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晓/辑

诗学观点

□薛晓/辑

●谭五昌、王琦认为，文学创作中的“社会现实”与“想象虚构”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诗歌的创作中，这个问题就表现得更加显豁，因为诗歌在终极意义上涉及人的心灵幻象，因而天然地需要想象对于现实的超越与飞升。在当下，已有不少诗人对平面化复述现实生活的时尚诗歌写作潮流自觉地予以摒弃，作为一种合理化的写作方式，他们是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努力开拓诗性的想象空间的。

（《源于现实之上的诗性想象》，《清明》2014年第2期）

●屠岸参考各种翻译并在揣摩诗人的原意之后，将济慈的一个著名的诗歌观念翻译成“客观感受力”，意思就是：诗人把自己原有的一切都抛开，全身心地投入到客体即吟咏的对象，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形成物我的合一。他认为“客观感受力”这种力既没有自我，又必须有自我意识。只有不断从客体中发现新鲜并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诗情才不会枯竭。

（《客观感受力》，《散文诗》2014年4月上半月刊）

●高博涵认为散文诗是以情感之流贯穿全文的抒写性灵之作。散文诗不是散文，纪实性文字并不包含其中，叙述性话语更不必存在，它所记载的是高度纯粹化的心灵体悟、思想的波浪，所倚存的描写背景也是一个铺垫或者一种象征。散文诗必须是一种玄幻之思，否则与散文的边界就变得模糊。同时，散文诗具有一股强大的情绪之流，这种流向统贯全文，使得整篇文章具有一股流动的血脉，清晰可辨。

（《关于散文诗》，《散文诗》2014年4月上半月刊）

●娜夜认为，我们的诗歌从来没有逃避现实，却没有力量穿透现实。有时候一首好诗绝不可能是修辞术的结果。她认为，在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过分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比如启蒙、呼吁、批判、担当、揭露、反叛、悲悯等）之间，优秀诗人更多地出自前者。诗无论参与了什么，都不能因此降低艺术水准，否则，就是对诗的伤害和利用。诗，一定不会是公共生活的主角。甚至，诗人这个称谓在公共生活面前都是尴尬的。

（《与诗有关》，《诗刊》2014年4月上半月刊）

●赵缺指出，诗家功夫，在诗内，不在诗外。诗艺不佳，虽圣若仲尼、慧若佛陀，亦不能诗也。今人论诗，好言心胸、境界，然诗者，发乎情而施乎艺也。诗艺可求，心境不可求，强求之，其情必伪，其诗必不甚佳。诗不必文言，亦不必白话。凡凝练流顺，适于运用者，皆可以为诗。诗家惟缘情，亦有大乘，有小乘。大乘者，抒家国天下之情也，小乘者，抒一己儿女之情也。大乘小乘，果位不同，俱为正道。

（《彼岸诗话》，《诗刊》2014年4月上半月刊）

●杨四平认为，超验叙述因与神秘主义、哲学主义沾亲带故，而难以企及，所以，经验叙述常常成为诗人们的首选。与非诗文类的经验叙述不同，诗歌的经验叙述更加青睐于隐喻，通过行为或者道具这类诗歌细节替代诗歌意象，暗示此在性和本真性，类似于音乐上的变奏曲。任何诗歌叙述均与叙述主体有关，只不过表现形式和方法各不同：有的直接采用第一人称，通过独白展开叙述；有的转换为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如此一来，诗歌中经验叙述就成了复调叙述，其间离效果容易产生。

（《隐喻性经验叙述：心灵拷问的自我主义》，《诗刊》2014年4月下半月刊）

●沈浩波认为，诗歌有时没有必要更“深刻”，“诗”的存在比其他一切东西都更重要。当你想让一首诗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开始造镜，但造完后要亮出尖锐的东西。中国文人几千年里最自恋最喜欢自怜自艾的咏叹，我不喜欢这种不强壮的方式。诗歌需要真正独属于诗人个人的，与众不同的情感，需要诗人在生活和生命的现场，那种此时此地的情感、感受，而不需要可以被轻易总结出来的、已经被嚼烂的情绪和情感。

