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象范畴研究综述

2014-11-14杨合林张绍时

中国文学研究 2014年3期

杨合林张绍时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意象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20世纪80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很多探讨意象范畴的文章，对意象范畴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总体说来，意象研究成绩显著，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但分歧依然存在，进一步探究的空间仍然很大。本文拟对80年代以来的意象范畴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和总结，对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比较突出的问题加以提出、梳理，希望对新一轮的意象范畴研究有所推助。

一、意象范畴研究状况概述

“意象”概念，古已有之。“意象”一词在西方也十分常见，并在文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中有不同的内涵。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的意象理论传入中国，尤其是英美意象派理论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直到70年代末，我国的意象研究多是翻译介绍西方意象理论及探讨新诗创作技巧，尽管也涉及到古典诗歌意象，但从理论上对古代意象范畴进行研究却寥若晨星。甚至有一些学者对“意象”产生了误解，正如敏泽《钱钟书先生谈“意象”》（《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所说：“‘五四’以后直至八十年代初期的当时，一些最重要的学者如：梅光迪、闻一多、梁实秋、朱光潜等等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意象’的语汇，‘意象’一语产生于西方，是英文image的译名；国外的一些华人学者，如高友工、梅祖麟以至叶维廉等等师承这一说法，在六、七十年代所写的一些学术著作中，凡涉及‘意象’问题的，也不加思索地视之为‘意象主义’的副产品。”

古典意象范畴研究的兴起，是在对古代文论诸多范畴进行系统研究的大背景下展开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代文论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受到关注和重视。学科建立之初，研究者主要是致力于“文论史”、“批评史”的建构以及对一些专题作专门的研究。范畴研究是专题研究的基本方面，郭绍虞早在20年代末就开始对“神”、“气”范畴加以研究。但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古代文论范畴研究并开拓了研究的新局面，还是在80年代以后。意象范畴研究就是从这时开始，最早的研究成果应是陈一琴的《形象·兴象·意象——古代诗论中几组形象范畴考辨之一》（《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和胡雪冈的《试论“意象”》（《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丛刊》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之后，学界探讨意象范畴的文章不断涌现。总体说来，意象范畴研究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有不同的特色，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1980年至1989年）为意象范畴研究的奠基阶段。据初步统计，这一阶段共发表了72篇关于古典意象范畴的文章。意象研究的文章虽不多，但是这些研究涉及到意象范畴的概念界定、探源溯流、分类及与形象、兴象、意境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厘定了之后意象范畴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框架。

第二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意象范畴研究的发展阶段。此阶段拓宽了意象研究的领域，视角趋向多样化，重视考察意象范畴与形象、意境、西方意象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并从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角度对意象范畴的内涵进行了阐释。除了大量探讨意象范畴的文章，此时期还出现了2部研究意象的专著：陈植锷的《诗歌意象论》和汪裕雄的《意象探源》。《诗歌意象论》从意象的溯源、界说，意象与符号，意象的组合、分类、艺术特征，意象统计、意象解诗例说，意象的美学意味和文化组合，意象的更新和诗歌的发展诸方面，对意象范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意象探源》分“原起论”、“基型论”、“审美论”三编，上起殷周，下迄魏晋，将意象作为符号性范畴，对它从一般文化领域和哲学领域向审美领域的转换过程作了历史性考察。此外，一些学者开始将意象范畴纳入到古代文论体系中加以研究。陈良运在《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把意象作为中国诗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将意象范畴的具体研究与整个中国诗学体系的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孙耀煜《中国古代文学原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是将意象范畴作为构建古代文论体系的诸多范畴之一，以一章的篇幅加以论述。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为意象范畴研究的深化阶段。此一时期学界对古典意象范畴的研究有了更为新锐与扎实的拓展。学者们对以前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了反思，比如蒋寅和韩经太、陶文鹏关于意象与意境关系的一系列商榷文章，通过对某些观点的质疑，将意象讨论引向了深入，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此阶段对意象基本问题的研究也更为深细，如杨明《古籍中“意象”语例之观察》一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古籍中意象的使用情况，对古人使用的意象语例，从称说人物、称说山水风景或环境、论画、论书法、论诗文五个方面作了深入分析。研究专著有胡雪冈的《意象范畴的流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分为三编，上编从文论史的角度探讨了“意象”从发生到成熟的过程和阶段，中编从文体分类的角度探讨了诗歌意象、词意象、戏曲意象、文章意象、书法意象、绘画意象、音乐意象，下编从横向比较的角度辨析了意象与物象、兴象、形象、意境、气象、境象、景象、象外之象诸相关范畴的异同。

