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周文

（1.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北京100009；2.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兼论近年郭研现状与问题

张勇周文

（1.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北京100009；2.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2013年郭沫若研究可以分为“生平研究”“文学作品研究”“史学、古文字研究”“翻译研究”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在综述、分析诸方面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目前郭沫若研究可喜的变化和令人担心的问题。

2013年；郭沫若研究；述评

2013年有关郭沫若研究成果虽然在数量上与近几年来有关研究基本相当，有突破性的成果也并不多，但是令人欣喜的是一大批年轻的学者开始持续关注郭沫若研究，加之以往郭沫若研究的前辈专家，从事郭沫若领域研究的队伍开始逐渐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这一局面的出现对于郭沫若研究未来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据中国知网（WWW.CNKI.COM）统计，2013年有关郭沫若研究的论文大约有150篇左右，按照这些研究成果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分为“生平研究”（主要包括史料考证、史实钩沉、人际交往研究三方面的内容），“文学作品研究”，“史学、古文字研究”，“翻译研究”等四个方面。2013年郭沫若研究的总体状况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点面结合、稳步推进、方法延续、创新不足等几个主要特点。

一

2013年郭沫若研究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依然还是有关郭沫若历史史料的发现和解析方面的成果。最近几年郭沫若研究最大的突破和成就，就是对于郭沫若生平创作及日常生活方面相关史料的整理和收集，在已经陆续出版的《郭沫若研究年鉴·2010卷》《郭沫若研究年鉴·2011卷》《郭沫若研究年鉴·2012卷》所选用的文章中，史料类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这三本年鉴中陆续选编的蔡震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版本的几个问题》；魏建的《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全集〉》；李怡的《郭沫若〈女神〉时期佚诗的文献价值》；周海波的《从〈文艺论集〉的版本看郭沫若文学批评的流变》等论文便是最典型代表。

2013年郭沫若研究中有关史料发现和解析的成果，无论是成果的学术水准还是发表刊物的级别都是在众多学术论文中最重要和突出的。

李二年的《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与郭沫若往来书信小考》就是一篇考据扎实、论证有度的佳作。论文由小见大，起点虽只是作者于旧书市场偶得的一封共笺信，但作者却在其后的七八年里进行了学术考古，寻访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求教于高长春、孙中田、吴振武等专家学者，更与郭平英先生邮件交流，可谓付出良多。更可贵的是，作者在所得资料的基础上尽力还原郭沫若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交往的细节，展现上世纪50年代学术交流之一隅，无过度阐释，推论有理有据，适可而止，其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都值得推广。

徐静波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与田汉、郭沫若交往考》通过对村松梢风回忆和相关文献的梳理，还原了村松梢风与田汉、郭沫若交往的诸多细节。作者考证郭沫若是通过田汉与村松梢风相识而非通过内山书店，同时关于郭沫若流亡日本被捕的经过，作者也提供了梢风的不同回忆，为进一步勘察事情的详细经过提供了新的材料。

廖久明《郭沫若归国抗战缘由考》一文更正了中共在郭沫若归国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错误认识，认为帮助郭沫若归国的主要是其友人和为国民党效力的人，所谓“周恩来请求陈布雷为郭沫若归国事向蒋介石进言的说法出自杜撰”。

蔡震《于细微处看历史——从鲁迅书账中的郭沫若著作说起》考察鲁迅书账等细节，展现鲁迅与郭沫若在学术研究、庄子等方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等习见场景、习惯思考之外的历史真实。

袁洪权《开明版〈郭沫若选集〉梳考》认为郭沫若于1950年开始自编自选的开明版《郭沫若选集》“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和历史内容”，“其心情既喜悦又困惑，显示出复杂心态”——在《自序》中贬低自己的“作品”，甚至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史料”，但在实际的作品编选中，他还是觉得五四“新文学”有着“优良的文艺遗产”，值得“更好的推广和保留”。作者认为开明版《郭沫若选集》在文学史建构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年之后，王瑶、丁易、张毕来、唐弢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影子。

