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军

——“中国文学地理学著作评介”主持人语

邹建军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让百年以前开始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应当是从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开始的，无论是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还是梁启超的“中国文学大势论”，并没有更多地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然而，最近30年来的中国文学地理学者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为基础，注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各地域与地方文学的探讨，同时也注重从地理角度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学，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也注重了它的地域性。因此，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从古代文学发展到了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世界文学，甚至文学批评理论领域，将其当成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而论，就是一种新的批评理论了。

二、学科建设得到了加强

文学地理学开始是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提出来的，或者说从地理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文学，发现因为国家地域的辽阔而产生很大的不同，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东北与西北，东南与西南，甚至草原、平原、盆地与湖区等不同的自然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的人文环境，也让文学显示出它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许多个案的研究得到了实践，也许研究者并不一定认识到了自己是在做文学地理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批学者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的学者杨义、梅新林、曾大兴与邹建军，都相继提出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建设的必要性，因为他们认识到，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是外国文学还是民间文学，往往都比较注重时间对于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注重社会与文化传统对于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太注重空间特别是地理空间对于文学产生的影响，而作家作品却是必须生活于特定的地理时空之中的。因此，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有其存在必要性与发展重要性的，无论是作为与文学史并存的学科，还是作为比较文学跨学科里的交叉学科，它是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因为它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也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当作与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相提并论的大学科来看待，似乎可以争取专门的硕士点与博士点，这样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它只是与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相并列的学科，甚至是与文学心理学、文学美学、文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等相并列的三级学科。只要它成为一门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就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三、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极大的丰富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文学的方法，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受到的启示而提出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的方法，除了古代文学学者长期坚持的文献法、考证法、会通法与批注法等之外，许多学者所采取的批评方法与概念都是来自于西方，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概念，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皆莫不如此。因此，中国学者提出要采用具有一定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而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里，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而提出，而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也没有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地位。虽然文学地理学研究源远流长，并且有比较丰富的研究实践与成功个案，在文学理论里面也有一些零星的论述，然而，确实是没有人提出将其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而看待。在此方面，邹建军明确提出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且有专文进行探讨，只不过杨义概括为“画地图”，而邹建军则提出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批评方法，存在诸多成体系的讲究。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或多或少与西方也存在一些联系，比如说环境批评、生态批评与空间批评，然而在本质上与方法上，它的确是被许多人当作一种批评文学的方法来看待，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广泛的运用。

本刊上期与本期发表的几篇文章，就是为了回顾与检阅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便让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得到更大的发展。上期发表的五篇文章，分别对杨义的《文学地理学汇通》、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邹建军的《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夏汉宁的《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进行了评介，其中对杨义的《中国文学地理学汇通》有两篇论文进行探讨。本期发表的五篇论文，分别评价了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形态与演变》、邹建军的《文学地理学与当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与袁行霈的《中国文学概论》与樊星的《中国当代小说与地域文学》等著作与论文。通过这两期的专栏文章，我们基本上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十来部主要著作进行了阅读与评价，以个案的方式回顾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进程，并从理论的高度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开办这三个栏目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自不待言。

文学的民族性与文化性是相当强烈的，因为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学，任何文学作品都与人有关，因为它们都是诗人作家所创作出来的。然而，在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学现象的时候，特别是在以文学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的时候，有无民族立场与文化传统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从批评方法上来说，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都可以用，因为它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与思想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的联系。因此，当我们讨论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西方资源以后，再来讨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中国前提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与必要。所谓中国前提，是说中国现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是需要重视的，是我们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基础，也是我们发展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资源，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前人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已经提出了哪些重要意见，开拓了哪些与文学地理学相关的学术领域，那我们如何着手，如何进步与发展呢？所以，虽然我们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也没有能够完整地建立起来，但是也取得了诸多的进展，杨义、梅新林的成果，包括梁启超、金克木、刘师培等，他们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都是一流的，在学术史上是有地位、有影响的。因此，回顾与总结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探讨他们已经提出来的文学地理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后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建设是有极大帮助的。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