（《李凤、费城诗歌品读会》，《诗刊》2014年4月下半月刊）

●谭克修认为，与“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以集体暴动方式登场不同的是，稍后的“地方主义”诗人，却是以静悄悄的方式出场的。他们虽然赶上世纪之交，那里面纠缠着让人浮想联翩的末世情结，但他们的表现，一如他们的写作那样，表现出了冷静、理性、开阔、个性显豁的成熟汉语诗歌特质。地方主义诗歌是沉潜者的诗歌，是深思熟虑者的诗歌，既反抗生硬的现代派标签，也反抗哗众取宠的后现代标签。诗人们脚踩着“这里”的一切前行，不至于迷失在普遍性的荒野当中。在诗歌生长的地方性场地中，一首诗构成一个场域，一个诗人也构成一个场域。整个诗坛的生态，就是由无数个似乎不相关的这样的场域组成。

（《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诗歌月刊》2014年第4期）

●程一身认为，除了时代之外，基本的诗学元素还有地方（包括地方文化）、人群和语言。虽然并不想说这是诗学四元素，但是在命名诗歌运动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元素。在这四种元素中，语言最核心。对于诗歌来说，地方始终是承载现实、召唤词语的绝妙容器。他认为，地方主义诗歌既要强调地方这个立足点，但又不能局限于地方，而应把地方呈现为特定时代中的地方，人群所在的地方，被完好地转化为语言现实的地方。

（《地方主义，中国诗歌的又一次崛起》，《诗歌月刊》2014年第4期）

●李森认为，优秀诗人引领一个个语词逃离它们封闭的隐喻黑洞时，它们总是像呱呱坠地的孩子一样，首先遇到的是方言，而不是抽象的普通话。在优秀的诗作中，普通话写作是不存在的。拙劣的诗人用类型化的语言写作，用语词的僵化写作。对于优秀的诗而言，普通话是坦克，是斧头，是利刃。每一个语词，都有自身不可为而为之的游离处境。因此，每一个语词都有回乡的渴望。一个语词如果回到它的故乡，就抵达它的归宿。

（《每一个语词都有自己的故乡》，《诗歌月刊》2014年第4期）

●小引认为，诗或许是一个类似宇宙一样的东西，它悬隔于我们的生活，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干预着我们的生活。一个诗人的目的，或许就是找到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隐秘通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黄昏回家的时候恍然大悟，原来每天经过那些开在窗台下的太阳花和墙角的留言，就是他妈的诗啊！

（《即兴曲》，《诗歌月刊》2014年第4期）

●钟文认为，越是个人化、私密性的事，一旦入诗，诗的语言解放程度就越高。他认为北岛诗的语言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诗人的语言是私人的语言。诗的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诗人的人格、秉性的外化，是本真的东西。一切学识、知识、文化在诗人心中的积淀，都是通过秉性在发言。第二，诗人的语言是语言逻辑的能动。为诗者就是构建诗的逻辑，非语法的逻辑，更非逻辑的逻辑，拗逻辑成为诗人语言的日常功课。第三，诗人的语言是被诗人体验过的语言。第四，诗人的语言是充分的肉身世界语言。

（《北岛的文本意义》，《南方文坛》2014年第2期）

●阿甲认为诗歌（文学）无疑是心灵“自我教育”的最好方式之一，这是一种古老的“诗教”传统，目的在于使一个诗歌写作者的内心变得柔软、开阔、富有尊严，通过一种语言的教益，在书写行动中作品对作者不断地唤醒、引领和塑造，让心界达到高阔的境地。一种心灵的“自我教育”，使得那些爱美并怀有美好情感的人在度过写作的成长期后，在不断的体悟和内省中，开始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挖掘自己。