张勇《1948年郭沫若香港期间创作的收录与散佚考释》一文对1948年郭沫若香港期间创作的收录与散佚情况做了扎实的梳理与考释，同时还对1947年11月郭沫若离沪赴港的原因进行细致的探讨，作者认为1948年的香港生活“划定了”郭沫若“后期政治生活的轨迹”，而造成该时期大量作品散佚的原因是在郭沫若的内心深处，文学审美创作才是他永恒的生命，是放在第一位的，政治的话语和言论仅仅只是生存或者说是他人生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

史实钩沉也是2013年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研究中的史实错乱广为学界诟病，因而有些史料考证虽看似琐碎，但对郭沫若研究的深入和推进至关重要。如邵建新《是给郭沫若的回信吗？》纠正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个史实错误：毛泽东在看了郭沫若《再赞〈三打白骨精〉》后曾给郭沫若回信并说了那几句关于“不要剐唐僧肉”的话。作者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并仔细推敲郭《“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一文措辞后确信，郭诗经康生转达，而毛的回信也直接回给康生，并未给郭沫若回信。这个错误看似无关紧要，但对还原历史现场，展示当时政治文学互动的细节还是很有帮助的，而由此误折射出的浮躁、不细致的学风更值得深思。魏奕雄《郭沫若三首寺字韵佚诗谈》从乐山本地文化的角度对郭沫若诗中的家乡情愫进行文本分析，对理解郭沫若旧体诗词有新的启示；宋洁《在与赵景深交往三琐事中读出郭沫若》阐释虽显稚嫩，但其揭示的郭沫若与赵景深交往的三个片段亦颇具新意。

由郭沫若发起的“兰亭论辩”是建国后的一大学术公案，对这一论辩的考察和梳理在艺术界和文史学界长期受到关注。如金丹的《由〈木方墨迹〉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兼议“兰亭论辩”及驳郭沫若说》一文便根据西晋《木方墨迹》“基本脱去隶意，尚存少量隶意”，进而推测《兰亭序》那种完全脱去隶意的行书不是突然出现的，“行书出现于东汉，有隶意；西晋与东晋之交，隶意明显减少，直至王羲之早期作品，尚存些许隶意，以后便完全脱离了，而《兰亭序》正是其完全摆脱隶意的代表。”此种考论对《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和对“兰亭论辩”的深入理解都有积极意义，但当前更为常见的是对“兰亭论辩”各种政治解读，如尹树人《一士谔谔，胜于千诺——高二适与郭沫若兰亭论辩》。冯锡刚《1965，“兰亭论辩”的“笔墨官司”》一文试图超越以往“学术其表政治其里”的文化政治解读，认为可以通过郭沫若“主动引介康生和陈伯达所提供的材料及其论点”，乃至引用毛泽东的诗词等来“推测郭沫若的学术精神状态”，进一步认为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的改换，对秦始皇评价的遽变，对曹操的拔高以及后来对杜甫的酷评等，都是在既定框架内的‘发挥’”。相比而言，刘毅青《解释学视野下的〈兰亭序〉真伪之辨》则超越政治挂帅、“观念先行”的两极叙述和情感渲染，认为“艺术史研究对史料的考证与风格的判断不可能脱离主观的前理解，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循环论证”，但又强调“前理解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影响使艺术史研究必须意识到自身方法的限度，从而更客观地探索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更谨慎地下判断。事实也证明，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为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就中国艺术史而言，善意的前见远比彻底颠覆传统的前见更为可靠与有意义。”

郭沫若与同时代人的交往问题也一直是近些年来郭沫若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方面，2013年的郭沫若研究中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同样出现了多篇有关这类的论文。如熊坤静《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别样诗友情》与王文华《“艺术是科学创造的亲密伙伴”——郭沫若与钱学森的友谊》两文分别回忆了郭沫若与毛泽东、钱学森的友谊，描述他们交往的诸多细节与真挚情谊，对读者了解郭沫若多有裨益。在这些追忆文章中，尤以蔡震的《郭沫若与董作宾：十年神交，握手言欢》最为准确、生动、精炼和简洁，该文述及郭沫若与董作宾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学者之谊”，精彩呈现了二人的“神交、文字交”而又丝毫不显专业之晦涩，而由“学者之谊”到“政治臧否”感叹亦颇为真实中肯。