上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象范畴研究的大致过程，为更全面、深入地把握研究的状况，我们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从意象范畴的概念界定、渊源流变、意涵阐释、研究视角几个方面，对80年代以来的意象范畴研究再加审视和解析。

二、意象范畴的概念界定

研究意象范畴，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它的概念界定问题。意象范畴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古人在不同时期对意象概念的使用并不一致，而且古人也几乎没有以定义的方式对意象范畴进行过明确界定，因而学界对意象范畴的理解和界定从一开始就是充满争议的。

80年代学界对意象范畴的界定多强调意象是意与象的结合。胡雪冈《试论“意象”》一文较早提出意象“具有客观物象与主观感情的对立统一，是‘意’与‘象’的有机结合”。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认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袁先生更强调意象是主观与客观内在融合的一个整体，这种界定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美学领域，叶朗对意象范畴界定为：“意象就是形象和情趣的契合。”郁沅《中国古典美学初编》在强调意与象融合的基础上，更突出“意”的作用：“所谓‘意象’，它不是事物表象的简单再现和综合，它已经融入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创作意图等主观因素。它是作家根据事物的特征和自己的情感倾向，对生活表象进行提炼、加工、综合而重新创造的艺术形象。”此外，钱钟书对意象的界定比较独至，但长时间不为学界所知。钱先生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由骈文写成，其“窥意象而运斤”之“意象”即“意”，是“意”的偶词，明代以前所用的意象都是“意”，明人才以“意象”为“意”加“象”。

90年代学界对意象范畴的界定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与深入，界定方式也趋向多样化。刘敬瑞、张遂《意象界说》（《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6期）对意象范畴界定为：“意象是表现意境的材料，是诗人通过创造性想象，将客观物象感情化后，重新改造变形而组成的具有整体性、象征性特征的诗的形象。”刘伟林《意象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徐军强《论审美意象的基本特征》（《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认为意象即“意中之象”。黄展人主编的《文学理论》从多角度界定意象范畴：“意象的概念，从构思和创作过程的角度，可以解释为‘意中之象’，即在构思中存在于创作主体头脑中的经过审美意识加工的客观事物的表象。……从作品形象整体构成的角度来看，意象是构成某些作品（主要是诗歌）整个形象体系的基本单位，从情意与物象关系的角度来看，意象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相互交融和有机统一。”此一界定既指出了意中之象与文本意象两种存在形态，又指出了意与象相互交融的特征。

进入21世纪，李孝佺《中西诗学意象范畴比较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6月）从文本角度界定意象，认为意象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为表达一定的审美理想或思想感情而精心营构的融入了主体的情感、意绪和思想的主客统一的符号化表象。陈伯海《为“意象”正名——古典诗歌意象艺术札记之一》（《江海学刊》2012年2月）更为明白地将其表述为，意象即表意之象。从总体看来，此一时期学界对意象范畴的界定更侧重于“意中之象”，如刘惠文、刘浏《论“意象”即“意中之象”》（《鄂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等都持此种观点。甚至有学者指出意象只存在于艺术家头脑中，而不存在于文本中，如杨善利《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形象中意象与物象的统一》（《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意象只是意识中的形象，只存在于诗人的头脑中，除了诗人自己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外，任何第二者都听不到、看不到、感觉不到它。”张燕玲《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境界”、“意象”辨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对意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中国古典诗学的‘意象’就是指诗人的主观情志与客观景物在审美感兴中相碰撞而产生的‘意中之象’或‘心中之象’或‘人心营构之象’；它源于物，孕于心，是审美主客体意向性结合的一个产物。对于诗歌来说，意象是以词语为物质外壳的诗意形象，是诗歌艺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基本单位。就一首诗而言，它既可以指作品中单个的景和物，人和事，也可以指由多个独立意象所构成的整体意象。”

