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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年代负轭者的间性书写

2014-11-14梁向阳杨梦皎

小说评论 2014年4期
关键词:状元家族小说

梁向阳 杨梦皎

旗人出身的陕西作家叶广芩,在其近作《状元媒》中深情讲述了身边满清贵族后裔的生活故事,相较于《采桑子》、《全家福》等前期作品,《状元媒》镇定悠长之气不减,墨淡而味酽,更添谐趣。

1.死亡之影与生者之舞

就《状元媒》的阅读直观而言,讨论核心逃不开京味、戏曲、旗人这些关键词。全书章节是通过京剧的经典剧目编缀起来的:“状元媒”、“大登殿”、“逍遥津”再到“盗御马”、“玉堂春”、“凤还巢”,结构井然韵味十足,基本是每一章节对应一人。在《大京报》的采访当中,作者就透露这些剧目是“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注脚。”

用京剧剧目来编排章节,未免有游园惊梦、真幻难分的启示性,小说程式化的回目,正与全书中不时奏响的死亡节拍相呼应。那种零余感、消逝感、悲剧感是与叙事进程同步加深的,《大登殿》的故事伴随着“我”二娘在“转过年的夏天”的死亡;《三击掌》讲述了王国甫父子的反目成仇和一张辗转了三年的死亡通知书;《豆汁记》里坚韧柔顺的莫姜选择了自杀;在小说尾章《凤还巢》中,故事回到现实,“我”在北京买房,当一切收拾妥当,却是“老凤还巢,空巢”,是父母已殁,是家族同辈十四人几已风流云散的现实:“我”的手足“有的埋入祖坟”、“有的被装在盒子里”,“老七走了,走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一天。”

结构的节点实则担当了寓言的功能。群像式的死亡踏足每个章节,缠绕为个人命运的死结,巨大阴影笼罩向整个家族。人事兴衰之外,一整套与北京人共同分有气息命脉的表意符号也逐渐沉寂。鹿角菜、海鲜打卤面、鱼皮套宝剑、纯金点翠头饰、碧玉扁方……这些词汇是刻镂历史微尘的工笔,自成独立之体系,但不再使用,就意味着她们“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里”。工笔和持笔人一同消失,则家族圈及其文化种属的繁殖性几已终结,人物裹挟着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而去,如同一笔笔丰富矿藏消耗殆尽,贵族文化亦片片凋零。“我”在叙事进程中将见证人的角色诠释完毕,以鲜活其生作为衰退意象的中介,暗示这一毁灭性的象征将首尾相连构成圆环(“我”是宣告金家覆灭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说本可以止步于此变成一册历史的阴暗读本,但在深层语境之上,具有反抗绝望意识的女性作者将叙事引入了另一层光明维度,而选择将低气压场域隐藏。

同样地,小说内容也提供给光明进入的容器。《状元媒》明显对死与生进行了笔墨上的区分。两者皆重,但生在前、人为先,温情脉脉的生命关怀灌注于文本始末。小说主体内容并没有停留在死亡之影和人世唏嘘上,它们被生之蓬勃冲淡调和。事实上,戏谑、斗嘴、玩耍以及寻常日子里的闲情逸致占去了作品的主要篇幅。叶广芩还松绑了戏剧回目对故事的规约性,京剧故事往往只是一痕线索,一粒浓缩的核,主人公们更为廓大丰富的生平将之包孕在内。小说第三章中描写“我”小时候随父亲上坟,却发现争抢祖先祭品也是风俗一种:“上坟不过是个借口,欢乐的野餐才是真心。”这无疑是世人在生则不言死、向死而生的隐喻,于是不幸、苦难如同潜在的操纵线,它足够松弛,诱捕着生活中一闪而逝的笑语,让死亡的跫音到来前人们仍保有翩跹起舞的能力。

光明的未曾泯灭还植根于一种未来时的时间想象上。也即是在生和死之间凿出通道,令后者获取另一种形态的慰藉,并具有再生成的可能。生活的链条将生者和死者相联系,给予生者所以生的信条,故生者必须生,它在代际间打上相似的编码,于是一切都仿佛有了还愿的意味。