随着沈从文研究的不断兴起，关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多为人所言及乃至传讹，但若究其详情却不甚明了。王锦厚的《也谈〈沈从文转业之谜〉（上）》和《也谈〈沈从文转业之谜〉（下）》两篇文章从汪曾棋的《沈从文转业之谜》一文切入，根据《从文自传》等材料所提供的线索，按照时间维度将沈从文创作的道路划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一阶段又以详尽的史料重点揭示了沈从文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主流文坛的争论和分歧，还原了历史的史实和真相，这对于客观公正地理解和评价郭沫若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李斌《论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一文则细致梳理了1946—1948年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评，认为“郭沈二人冲突之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如何建立民主自由强盛的新中国，以及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有何作为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其中的“合理性”与“狭隘和不彻底”应回到历史情境去寻找，而这其中折射出的“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与相关实践，对当下知识分子思索相关问题仍具现实意义”。相比而言，李斌不局限于人事交往，侧重揭示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该文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有关郭沫若作品及艺术风格的研究依然占据了2013年郭沫若研究的主要部分。这其中涉及的内容较多既有文学作品的深入探究也有史剧研究新的发现，既有文艺思想的总结研讨也有社会生活因素的探寻。

张武军的《民国机制和郭沫若的创作及评介》将“民国机制”引入对郭沫若两极评价的思考，认为“民国机制”不仅有利于还原郭沫若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亦可藉此窥见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更有利于探讨“民国机制”和郭沫若民国时期独立自由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

赵黎明的《郭沫若早期诗论与传统的诗学表现理论》尝试探寻郭沫若“表现”说中的传统诗论质素，一反以往过分援引西方理论的过度解读，转而强调传统诗学在郭沫若“表现”说中无处不在的影响。通过司空图《诗品》和袁枚的《随园诗话》，作者从情感本位、直接表现与“兴”和艺术形式等诸角度论证郭沫若在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中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意义非同寻常。

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甫一问世就面临争议，后来学界对其亦重视不够，颜炼军的《1925，马克思与孔子对话——以郭沫若小说〈马克思进文庙〉为中心》却从这篇饱受争议的“游戏之作”中看出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过程及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左转”过程中知识、信仰变迁等复杂内容。作者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当时复杂的社会思想交锋图景和郭沫若内心纷争、自我说服的过程”。这种“诗史融合”的解读视角的确是一种“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新观察。”

郭沫若史剧研究如何完成对既有研究范式的超越，发掘和阐释郭沫若史剧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时代精神一直是学界的期待。沈庆利《贯通“中西古今”——郭沫若史剧理论的启示》可谓是本年度郭沫若史剧研究一次积极而有益的尝试。该文从“史”与“戏”、“科”与“艺”两个维度对郭沫若的史剧观念、“失事求似”的史剧理论及古今“共通”、历史文艺评价等进行分析，认为“郭沫若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中西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都有着充分的体察、理解与同情，并能依托自己深厚的国学根底，在不改变西方理论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对西方理念加以本土化的解释、改造和利用，从而成功地将那些原本异质的外国理论融化为自己的血肉。”此外，与佟波《论郭沫若抗战史剧的特征及政治理念》强调郭沫若史剧“失事求似”为抗战服务的时代特征不同，龙永干《“历史理解”的认同路向及其限度——论郭沫若现代史剧的文化值阈》一文重新审视郭沫若史剧“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认为郭沫若的“这种变通与创造并非旨在对抗与颠覆”，而是在价值立场上对历史存在的肯定与认同，是“理解”，而不是“对抗”。郭沫若谨慎地处理历史题材，所写人事也保持着历史的本来面目，但这种谨慎并非一般史学上的客观性的遵循，而是在寻求历史与主体存在的同一，故而历史理解的认同路向，是郭沫若史剧的基本值阈所在。

史学研究同样应是郭沫若研究中与文学研究并重的研究内容，2013年郭沫若研究中有关史学研究的成果还是相当丰富。翟清福的《试论〈甲申三百年祭〉的史学方法》对郭沫若“引用大量野史，还用了小说和戏曲的材料”对正史、野史进行考辨的史学方法做了强调，是一种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多维度的创新。郭沫若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前后反差为后世学者所诟病，杨胜宽《杜甫的平民角色与平民情怀——兼论郭沫若对杜甫的评价问题》和《关于郭沫若对吕不韦的评价问题》两文对此进行细致的梳理，既注重呈现郭沫若评价的历史细节，考辨其原委，又不为其辩解开脱，可谓实事求是。

