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业

胡适相信，“做人的成本是仁善，是不断地去帮助别人”。他乐于解囊相助朋友、同乡、学生和那些向他求救的人，可他从不以慈善家自居，他对攫取权力和积累钱财没有丝毫兴趣。胡适的讲学和稿费收入在同行中自然是很高的，但也架不住他千金散尽的文人豪气。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曾埋怨他说：“你今天资助张三，明天资助李四，再这样帮助下去，我们也要人家资助了。”胡适不以为然，他的信条是“因为我知道我借出去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这就是他创定的“胡氏高红利”模式。江冬秀不愧贤内助，经胡适的一番解释，她也想开了，夫妻之间达成不成文的协议，只要胡适要资助别人，大管家江冬秀都二话不说给钱。

1920年4月，方豪、贾寿椿等五位学生组成“游日学生团”，去日本考察社会情况，介绍中国青年的思想和活动情况。胡适热情支持这项活动，为他们垫付旅费。（耿云志《胡适年谱》1989年版83页）

1923年3月4日，胡适的远房表亲汪静之写信说：“自己陷入上天天无路，入地地无门的困境，现在只有你能救我，求你速为我设法。”1923年4月23日又致信：“愿你再借助数十元，济我紧急的正用。”由此可推想汪静之已经得到胡适的资助。

1923年9月9日，胡适致信江冬秀，请她于“绩溪会馆存款中借180元给胡敦元作学费”。胡敦元，绩溪人，比胡适小14岁，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1925年赴美深造，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25年，胡适借给中国公学的同学张奚若1000元，作为自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路费。张奚若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执教，主要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苏育生（《胡适与张奚若》，《胡适研究通讯》2010年第3期）

1927年1月7日，“五四”著名学生领袖许德珩致信，收到胡适的信和寄款表示感谢。告14日自马赛启程，所借之款拟归国后一年半内归还。（耿云志（《胡适年谱》155页）

1930年3月，湖南女子李欣叔给胡适写信讲述她离家出走的经历：“一来我的父母亲强迫我从人，二来我自从看了五卷《新青年》杂志，就不满意我的环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经过黎锦晖介绍，这名女子见到了胡适，胡适给她一笔钱，让她先治目疾。（耿云志（《胡适年谱》82页）

1932年1月30日吴晗致信附言：附还汇票洋40元，请收为盼。（《吴晗自传书信文集》81页）

1937年10月9日，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提到：“在香港遇见陈受颐夫妇，穷得不得了，我借了钱给他们做路费，介绍他们到檀香山大学去教一年书。”20世纪30年代初期，陈受颐曾任北大史学系主任。

陈寅恪自幼患有眼疾，抗战期间右眼失明，左眼也有视网膜脱落危险。在伦敦治疗未果，1946年，陈寅恪乘船回国，途经美国。胡适当时正在纽约紧急打点行装，准备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知道陈寅恪的病情后，他找了许多眼科专家为陈寅恪治疗，都没有结果。于是胡适“百忙之中请人去银行办汇票1000美金，请汉升带给寅恪。”（《胡适日记》1946年4月16日）

1947年冬，全国经济崩溃，在清华任教的陈寅恪无煤生炉火，胡适想要资助“一笔颇大数目的美元”，陈寅恪坚决不要。胡适诚心要帮忙，陈寅恪让步说，愿以藏书交换。胡适让季羡林带胡的汽车去清华陈先生的家中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愿收2000美元。

1948年3月27日，以上海新汇来1200元稿费，捐给北大的自费生助缴食费。（季维龙等（《胡适年谱》1986年版780页）

1952年胡适到台湾讲学，将父亲著作的稿酬又加上2200元共7200元捐作台东籍大学生奖学金。胡适父亲胡传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还在襁褓中的胡适和母亲一起跟随父亲在台东居住，三岁时回到大陆。

1954年，电机工程学者陈之藩想要到美国深造，但身无积蓄。胡适知道后拿出2400美元给他充当赴美留学的保证金。陈之藩与胡适相识于1947年，当时陈是北洋大学大三的学生，在广播里听到胡适的讲演，便提笔给胡适写信，后来两人成为忘年笔友。胡适1962年在台湾逝世的时候，在美国任教的陈之藩含泪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动情地回忆：“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

1958年11月，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教育学家）余家菊的眼睛瞎了。他前年到美国去开刀，为了医眼睛，中央只给他一千美金，怎么够用。我帮了他一个大忙，花了不少钱。”（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82页）

1959年12月，胡适对胡颂平说：“将支票1000元送给董作宾先生。我希望他不要去南洋，他身体还没有复原，远行是以生命为儿戏啊！”胡适计划每月送去1000元。（朱洪《胡适大传》1229页）董作宾1959年5月中风，治疗后行动和语言迟钝，但仍坚持工作。1960年，董作宾还是去了马来西亚大学担任校外考试委员。

1961年，大学毕业不久的李敖非常穷困，把裤子都送进当铺。胡适听说后，写信给他并附1000元支票。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访谈中说：“那时候1000元相当于现在4万块钱的新台币，就是相当于1万块钱的人民币。他帮了我很大的一个忙，我把他的支票兑现以前，还特别照张照片。”

1959年，在担任中研院院长期间，胡适与一位热心学习、关心民主政治的卖烧饼小贩袁瓞成为朋友，数次通信和在家中接待他。得知袁瓞患鼻癌，胡适写信给台大医院院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责。”1961年，在胡适的葬礼上，人们看到一位衣着普通、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孤独地站在人群中，与满堂文人和官僚气质不同，他就是袁瓞。相比于许多自称与胡适有交情的江湖显贵，这个卖烧饼的小贩更有资格说：我来看望的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4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