在父母双双离世后,小说主人公“我”在不知不觉中接过了父亲的角色,她为世交王国甫夫妇送终、一趟趟地去到后院看望政治问题挨打的二哥、探望老宅最后的守护者老七,俨然成为家族中有力的凝聚者。“我”也负载着母亲的影子,以女性特有的坚强默默抵抗着横逆之来,清醒当中又能藏愚守拙,她还继承着家族中人在艺术修炼、为人处世方面的品格:恪守礼节、追求纯粹、“每临大事有静气”。一如老七“趴在案前用小鼠须一笔一笔地描画鹩鸽的毛羽”,这当中既有耳濡目染的化育,也有文化基因的拓印。

因为故事中生死的渗透参互,我们很难为作品找到一个恒常稳定的感情基调,作者将不同质地中和起来,不见龃龉,小说的美学风格始终轻盈、舒缓、妙语连珠,乃至于常有乐能覆哀、哀而不淫的感受。

2.游离者—亲近者—缝合者

除却文本内容和笔触的二分以外,主人公“我”的身份意识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作者的身份变更在背后主导了叙事形态的呈现,同时揭示了时间嬗变的残酷性。当高贵和习以为常的姿态被改写,在时光之流中人的应对,和应对者的自我评价与对外评价,都颇有颉颃之处。

但叶广芩意欲展露的还有游离背后的联结性,她一直借“我”之口创设文字圈套,比如“我家里把我宠得很没有教养”,言在此而意在彼。“我”与家族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动作,一个习惯,一个吐字,一脉精神源流。只是情已至而理未参透,只是有些空白被善意隐藏,才导致自我的发现被长久延宕——它更类似于认同缺位而非认同障碍。如果说幼时家族的“不入时”让“我”进行着从外围到中心的追逐,那么今日家族命脉的“奄奄一息”便让“我”执著于从中心到外围的回溯,世事兜转原点依然。

于是改变发生了:“我”不自觉地接受这段文化的浸淫,更趋认同时却已无所皈依(家族中人一一辞世)。叶广芩身临其境,划出这道巨大的时间落差,从而构成两种富有张力的精神处境:过去的推拒/懵懂和今日的亲近/自审,乃至两种对立的精神画面:一则安稳,伤感是刚起的薄薄的雾;一则焦灼,悲哀结为厚厚的霜。如今的一切指向对曾经游离状态的自责,它既属于补偿心态的折射,也是基于自我重建的需要。叶广芩的文字微凉如水,掩盖其下的却是那样一种峻急的时间意识和生命岩浆无所喷涌的迷狂感。这大概就是她所描画出的生命图层。

游离状态终将被打破,因为“我”首先聆听到了内心渴切的声音。这声音弥合了存在于“我”与家族的意识裂缝,强化了我们间的亲密关系。它来自时间和现实的使命召唤,召唤“我”将家族历史和传奇人物再度聚合。北京的“别样记忆”——陕西知青经历是另一把促使作者心态转变的锁钥,它使“我”对家族的怀念更浓上三分,也打开了世界丰富而宽广的向度,这是“缝合”的开始。从《盗御马》这一章节开始,“我”真正被抛入了生活的洪流当中,也进入了渴望已久、符合主旋律的“类中心”生活:它向往同未来的连接,要求速度与力量,呼唤普遍而炽热的奔流。异质文化重新锻造了主人公“我”,说明着生活另一种质朴无华、刚毅无比的形态和这种形态的局促。

如同生与死的调和一般,叶广芩也这样拉近了游离者和亲近者的差异。亲近者展露“我”的情感倾向,游离者是对过去“我”的如实记录,而通过《状元媒》看到的是“我”有所爱,有所怨的中间身份。经历生活的捶打之后,叶广芩明白两个世界各有其善恶,故运笔穿梭于二者当中,让它们互相映现、互相补充,也互相成全。这一点希望,明白无误地通过《状元媒》封底上的文字传达了出来:“那是与窗外的喧嚣浮躁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却又是一脉相承,无缝无隙的两个世界”。

在岁月的迁转中,作者的女性身份让她保持宽宏和温情,并本能拒绝以“启蒙立场”现身训诫的单面姿态,将同样酷烈的再审视和同样炽热的深情投入两个世界。小说中“我”力图让自我变得更宽敞,去理解时代的遽变,成为具有包容度的沟通者。