（《文明的乡愁》，《青海湖》2014年第9期）

●亚楠认为，诗歌是高雅的意识，是语言金字塔上的皇冠。用诗歌来抵御尘世的功利、庸俗和浮躁，应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而我，对于诗歌纯粹是一种热爱，是一种骨子里挥之不去的梦想和情结。他觉得游离于散文诗与诗之间，其乐融融。因此，他觉得诗和散文诗都属于诗歌范畴，除了分行、不分行之外，它们其实在表达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文学是永远的情人》，《文学界》2014年第4期）

●柳宗宣指出，诗的节奏可以有变奏，不可过于表现情绪而忽视语言的自主性，应把注意力放到句子运作中来。诗不是表达情感，而是如何呈现诗的语言。要提防对外部现实的仿写。诗写作其实是对现实进行移置、剪裁、充满暗示的缩略、扩展、魔魅化的过程。抒情诗的现象学使语言出现一种幽灵般的非现实，要知道真实的不是世界而是词语，或者说，世界的现实性仅仅存在于语言之中。

（《十九个片段》，《红岩》2014年第2期）

●李以亮指出，种种标榜“先锋”、实际缺失了伦理维度的“诗歌”写作，已经使大量读者发生了对现代诗的误解和不满。更有甚者，部分写作者把诗歌艺术的“非道德化”倾向异化为“反道德”的自我作践。有人总是试图回避主体性在诗歌写作中的根本作用，或是借口诗的自足自律性，或是一直淡化甚至不承认思想性、精神性之必要（只强调所谓潜意识、生命直觉等等）。抽象或泛泛地谈，我当然不反对这些“理论”的合理性甚至是深刻性，但是，它们尚不足以彻底颠覆主体性，而只是对真正的主体性理论的补充与深化。舍本逐末是容易的，也是可笑的。

（《命定的写作》，《红岩》2014年第2期）

●顾彬指出，如果诗人有使命的话，他的使命就是对语言和文学的。过去太多中国诗人为了得到自己的好处拍体制的马屁，他们跟下海的作家一样是文学的叛徒。好诗需要独立的精神，需要对立的语言和声音。诗人比作家更有对语言的责任，因为诗歌除了语言外只有语言，因为好的语言同时也是好的形式和好的内容。现代诗应当是孤独的，当代诗人应该是离市场很远的。

（《顾彬访谈录》，《扬子江》2014年第2期）

●张德林认为，郭沫若的《女神》与西方浪漫主义艺术思潮是关系密切的，郭沫若通过现代汉语的诗情抒写，将西方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引入中国新诗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浪漫主义的“中国化”。不过，由于主客观的原因，郭沫若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进行了误读和改写，从而在人文精神、艺术题材和情感底蕴上使得西方浪漫主义中国化情态还有很多不足与欠缺，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美学高度。

（《郭沫若〈女神〉与浪漫主义中国化》，《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叶橹说，现实在诗歌中是很难加以界定的，心象、心绪是诗人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所以，与其谈论一个抽象的现实，不如来谈论诗人的心象、心绪在诗歌中的表现。如果诗人的心象、心绪引起了读者对于现实的思考，那么他是值得被关注的；相反，如果诗人一味地关注现实、表现现实，反而损害了诗歌的艺术品质。当下有很多叙事性很强的诗歌，从形式上来看，它们的确是表现现实的，但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叙事绝对不是对现实的真实呈现。现实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但诗人的心象、心绪是有限的。

（《诗人应保持对现实的关怀》，《文艺报》2014年4月30日）

●王金黄认为，邹惟山先生对十四行诗情有独钟，组诗《雪中与老屋对视》在艺术结构上对汉语十四行诗进行了探索，形成了回环式叙述结构、复调式对话结构、“山林”审美意象结构三种结构方式，超越了英语十四行诗多重音韵和节与节关系的局限。他根据汉语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重叠与回环艺术，对汉语十四行诗的结构与语言进行了新的改造与发展。邹惟山先生最近十年，精心撰写汉语十四行诗六百多首，为当代中国诗歌探索新路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雪中与老屋对视〉艺术结构论》，《世界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