学界对意象范畴的界定，大致指向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意中之象，即创作者或读者头脑中的意象；一是文本中的意象，即已经物化的、呈现给读者的意象。概言之，意象是创作者之情意与物象交融为一的表意之象，它包括构思活动中的“意中之象”与物化为文本的艺术意象两种存在形态。王朝元的《“意象”诠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0月）一文还指出了意象范畴从“意中之象”到“文本意象”的发展过程：魏晋至宋，意象主要指构思中的形象；宋至明清，意象多指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相比较而言，学界更偏重于意中之象的界定，正如韩经太、陶文鹏《也论中国诗学的“意象”与“意境”说——兼与蒋寅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一文所说：“意象之义可以简洁地阐释为‘意中之象’，这样的阐释是‘意象’阐释史本身所积淀而成的最基础性的阐释意向，尽管它似乎显得太简单，但它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意象范畴的渊源流变

对意象范畴的探讨，最初是从“意”与“象”的原始义涵及其相互关系着手的。较早探讨意象源头的学者当数敏泽，其《中国古典意象论》（《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认为，《易》象“以小见大、以迩见远、乘一总万”的特点及《周易》对“意”与“象”关系的论述对后世的“意象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庄子》的舍“象”求“意”被引申为艺术应该含蓄、韵味无穷的思想，从重“意”方面对意象论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90年代开始，学界对意象范畴源头的考察渐趋深入。杨匡汉从文化角度探讨意象范畴的发生，他认为《周易》重“立象”和《庄子》重“得意”形成互补，是中国意象理论的源头。孙耀煜、吴风认为古典审美意象论的最早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汉文字的创造，“六书”中的象形、会意字基本规律都是以象表意，用简单、抽象的符号来比喻、象征物象，这对意象论的发生具有启发意义。黄霖《意象系统论》（《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认为《尚书·说命上》中提到的三种“传说”与美学中的“象”颇有关系，尤其是殷高宗武丁自述立傅说为相一事，与意象论的美学思想有相通之处。

21世纪以来，意象范畴的源头在探索中更显清晰。胡雪冈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指出春秋之前已萌发了“意象”的审美观念，除了《周易》和《庄子》之外，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铸鼎象物”中已形成了“意”与“象”随意应对，用来表示人们的精神意向，这是原始的意象性艺术。其二，老子的“象”、“大象”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合，实际上是意中之象。陈伯海《释“意象”——中国诗学的生命形态论》一文认为，《周易》、《老子》、《庄子》之“象”属于玄理“象”，它构成了诗歌审美意象的一个源头；先秦两汉之间出现的“乐象”说，以乐音效法天地四时而具象征意义，“乐象”作为表意之“象”，它是人文之“象”，构成了意象范畴的另一源头。陈先生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意象范畴的源头。

关于意象范畴的发展演变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学者从文论史角度对意象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曾俊伟《“意象”说源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较早对意象范畴的发展流变进行专门探讨，他指出先秦是意象说的孕育阶段，魏晋南北朝是意象说的形成阶段，唐代是意象说的成熟阶段，宋元明清是意象说的完善阶段。吴风《试论中国古典审美意象的历史嬗变》（《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6月）认为先秦两汉是审美意象的萌芽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审美意象的创立时期，唐宋元明是审美意象的展开时期，清代是审美意象的成熟和总结时期。赵天一的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意象史论》将“意象史”分为五个时期：东汉之前为“前意象时期”；东汉至唐为“意象的诞生和发展期”；宋元为“意象的自觉期”；明清是“意象的成熟期”；民国至今是“意象的总结期”。赵文探讨了前四个时期即先秦到明清的意象范畴发展历程，这相较之前的研究更为系统、全面，对意象理论的建构及意象研究很有意义。