小说作者以记忆为经纬,担当的是将遗落之物重新拾掇的缝合者:珠子仍一如本真,只是组织方式发生了改变。珠花的顶真结构表现为小说的大故事套小故事,有时说到另一人便索性顺着讲下去。《状元媒》数十章节,各写一人或一家庭(相对整个家族而言),众章节大多能够独立成篇,如同一片片的花瓣,叶广芩说完一瓣再说一瓣,发挥着腾挪跳跃的能动性。

3.在历史和个人之间

通过一系列反向扩张的叙事漫游,我们所看到的小说记录原点同样充满了不安情绪,那是作者无法在历史和个人间归位的生存忧虑。

小说中真正经受历史冲积的人,似乎对它表示出更多的不信任感。张安达一辈子处于人下,温驯的他独独要施压于女儿,他心灵的畸形在于:个人身份完全融解在历史强权中,“太监”一词不等同职业和劳动,而是过时历史的火烙。张安达所感受到的哂笑,实际因为一切已成历史——在宫中曾是普遍化的秩序如今骤然异化,他与历史同时简化为一种被把玩的稀罕感。

面对历史,不可信与不可依的情绪在今日仍旧蔓延,人们甚至将之描绘为“没有主观的、断裂的过程”,小说作者背负两个世纪的岁月,曾被这一情绪深深浸没,但她所记录文本的每一行都在建立信任感,叶广芩消溶历史荒谬的方法在于竭力打磨历史真实,正如“讲述故事是为了记录单纯的事实描述中缺少的真理”,纵观叶广芩的以往创作,《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以及动物小说等等,无一不是从另外的角度展示人生、历史、世界的横切面。“来自历史深处的‘后悲剧’精神”同样广泛地存在于走过历史、欲为历史解惑、重新建立多向联系的创作者身上。

她发现当自己还在消化历史带给个人、家族命运的不适时,却已经被列入了历史,共同经受人们轻轻掠过的一瞥。小说所以常有裂解,在乎它的处境:一面是人对历史的淡薄,一面是历史对人的淡薄,故而叶广芩始终执著于对冷漠的突围,京城风情是浓烈的,丰沛的,贩夫走卒跃然目前,故事细节纤毫毕现:山药夹豆沙蘸瓜子的糖葫芦、藏着十八只松鼠的松鼠葡萄屏风、莫姜用圆菜心和香菇炸酱做成的鸽肉包……借这些风物的点缀,小说比老舍的《正红旗下》更多出几分鲜活的烟火气。相对于历史的纯化追慕,叶广芩执意返回的正是生活淤积的河床和团聚式的感情,而不是它繁缛雅驯的调子——那种历史名词天然带来的观感。

于是在历史的语词覆盖下,她要极力凸显人的一极,反对刺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炼纯粹而不应熄灭的伦理意志自由。在历史和个人之间,缘何要将天平向个人倾斜?文本缓慢展开,这一问题不言自明。莫姜能做出时人罕见的奶酥六品,父亲坚持“打仗的艺术性”,老五姐夫修身净心恍若仙人,历史与身历者构成了如此紧密的寄生关系,当历史面临断代之虞时,人却能把历史赓续下去,再现流风余韵。

但实际状况却是历史经常为概念和宏观意志所框范,个人在历史烟尘中面目模糊:“前门牌楼下密密麻麻一大群人,我拿了一个放大镜在里头找我的五姐,根本无法辨认。”这个深沉的隐喻揭开小说作者的使命:为业已漫漶的丹壁重新着色。作品几乎是在反复强调:宏大历史记号对个体的刻画具有双向性,“状元媒”三字破题而出,以灿烂的历史符号同个人真实相对照。

清朝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给我的母亲做媒,这是何等的荣耀光鲜——“众人都称赞刘状元这个媒做得好,才子配佳人,天造地设的一双”。然而他们的姻缘仅仅来自一次偶遇,父亲的倾心只是源于对色彩和氛围的喜爱——“我想,父亲在那一刻并不是看上了母亲,而是看上了他意念中泛起的带有古旧温馨色彩的图画。”刘春霖谎报父亲年龄,“蟾宫之兔”变成了“山林之兔”,母亲上轿前一天才知晓未来丈夫竟比自己大上十八岁,新婚之夜竟发现偏院里还住着一位夫人,“继而是一场恶战,喊叫哭闹,撕咬抠抓,蹬踹摔砸”,父亲“无法招架,当夜逃窜”……他们的婚姻,开始于一个并不和美的谎言,而历史让“我父母的‘状元媒’成了千古绝世的佳话。”