王琰的《〈李白与杜甫〉：悼己、悼子、悼李杜的三重变奏》一文认为《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对“文革”惨祸的检讨，是“郭沫若对自己一次无情的解剖，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忏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解剖”。对这部特殊环境中写出的特殊学术著作，作者未被态度遽变与政治因素的世俗诟病所禁锢，而做理解之同情，“悼己、悼子、悼李杜的三重变奏”可谓独得肯綮。

谢金良的论文《郭沫若易学研究的主要特色》在梳理学术界对郭沫若易学评价的基础上，对其巨大影响力做了进一步探讨。在作者看来，“臆测”使得郭沫若易学“获得强烈关注和巨大影响”，但随着学术价值的不断折损，其弊端不断凸显出来，正因如此，学界对郭氏易学正面价值正视不足，该文亦从“祛魅”“还原”“创新”“臆测”等角度对此予以强调和说明。

侯书勇的《〈释祖妣〉与〈耒耜考〉之比较》认真比较了郭沫若《释祖妣》与徐中舒《耒耜考》二文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治学经历、研究理念和学术渊源上的异同，对这两篇曾经产生巨大影响，但又均被后人超越和修正的学术研究予以充分的理解和肯定。

陈荣军的《金文“标准器断代法”考论》回应了有学者对郭沫若首创“标准器断代法”的质疑，对吴其昌“历朔断代法”和郭沫若“标准器断代法”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别进行细致的对比，厘清了二者间的沿革关系，并认为“标准器断代法”可以推定出相对年代，“历朔断代法”有助于绝对年代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历朔断代法”可以成为“标准器断代法”补充。

郭沫若一生中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家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到亚、欧、美等国家众多作者的作品，语言涉及到德、英、日、俄等多种语种，由于以前郭沫若的翻译作品在建国后绝大多数未能系统结集出版，有关翻译研究一直未能形成系统性的成果。因此作为翻译家的郭沫若一直未被学界所认知，其翻译的成就也一直未能给予合理的定位和评判。但是近几年来郭沫若的翻译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2013年就有十几篇有关郭沫若翻译研究的论文出现。

罗鹏、李海振的《浅析郭沫若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译介》对郭沫若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原因及由此对郭沫若创作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而王慧、孔令翠的《转译之困与惑——读郭沫若的俄苏著作翻译》探讨不懂俄语的郭沫若对苏俄文学的翻译问题，详查其中的理想与诉求、艰难与困惑以及出版的诸多细节，更有对由此而产生的翻译理论问题的深入分析；邱少明的《郭沫若摘译〈德意志意识形态〉述论》一文从文献、注释、摘译情况及文艺界论争历史背景等角度谈郭译《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化政治上的影响，相比以往的论述，邱文在明确具体，客观准确上均有不少进步；杨婷舒的《〈西风颂〉的诗歌特点及其不同译文的探析》将雪莱《西风颂》三个经典译本——20年代郭沫若的译文、50年代查良铮（穆旦）的翻译、八九十年代傅勇林的译诗进行文本对比分析，认为郭译“语言高度洗练，充满古典美”，但对原诗调整最大，受时代限制语言相对晦涩；查译语言朴实“平直流畅，严谨又不失自然”，而“傅译的最大特点，是在忠于原文思想、艺术风格与原文的风格贴近的基础上，做了细节改动”，并且还认为各个译文没有高低之分，翻译之经验教训和真正价值自会在时间的反复见证下灿灿生辉；杨玉英《郭沫若自传〈北伐途次〉的英译》将目光聚焦于国外郭沫若研究，对郭沫若自传《北伐途次》的英译本从对译者的背景介绍、译者对文本标题的翻译、文中的注释、译本的特点以及译文中的误读等几个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除了有关郭沫若翻译作品本身研究之外，作为诗人、剧作家、学者和革命家的郭沫若，其翻译及与创作的关系的研究也是该领域的重要方面。谭福民的《论郭沫若翻译对其创作的影响》便是从创作内容自我人格化、情感表达雄浑豪放和形式绝端自由化等方面阐述了翻译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对郭沫若“吸纳西学而不伤食”的创新精神作了总结和归纳。

