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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原创力

2014-11-15

红岩 2014年3期
关键词:现代汉语母语现代性

编 者

“美国至少向世界文学贡献了三个诗人,如果没有他们,今天的一切都不会是这样……”1984年4月的一个春日,当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带着国际诗人的身份和一双永久性失明的眼睛,来到美国中北部印第安纳州,如数家珍那般,面对全人类述说着诗歌世界里的人与事;同一时间,在中国,正悄悄酝酿和经历着一场—蓄势待发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此次运动参与者众,且极具原创精神,若干年后,甚至彻底诊治、矫正和改变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流弊与症候。其中的一些由诗歌实物(各流派的代表作和诗歌宣言)慢慢叠加起来的诗歌观念,由于它们在母语特质和多种可能性基础之上的—开创性写作气象,已逐渐形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精神之典范。诚如博尔赫斯接下来关于个人写作与整体文学的关系所叙那样:“他们是文学的基础。”如果缺了这些人,缺了这些自由体诗歌诸多的发明者,所有当代文学都将是另一种样子。博尔赫斯甚至直接肯定了那些闪光的名字,他说:“这些人当中首先是惠特曼,其次是爱伦·坡,至于第三位,我要推举弗罗斯特。”那么,30年前在中国发生的那场“八十年代诗歌运动”,基于参与者们的创造力与颠覆性,和对“现代汉语言”运行至国际视野下“现代汉语诗歌”中的探索、沉淀及后启来者之功德,开疆辟土,仁育义征,这些战功赫赫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和主将们,他们中有一长串名字可以列入—对中国诗歌有着巨大贡献者的名单之中。若干年后,或许他们和他们“后人”中的某一位、两位或更多来者—在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语境”的格局和状况之中,可以代表现代汉语诗歌,像辉煌的中国古典诗歌中,那些伟大的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苏东坡、陶渊明等等那样,同样也可以对国际诗歌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现代汉语诗歌得以在全球化语境中定位自身的创作坐标,始于朦胧诗以降,第三代诗歌的崛起。其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历经各种潮流冲击,带来观念巨变与诗歌精神的极大积累,而不断成长和成熟;及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八十年代诗歌运动构建起来的精神向度,在网路上得以深度延伸,呈现出一种“后现代巴别塔”似的—立体的、多元的和多维的语言景观。总体来讲,相对于1949-1976年间的第一代诗人,和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第二代诗人所界定和建立的诗歌概念与秩序,第三代诗歌及后来者们的原创精神,把诗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在诗歌中融入日常和将戏剧性场景移植到写作中,以口语的方式对传统行以颠覆,获得更多书写自由,促使中国诗歌呈现出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趋势和景象。因其区别于宏大叙事,倡导小人物平民意识,重视流派与理论建设,在创作上呈现出高度的汉语言母语意识,用日常的、自由的,和富含现代性“口语化”之母语形态,拓展了当代新诗发展的空间,而最终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分水岭。这个文学景观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由各种出版物和大量的民刊,将外国文学不断地介绍到中国。那时的一些先锋诗人在考量自身诗歌之时,已有意识把作品放到一个更广大的人类文化背景中去讨论,自觉地汇入世界文艺思潮,逐渐建立起一种全球化的文学意识。进入九十年代,社会进程全面提速,与诗人们的身心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变革。一夜之间,一切标准观念都失去了原有的规范,伴随而来的是流行文化的兴起。此间,一些有意识的诗人通过对被刷新的时下文化语境的快速接触和研究,将日常迅速转化为另一种诗意,以后现代艺术逻辑和文学思维,表达别样的文学思想。他们和他们的后来者,已脱离苍白的象征手法和泛滥的抒情风气,甚至直接参与到具体的流行生活,通过诗歌之眼探询新的诗性,以表述自己的见地,整理并批判各种文化道德,企图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现实和历史的进程,期望着发生某些对具体生活的影响。无疑,这些将文化现象演变至诗歌创作中的行动,促使当下诗歌形态快步融入一种开放型、创新型和日常性的语境之中,逐渐形成某种全球化语境下的诗歌创作意识。