“我”用真实的家族记忆,着力向读者展示了省略的残酷,作者以“状元媒”为始,对经过层层剥离后,所呈现的历史单向叙述进行了含而不露的讽刺。

就像卡尔·波普质疑“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叶广芩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诘问。钮青雨酒宴开枪射杀日军要员,生民百姓们闻此振奋非常,选择将他镌刻为爱国不屈的楷模,而那不过是他不辱男儿身、誓为父报仇的行为宣告而已。

相应地,叶广芩的叙事也没有遵循历史自然展开的顺时序列,小说的插叙色彩更浓。父亲新婚之夜的“逃逸之旅”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开篇讲述父母婚姻时并没有交代,说到父亲解救困在江西兀山老道那里的七舅爷时才予以补叙。她敞开悠闲格调,讲述的实际是人在历史面前所能抵达的自由状态。而小说本身就彰显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历史将完全以记忆浮动的曲线来阅读,历史能被恰如其分又高度地艺术化。

《逍遥津》的后半部分讲述钮青雨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运笔到了章末,钮青雨已然是屈辱失身并为日本军官以倡优蓄之的卑劣角色,人物的彻底沉沦在意料之中,但他突然开枪导致身份逆转,叙事走向大大突破读者预期,而此时本该紧张延沓的叙事语言却依然简短和平静。二者在节奏上的严重错位,将反讽指向了纯粹以历史坐标定位个人的惯性思维。

人对历史的态度有着另一层深意。父亲在清廷解体后始终游走在边缘状态,尤其要“拒绝革命”,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撤离或者缺席公共事务”的属己姿态。然而明哲保身的可能性被历史一笔勾销,它成为一道人不主动选择也会被选择的牵引索,它的复杂品格是:不只被过去的种种要素填充,内在还流动着向现实延伸的冲动,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的眷恋太执着于一端。

但她面对的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选择题,家族在纵向线上经历了由个人化到历史化的转型,它身上本就有历史的影子(与满清贵族文化天然存在的亲昵状态),当同化(自身变为历史而不再是历史的痕迹)越来越明显,流失感分量不均地分配到每个人身上,让过去不曾完全凸显的疏离行为浮出水面。如果说父亲执着于个人化的生命,那么决裂于家族的老五坚持的又是哪一种个人姿态呢?似乎在这两个名词内部,还产生了模糊的层级关系。叶广芩摆出一个后历史主义的困境,仿佛说明只有不离历史也不弃个人才能保有平衡的心灵世界。

依据这样的原则,叶广芩在为众人作传时,把家族过往处理为历史和个人的中间物,它不是冰冷的故纸堆上的铅字,而是跨越血与火的英雄史,有大义,也有深情,是资以依恋的温床和墙上的鞭痕。

过往访谈中,叶广芩坦言“内心也常常会产生一种孤寂的感觉,渐入老境,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状元媒》行至最后,也展现了一个文化跨代者在孤守和融入之中摆荡不已的心境。小说第一重光明与阴暗的矛盾,折射出叶广芩作为家族火种的守夜人,不愿绝望也不敢绝望的本心、去英雄主义的情怀;小说第二重游离同亲近的矛盾,是叶广芩作为家族兴衰的观察者,不愿敷衍也不敢敷衍的思辨态度;小说在历史和个人之中归依不定,是叶广芩极力避开创伤叙事和制造秘穴的排解途径,让真实为一切人负责的深层愿望。

在被平面感支配的现代世界,深度的消失已经凝固为人们对外的第一心灵经验。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中流动着粉碎符号秩序的冲动,那么小说意在用撤退的艺术重新打量现代化,重新唤回人们从来有之的心灵意结(前溯愿望):对符号秩序的想象、融合与忆念,它在“要求有一个环境保障它的生存,这就是文化”而事实是作品已经在文化转型的阵痛中涅槃而出。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63页。

②[德]加布丽埃·施瓦布:《文学、权力与主体》,陶家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③陈晓明:《历史颓败的寓言:当代小说中的“后历史主义”意向》,《钟山》1991年第3期。

④[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⑤南帆:《无名的能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⑥江楠:《叶广芩与她的〈状元媒〉》,2013年4月13 日。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3/04/13/257906.html,2014年3月20 日。

⑦[俄]米哈伊尔·洛特曼:《塔尔图学派的形成与特点》,王立业编:《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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