比较法一直是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通过郭沫若与同时期的人或同领域人的比较来凸显其价值。2013年的郭沫若研究中依然有大量的有关郭沫若比较方面的研究，如张秋芳、张剑《岛崎藤村与郭沫若诗歌之比较》从岛崎藤村与郭沫若比照中谈中日文学的“浪漫主义”、“泛神论”，探其渊源，但论者似乎更想强调“郭氏的诗和包括藤村在内的外国诗人的浪漫主义诗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品种”，论断颇有新意，值得更深一步探讨。郭沫若历史小说创作一直面临争议，被认为是对鲁迅的一种跟随，周文的《鲁迅、郭沫若“历史小说”新论》通过对鲁、郭二人历史小说的对比分析，认为在历史题材创作上鲁、郭二人有着深刻的对话关系，共识大于分歧，二人的探索和创作对当前的历史文艺创作亦有启示价值。张全之的《纪实与回忆：论郭沫若、谢冰莹对从军北伐的不同书写》从随军的目的、性别、资历、地位等角度比较了郭沫若的《北伐途次》与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这两部以从军北伐为题材的作品，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尝试对“文人参战”展开反思。张欣的《论郭沫若与郭启宏历史剧的异同》认为郭沫若、郭启宏是历史剧发展历程中前后相接的两个重镇，他们不仅有风行一世的创作，更有较为清晰、系统的历史剧理论。文章从历史剧的本体、功用以及艺术风格三个层面比较了郭沫若与郭启宏的历史剧理论以及相关创作，探讨了他们之间的同中之异。

二

从整体上来讲虽然2013年郭沫若研究依然延续着以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但进入2010年后的有关郭沫若研究成果还是有这么几个可喜的变化和令人担忧的问题。可喜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郭沫若研究不断受到学界和学者的重视。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思想的不断解放，特别是有关重写文学史呼声的不断涌起，有关郭沫若的历史评价和地位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很多争议性的声音和言论，对郭沫若的研究一度陷入到了低谷之中。每年度有关郭沫若研究方面的成果不足百篇，而且研究质量和水平也不断下降，有创新性的成果非常少见，这种现象与同时期鲁迅、张爱玲等热点作家的研究成果相比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象。

但进入到2010年后郭沫若研究成果的数量不断增加，每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在150篇左右，2012年又以郭沫若诞辰120周年为契机，郭沫若研究成果的数量上也出现了很大上升，与张爱玲、沈从文等研究成果基本相当。2011年《郭沫若研究年鉴》，2012年《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等专门整理和收入郭沫若研究成果的资料文献也相继出现。

有关郭沫若研究成果的质量也相对于提升，仅仅从发表论文刊物的质量上就有了明显的提升，如《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等高级别的刊物中不断出现有关郭沫若研究的论文，201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第9期就专门开辟了郭沫若研究的专栏；魏建的《〈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也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1年度优秀论文奖，这也是近年来有关郭沫若研究成果所获得的比较重要的奖项。

2.郭沫若研究新人的不断涌现。

进入到2010年以来在老一辈郭沫若研究专家的带领下，一大批新人开始关注并持续从事郭沫若研究，他们以新颖的研究视角，扎实的学术功底，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如颜炼军的《1925，马克思与孔子对话——以郭沫若小说〈马克思进文庙〉为中心》；孟文博的《郭沫若对一篇涉及鲁迅的文艺论文的修改》便是这些年轻学者的重要体现。

为了奖掖新人进行郭沫若研究所取得的成绩，郭沫若研究会自2010年开始设立了青年优秀论文奖，用于奖励每一年度中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中取得重要成果的青年学者，该奖励已经举办了两届，共有贾振勇、刘悦坦、周维东、李斌、张勇、何刚、史忠平、刘海洲等8名优秀青年学者获此殊荣。该奖项的设置对于年轻学者积极从事郭沫若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更为可喜的是全国很多高校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纷纷以郭沫若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自2010年以郭沫若作为硕士和博士选题的毕业论文达到了30多篇。研究内容更是涉及到文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政治学、翻译等各个方面，有些青年学者更是对郭沫若形成了持续性的研究，这对于拓展郭沫若研究的思路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郭沫若研究新人的不断涌现以及研究成果质量和数量的提升固然可喜，但是这毕竟还只是某些方面的变化，在这些可喜的变化中依然还隐含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郭沫若研究中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严重。

