后的各类运动和七八十年代的蜜月期，仇恨仍然存在。而靖国神社与钓鱼岛就成了这种仇恨爆发的导火索。

日本领导人怎么敢悍然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一些地方打砸日本汽车、焚烧日本厂商的“仇日”行为后，一个新的概念呼之欲出——“知日”。

“知日”并非简单地知道日本、了解日本，而是通过全面、详细、深刻的洞察，形成对日本的客观、理性的认识。早在1928年，戴季陶在《日本论》的开篇中就指出了当时国人对于日本的两种不正确态度，一是“实力主义”，一是“自大思想”——“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

戴季陶曾说：“日本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观察了几千次”，而一百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反向了解却始终难望其项背。

（摘自《天下传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