事实上,世界文学视界从未放弃和离开过中国风度的诗歌,甚至,于国际诗人眼中,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在他们有意识的学习和借鉴中,中国古典诗歌早已融入世界文学语境,各国诗人深受启迪,“很多外国诗人背后都站着一位中国诗歌大师,或一位中国哲人,或枕着一部中国经典。”(董继平语)。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加里·斯奈德、奥拉夫·H·豪格、詹姆斯·赖特、迈克尔·布洛克等等一大批各国优秀诗人,均为中国古典诗歌之拥趸。王维的忠实fans罗伯特·勃莱尤为如此,他甚至坦言道:“我自己这一代美国诗人,包括詹姆斯·赖特、加里·斯奈德等人,通过阿瑟·威利、罗伯特·佩思等人的译文而深受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我们当时发现自己被英美学院派诗包围,这种学院诗能够谈及理念却无法深入情感,能够触及形式却无创新,大有忽视自然的倾向。因此,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使陶渊明、杜甫、李白诗中的某些风景适应了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风景,而他们的风景特征透过这个窗口,比透过莎士比亚、济慈、丁尼生或布朗宁的窗口更为清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人也早已发现这个奥秘,他们在放眼全球的同时,更多转向于对母语精神和传统诗性的承继,对诗歌遗产行以现代性之杂糅跟拓展,创新书写方式,缩小表达差异,以建立实现人类诗性之共通的—新的汉语言诗歌空间。

新诗百年,尤其是自朦胧诗以来,“第三代诗歌”以降,在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语境当中,正是基于无数个体诗人的自我完善,和各种有理想的诗歌团体及流派的诞生,现代汉语诗歌精神才得以形成,并融入国际文学语境,缓慢地,同时也是快速地—与世界诗歌达成同步。然而,发展至今,现代汉语诗歌精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态?当下现代汉语诗歌的生态如何?它在世界文学的经纬度当中,又处于怎样一个坐标点?……与此同时,在我们的诗歌生活中,尚有这样或那样一些深沉的忧思。如今在全球化语境下谈及异域诗歌,或其它诗歌版图的特征,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指出:美洲大陆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精神,欧洲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乃至于北欧的冷抒情、东欧及苏俄诗歌中铁幕下的抑郁与反讽、拉美西葡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反诗歌”等等……。说到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建设,留给世界诗歌读者的印象几近于无,汉语诗歌的“标志性”特征,对外大多还停留在中国古典诗歌,和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意象、意味跟意向(诗言志)的衍生等等之上,几乎找不见一个—发生自现代本土诗歌中的现代性贡献,尤谈不上对世界诗歌进程中,行以刷新或颠覆性贡献的代言词。我们以为,“八十年代诗歌运动”、“第三代诗歌以降”,这两个关键词,不仅是本期诗歌专号的关键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诗歌百年史的关键词之一,这个时期若比诗歌中的初唐,因其为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诗歌盛世”的到来,夯实了必须的基础,而功莫大焉;重要的,它还是当下“现代汉语诗歌”形态和生态—缘起与生成之主要。事实上,中国新诗百年,不仅使得现代汉语诗歌—于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解放,同时也是我们对母语(汉语)的解放,是从古典汉语、文言文和书面语的语言方式,到白话和口语的解放,从而赋予我们伟大的母语以现代性的解放。尤其是,自第三代诗歌以来,直至当下中国诗歌的国际化发展,现代汉语在现代诗歌中的运行,已然达至日臻完善。本期专号的形成,基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原创力”之前提,虽然未知可否达成—归纳、整理出中国诗歌对世界文学某个现代性贡献的概念,但至少可以用此种集合的方式,将这些意念和诉求提交给阅读世界,留待文学和历史自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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