自2010年以来郭沫若研究每一年研究成果的数量相对以往来讲有了很大提高，但如果加以仔细考察便会发现这些成果中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相同的选题，相似的视角形成了郭沫若研究中循环论证的现象。特别是如对《女神》这样经典作品的重复研究更是触目惊心，《女神》研究中文学思想和艺术特色成为了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每一年都会有类似的研究文章出现，观点的复述和方法的重合都使得此类文章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并不高，甚至是有些文章题目上的重合率都很高。其实有关《女神》的研究本应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因为“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莫雷特”，每一个读者心目中的《女神》都应该是不同的，都应该是独有的。如何说出自己心目中的《女神》才应是当下研究的关键所在。另外如有关《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的研究、郭沫若文艺思想研究等类别的研究都存在此类问题。今后的研究中如何能够突破“旧瓶装旧酒”的研究瓶颈将是学者们应着力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2.郭沫若研究成果发表刊物的档次普遍不高，转载率不高。

郭沫若研究近些年来虽然在数量上有所提升，但是从总体来讲还依然在低谷中徘徊，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的表征便是论文成果发表刊物的层次不高，特别是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刊物上的文章明显偏少，仅就2013年为例只有约20篇左右，不足全年郭沫若研究论文的20%。另外我们再以《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等四份刊物为例，这四份刊物中2013年总共刊载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24篇，而有关郭沫若的文章仅仅只有8篇，这也就造成了郭沫若研究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刊物转载的困难。作为一种学术评价体系，虽然核心期刊和转引率并不能代表该研究的全部方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可以从客观反映出郭沫若研究目前整体水平不高，权威学者不多，社会影响不强的客观现实。

3.郭沫若研究重文学思想轻史学考古的现象未有根本改观。

郭沫若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家，他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书法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不仅博古通今、才华横溢，在中国文学、历史、考古、书法等领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还学以致用、关注现实，为新中国的社会解放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完全反映出郭沫若的历史定位，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中重文学艺术解析轻历史史学考辩，重文艺思想归纳轻考古文字辨析的现象愈发突出。仅就2013年郭沫若研究的成果来看，有关史学、考古、古文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仅仅只有十几篇，不足全年研究成果的10%。从数量上来看，郭沫若研究成果的侧重领域明显过于集中，如果长此以往将会大大削弱郭沫若的历史地位和评价。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研究者自身的，也有社会政治的。今后的郭沫若研究还应该多出精品，走一条均衡发展的道路。

（责任编辑：廖久明）

[1]李二年.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与郭沫若往来书信小考[J].新文学史料，2013（4）.

[2]徐静波.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与田汉、郭沫若交往考[J].新文学史料，2013（1）.

[3]廖久明.郭沫若归国抗战缘由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9）.

[4]蔡震.于细微处看历史——从鲁迅书账中的郭沫若著作说起[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3）.

[5]袁洪权.开明版《郭沫若选集》梳考[J].郭沫若学刊，2013（4）.

[6]张勇.1948年郭沫若香港期间创作的收录与散佚考释[J].鲁迅研究月刊，2013（8）.

[7]邵建新.是给郭沫若的回信吗？[J].文史杂志，2013（4）.

[8]魏奕雄.郭沫若三首寺字韵佚诗谈[J].郭沫若学刊，2013（1）.

[9]宋洁.在与赵景深交往三琐事中读出郭沫若[J].郭沫若学刊，2013（4）.

[10]金丹.由《木方墨迹》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兼议“兰亭论辩”及驳郭沫若说[J].荣宝斋，2013（5）.

[11]尹树人.一士谔谔，胜于千诺——高二适与郭沫若兰亭论辩[J].江淮文史，2013（3）.

[12]冯锡刚.1965，“兰亭论辩”的“笔墨官司”[J].同舟共进，2013（12）.

[13]刘毅青.解释学视野下的《兰亭序》真伪之辨[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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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文华.“艺术是科学创造的亲密伙伴”——郭沫若与钱学森的友谊[J].郭沫若学刊，2013（2）.

[16]蔡震.郭沫若与董作宾：十年神交，握手言欢[J].文史杂志，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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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2.1

A

1003-7225（2014）04-0041-05

2014-06-23

张勇（1976—），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周文（1983—），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