也有学者不以历史朝代为分期探讨意象史，而是从意象范畴本身的发展流变探讨意象史。王向峰《从<周易>到宗白华的意象论——中国意象范畴的历史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认为意象经过象征意象、想象意象、艺术意象内涵不断扩延的三个阶段，指出《周易》为意“立象”，这种象是心理学层面上的象征意象，到了刘勰的“窥意象而运斤”之说，意象具有了审美想象中的形象的意义；到了唐代，意象成为艺术创作主体审美情思形象对象化的一个通用术语。张利群《中国古代意象的发生和表现及其理论构成意义》（《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认为意象的发生过程呈现出三个阶段：“意”与“象”分述的孕育期；刘勰“意象”论的萌发期；历代文论家阐发“意象”并使其理论化的发展期。辛衍君《从“易象”到“审美意象”——中国古典审美意象的历史嬗变》（《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月）认为中国古典审美意象的发展可分为“易象”、“意象”和“审美意象”三个发展阶段。

此外，也有学者对某一时期的意象论进行了专门研究，如元文广《明代意象论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5期）一文，探讨了明代的意象论，指出明代人在讨论意象时认为意象要衡当、含蓄、虚构等，因而明代才是意象论的真正成熟时期。

四、意象范畴的意涵阐释

意象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论范畴，对意象范畴意涵的阐释是学界研究意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说来，学界主要从以下一些方面对意象范畴进行阐发。

从本质规定角度所作的阐释。郭外岑《意象本质上不是比喻、象征、寄托》（《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意象诗是以心物不期然而然的偶合因而引起情景的突然触发为基点的，故谓“化景物为情思”、“语不及情而情自无限”，所以它并不重在喻托意义的选取。顾祖钊（《论意象五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认为中国古代意象论的正宗理论（即排除泛化意象论）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要点：意象是“表意之象”；意象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至理”；意象的生成方式是“象生于意”；意象大多有“奇辟荒诞”的外部特征，是一种“人心营构之象”；意象有惊人的表现力和巨大的感召力。贺天忠《“意象”说：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诗学理论》（《襄樊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认为意象的本质就是物象与主体情、意、理、趣、味相契合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审美意象的本质就是用语言或其它物质材料塑造艺术形象时显现于人脑中或物化为作品中的含蓄蕴藉性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屈光《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认为作家的主观情志（即“意”）与客观对象（即“象”）互感而创造出的具有双重意义即字面意义和隐意的艺术形象称为意象。意象的艺术本质是寄托隐含，字面意义称为外意，隐意称为内意，在古代文论中，有时把意象称为隐。

从哲学底蕴角度所作的阐释。探讨意象范畴的发生与《周易》、《老子》、《庄子》等哲学著作的密切关系，究明它是一个充满哲学底蕴的范畴。王万昌《“意象”论的哲学底蕴》（《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认为古典意象论以“道”为本体，其构成形态是“天人合一”，认知基础是“言不尽意”与“立象以尽意”，审美心理与观照方式是“玄鉴”、“神思”。孙振玉《老子哲学与中国古典意象说》（《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认为老子哲学、美学是一种立象观道的人生态度，老子哲学与中国古典意象说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价值关联而不是理性对应，意象活动中的非理性因素根源于老子哲学价值祈求的影响。郭外岑《魏晋玄学与“意象”形成的关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认为魏晋玄学在人们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社会生活和心理意识、文学创作和语言形式等方面所引起的时代性变革都为“意象”概念的形成和产生提供了根据。

从生命形态角度所作的阐释。朱志荣《论审美意象的创构过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认为审美意象是审美活动中物我双向交流的产物，反映了个体的生命节奏与对象的感性生命的贯通，其核心乃在于情景合一。陈伯海《释“意象”——中国诗学的生命形态论》一文认为意象是诗人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具体显现，而且这一生命活动根溯于宇宙生命的本原，它导向超越性的“道”的境界。郑德聘《从“兴”“味”“意象”看中国诗学的生命美学精神》（《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认为意象之“意”是创作者从自己的生命活动中得到的人生体验、审美体验，是活生生的感性经验，“象”有其多姿多彩、生命鲜活的物象特征，展现了作者的生命情趣和因直感或积淀而得到的生命体验。意象以情性为本，传达的是作者的生命体验，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达到生命的对话与交流，意象之创作与欣赏就是对自我生命的超越。

