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祥青

三个甲午年：中国命运的三大转折

◎ 孟祥青

1894、1954、2014，三个甲午年，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大转折，不能不让我们掩卷沉思，感慨万千。

1894年甲午战争：救亡图存的起点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侵华的肇始。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早已有之。早在16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产生了“天皇居北京，秀吉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但囿于国力的原因，三次侵朝均无功而返。但此后，开疆拓土必先自吞并中国始，成为日本的信条。

在甲午海战前的1886年，日本即派遣间谍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民情、人口分布、军营位置、山川地理作了详尽的侦查。在军事部署上，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主的海军战略，组建了进攻性的联合舰队，并组织了多次海军大规模对抗演习和陆海军联合大演习，为其对外侵略扩张作了充分的准备。

反观清政府，不但在政府高层存在着“海防”和“塞防”之争，制约了海军的建设发展，而且在海军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上均存在较大误差，基于畛域、地域观念的海军力量设置，极大削弱了海军的整体作战力量。在对海军舰队的运用上，也将海军的作用局限于“拱卫京畿”，严重束缚了海军进攻力量的发挥。同时，朝野上下弥漫的贪腐之风，也严重打击了士气和作战能力。

仅从双方战前的各项准备来说，可以说大战未至，胜负已分。

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让日本“赌博式”的侵华计划得以奏效，沉重的割地、赔款条约成全了日本的快速崛起，也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此为节点的60年，“驱逐日寇、抵抗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日本取代欧美列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侵略者后，其对中国的奴役和压迫，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残杀，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1954年再逢甲午：走向复兴的开端

1954年甲午年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走向复兴的真正开端。这个甲午年之所以具有节点性质的意义，皆源于两件事情：其一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的结束，其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只是一场二战后的局部战争，却奠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的基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西藏和沿海少数岛屿还未解放，大股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基层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已经建立的基层政权还不巩固；经济上，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繁重；而军事上，解放军精简整编工作刚开始，军队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海军、空军和装甲兵部队都在组建过程中，部队没有现代化装备，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经验，且解放军大部分部队已投入恢复国民经济的生产建设，没有打仗的准备。

反观美国，195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全面掌握着战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还拥有原子弹和其他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选择和平还是战争，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从抗美援朝战争收获的“利益极大”。

首先，中国出兵朝鲜打断了美国遏制中国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冲破了美国对我的战略包围，粉碎了其妄图征服全部朝鲜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识到中国的意志和力量，缓解了打压中国的势头，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为我们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环境。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获得了苏联的信任和援助。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使新中国不仅没有因为战争影响经济建设，反而在战争期间积极恢复生产，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苏联的援助还使志愿军武器装备有了突破性的改善和加强，有力促进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再次，抗美援朝战争推动了新中国领导人思想认识的巨大飞跃。高强度的军事对抗改变了革命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观念。领导层首次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科教文化事业放在同步并进的位置上，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特别是加深了对现代军事科学的认识，全军掀起了现代化、正规化和系统学文化的高潮。

1954年还有一件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即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4年又逢甲午：由富到强的节点

2014年又逢甲午年。因为特殊的年份和敏感的钓鱼岛争端，日本不可避免地仍然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自我“刮骨疗伤”的改革勇气，已经注定了我们的使命任务不能也不会再局限于“战胜日本”。然而，随着美国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在扩军修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又让我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日本”。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义甲午年，怎样规划好今后60年的建设蓝图，需要我们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发展目标、对日斗争方针和国际定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一，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军梦”，这是21世纪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最大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强大国防力量作后盾。否则，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可能成为一堆瓦砾。所以，强军是历史的警示，时代的呼唤，和平的需要，军队的使命所在，责任所系。

第二，我国与日本围绕着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的结局取决于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历史已经并将再次证明，时间在我们一边。纵观人类历史，领土争端的解决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解决领土争端也有过各种模式，既有兵戎相见，也有和平谈判，但不论哪种模式，都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力量，即使是和平谈判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强权的条件。中日钓鱼岛争端既是硬实力的较量，又是软实力的博弈。扎扎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不断提升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方是解决钓鱼岛问题乃至最终解开中华民族“甲午年”心结的根本之路。

第三，积极适应我国国际角色的转变，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如果说1894年甲午年是清王朝由衰到亡的节点，那么新的甲午年就是中国由富到强的节点。而要实现国家的强大，我们不但需要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宣传“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发挥“中国作用”。

随着中国崛起，今天我国的国际角色已经发生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转变：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一个迅速崛起，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由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反对者转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转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被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

国际角色的转变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日趋复杂，使外部环境变化与我国内部政策调整越来越紧密相关。“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重大因素。所以，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有利于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这也是时代赋予这个新甲午年的新内涵、新精神。

（选自2014年3月7日《参考消息》，有删节。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