从生成过程角度所作的阐释。从“意中之象”到文本意象是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不少学者在论述意象的生成过程时提到了郑板桥《题画·竹》：“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气雾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郑板桥提出了创作的三阶段：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从意象创作的角度来看，胸中之竹也即“意中之象”，手中之竹即文本意象。学界对意象的生成过程的认识基本上与郑板桥提出的创作的三阶段相一致。杨善利《论中国古典抒情诗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灵轨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认为中国古典抒情诗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灵轨迹，实际上是诗人在“实象”的触发下引发的虚幻的想像或联想，由实入虚进而造成虚实相生的“象外之象”、“象外之意”，再通过对意象的经营组合衍生出的新的意象，构成“象”、“意”生发无穷的艺术作品的过程。这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来探析意象的生成过程，也有学者把读者接受中的意象也纳入研究范围。如黄霖《意象系统论》（《学术月刊》1995年7月）把意象系统的创作过程与读者接受过程分为五个层面：在创作构思过程中“神与物游”所形成的意中之象称“主体性意象”；语言文学化过程中的意象称“迹化性意象”；表现于作品本体中的意象称“本体性意象”；作品本体与读者接受相联系中具有的一种意象称“兴象性意象”；读者心中再创造的审美意象称“味外性意象”。关于意象的生成过程，学界基本达成一致，认为意象的生成首先是诗人观物之后激发出某种情意，在诗人的头脑中形成呼之欲出的意象，然后通过立象使诗人头脑中的意象物态化，在作品中呈现为审美意象。

从基本特征角度所作的阐释。李黎《审美意象初探》（《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认为意象具有表现性、象征性、创造性、多义性的基本特征。辛刚果《“意象”辨析》（《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认为意象具有想象的真实性、直觉感受性、美感的丰富性的特征。吕崇龄《诗歌意象的审美心理内涵及审美特征》（《昭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认为诗歌意象的审美特征主要是整体性、符号性、象征性、多义性。赵国乾《论中国古典意象的美学意蕴》（《东岳论丛》2005年11月）认为意象具有主体性、象征性、多义性、承袭性的审美特征，意象蕴涵了含蓄美、朦胧美、自然美、新奇美等审美形态。张绍时《论“意象”的“形而上质”——从意象与易象的关系说起》（《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认为意象源自易象，与道密切相关，具有神秘性、象征性、形上性、直观性等特点。学界还出现了一些专门阐释审美意象的某一特征的文章，如胡雪冈《“意象”与“比兴”的关系及其多义性》（《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许燕《论诗歌意象的模糊性》（《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等。

此外，还有根据具体论家的意象论所作的阐释。其中对刘勰的研究比较多，如卢永璘《刘勰的“文”论和“意象”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张长青《刘勰的审美意象论》（《中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等。还有对司空图的研究，如李黎《审美意象与司空图的<诗品>》（《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1期）、杨福俊《论司空图的意象理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年第3期）等。对王廷相的研究，如葛荣晋《王廷相的“意象论”》（《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对王夫之的研究，如斐鼎鼎《王夫之意象理论探微》。还出现了研究某一流派的意象论的文章，如史小军《试论明代七子派的诗歌意象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学界对意象范畴的阐释并不止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研究者因立场、角度的不同，对意象范畴意涵的阐释自也不同。看来这种多元化的阐释格局还将不断持续下去。

五、意象范畴的研究视角

学界研究意象范畴的视角渐趋多样化，概而言之，主要集中在意象的比较研究、从不同学科角度的研究、从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的研究三个方面。

先谈一谈意象范畴的比较研究。80年代学术界掀起了“比较文学热”，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意象的文章出现了不少。具体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的比较。

其一，与形象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意象而较少言及形象，它们两者比较容易区分。陈良运《意象、形象比较说》（《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主要从两方面辨析了这两个文论概念：从外观之相来看，形象是以客观物象（人物、景物、环境）为蓝本创造出来的，它不应该给读者造成错觉或幻觉的艺术效果，意象则是努力追求一种错觉或幻觉的艺术效果。从内观之性来看，意象相比形象更为含蓄不尽，并具有多义性。

其二，与意境的比较研究。敏泽《中国古典意象论》一文较早对两者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相同之处有两方面：首先，两者都包含了主观之意和客观之景两个方面，并且都是意与境浑，心与物共；其次，两者都要求意余象外、咫尺万里。不同之处在于：从渊源上看，意象理论直接从《周易》和《庄子》两个源头演化而来，意境理论则是佛教哲学、塑像、绘画等所影响的结果；从内容来看，意象主要指文学作品中“意”与“象”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意境则是通过形象化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把读者引入充分想象空间的艺术化境。稍后，陈良运《意境、意象异同论》（《学术月刊》1987年8月）探讨了意象与意境的源流、内涵、特征等方面的同异之处，认为意象必有“象”，无“象”即是意境；多个意象可成“境”，一个意象也可成“境”，有变形的、象征性的意象，却无此类意境。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文认为“意境的范围比较大，通常指整首诗，几句诗，或一句诗所造成的境界；而意象只不过是构成诗歌意境的一些具体的、细小的单位。”陶文鹏《意象与意境关系之我见》（《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对袁先生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两者的关系具有多重性、多变性及双向运动性，并指出“意象有小有大、有显有隐、有实有虚，它是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型的。”陶文鹏还分析了一系列诗歌意象，从而得出结论：“意象有小于意境的，也有等于意境或大于意境的，它既可以组合成意境，也可以不构成意境。……而作为美学理论范畴来看，二者有不同的性质、内涵、价值和地位，不可轩轾，难分高低。”陶文鹏提出的意象与意境关系多重性、多变性及双向运动性是对意象与意境关系的一大推动，提出二者不可轩轾，难分高低则意在对诗歌“以境界为最上”的传统观念加以修正，这些都很有新义。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对此提出商榷，他更强调意象存在于诗歌语境中，自然物象、名词或典故作为意象的功能是置入一种陈述状态中才实现的。他引入了语象和物象两个概念重新定义意象，认为由语象和物象所构成的一幅完整画面才是意象。并论述了意象与意境的关系：“意象是经作者情感和意识加工的由一个或多个语象组成、具有某种意义自足性的语象结构，是构成诗歌本文的组成部分。意境是一个完整自足的呼唤性的本文。”之后，韩经太、陶文鹏发表了《也论中国诗学的“意象”与“意境”说——兼与蒋寅先生商榷》一文，认为蒋寅对“意象”和“意境”的阐释，并未清晰地区分世界“通用”与中国“专用”之间、历代通用与当时专用之间的不同。他们将蒋寅对意象的界定修正为：“意象是由作者依循主、客观感动的原理和个性化的原则艺术加工出来的相对独立的语象结构，它可以由一个或多个语象构成，它具有鲜明的整体形象性和意义自足性。”后来，韩经太、陶文鹏在《中国诗学“意境”阐释的若干问题——与蒋寅先生再讨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意境与意象是“丛生关系”，两个范畴有重叠，或者说意象与意境是两个孪生的诗学概念。蒋寅和韩经太、陶文鹏对意象与意境的讨论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运用西方的话语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又结合了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实际，对于沟通中西诗学及促进古代文论走向世界“通用”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叶朗《说意境》（《文艺研究》1998年1月）从美学角度区分了意象与意境，他认为意境除了蕴含意象的规定性之外，还有“象外之象所蕴涵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的意蕴”的特殊规定性，意境是意象中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种类型，它超越具体的事物和事件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

其三，中西意象范畴的比较研究。肖君和《论中国古典意象论与西方“意象派”的区别》（《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从中西意象论产生的原因、内涵、延续时间和适用范围、与今天的文艺实践的关系这四方面论述了两者的不同。成立《审美意象范畴论——中西意象理论的历史比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1月）分析了中西意象理论经历的不同的演变道路。中国古典意象理论同道、佛、儒哲学思想紧密结合，与中国艺术的抒情写意传统和独特的艺术媒介材料密切相关；它所强调的是审美意象内部的情与理、趣与意、虚与实的统一，并由“意象”说自然而然地发展为“意境”说，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韵外之致”的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象空间的开拓。西方意象理论因康德关于审美主体性的阐发而兴起，与现代审美心理学同步发展，它所强调的是审美意象的主体性、超越性和非理性方面。中西意象范畴也存在一些共同特性，阳晓儒《中西审美意象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认为中西审美意象都具有虚幻性的性质，都是情与景、形式与情感的有机交触。李孝佺《中西诗学意象范畴比较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6月）认为中西意象范畴具有表象符号化、比兴象征性、模糊多义性和复现传承性等共同特征。

第二个视角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研究意象范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学者立足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对意象的阐释也各异。叶朗、薛富兴等从美学角度研究意象。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一书中指出“意象是一个标志艺术本体的美学范畴。”后来更提出了“美在意象”的著名论题。薛富兴《感兴·意象·境界——试论美感的三阶段、三次第》（《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把意象作为美感三阶段（即感兴、意象、意境）中的第二阶段，他认为意象是美感的具体化，是内在对象化形态的美感，它最能体现人类审美活动的精神特征与内在结构。吴晓、张福荣等从语言符号学角度研究意象。吴晓《诗歌意象的符号学分析》（《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认为意象作为符号具有自足性、模糊性、非独立性的基本性质，意象符号自身具有生命活力。张福荣《意象：艺术语言的基本符号》（《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认为意象是艺术语言的基本符号，它的能指是“意的象”，所指是“象的意”，两者共同化合成有意味的形式即意象，意象是主观之意和客观之象的符号统一体。胡伟希、汪裕雄等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意象。胡伟希《意象理论与中国思维方式之变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将意象理论及中国思维方式的研究置身于传统文化背景之下，认为先秦时期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比兴原则上的隐喻意象，魏晋时代思维方式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提喻意象，禅宗时期思维方式是讽喻意象，宋明理学思维方式是历史意象。汪裕雄《意象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将意象纳入中国文化“言象互动”的符号系统，对其结构、功能作了历史考察。并指出中国文化之重“象”，重经验，有利于艺术和审美，而不利于语言逻辑传统的延续，都可由此得到说明。屈光、马明奎等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意象。屈光《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论》一文认为文本中所呈现的意象存在形态的不同，直接映射出诗人创作过程中意识活动状态的不同。屈光指出意象理论与意识流理论紧密相关，并将意象创作过程中的意识状态分为意识的振动筛选、意识的延伸、意识的腾涌、意识的弥漫四种。马明奎《意象新论》（《中州学刊》2010年第4期）从意象的生成和表现两个角度进行探究，对意象运动的心理过程及其与题材结合的叙述关系进行了探讨。当然，学者并不都是单一从某一学科角度对意象进行研究，不少学者对意象的研究往往涉及到多个学科，如汪裕雄的《意象探源》一书立足于中国古代思维和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研究意象，借鉴西方符号学、结构学、解释学、心理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探讨了一条中西融合、相互渗透的方法，使意象范畴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个视角是从文学创作实践即作品的角度研究意象。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的形成及其特点》（《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一文指出：“近些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多比较重视文学理论范畴的哲学渊源，然而却忽视了影响文学理论范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有部分学者就是结合文学作品来研究意象。吴晟的《中国意象诗探索》（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从中国意象诗的历史发展、中西意象诗的比照、中国意象诗的哲学探究、心理机制、内在构造、禅宗悟性、生命探索、表现手法、价值取向、审美接受、美学意义诸方面对意象诗进行深入研究。此书针对学界意象理论上的研究与评论上的具体操作脱节的现象，从中国大量文学作品实际——意象诗的角度研究意象范畴，阐发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杨合林《玄言诗研究》一书通过对玄言诗的深入考察，认为玄言诗由体玄悟道向立象尽意的转变使思的言说与诗的言说得到统一，尤其是陶渊明、谢灵运以田园、山水之象写“意”，创作了大量意、象圆融的诗篇。玄言诗以立象尽意的方式从实践的层面为意象概念的提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这些探讨对意象范畴的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文学史上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

实际上，对意象类型和结构的研究，大都也是从文学作品的实际出发进行的。关于意象的分类，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文把意象分为自然界的、社会生活的、人类自身的、人的创造物、人的虚构物五大类。陈植锷《诗歌意象论》一书从五个方面划分意象：从语言角度分为静态意象和动态意象，从心理学角度分为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嗅觉的、味觉的、动觉的、错觉的、联觉的共八种，从内容上分为自然的、人生的、神话的三种，从题材上分为赠别、相思等十四种，从表现功能方面分为比喻性、象征性、描述性三类。关于意象结构的组合方式，董小玉《诗歌意象结构的审美组合》（《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将意象组合分为递进式、并列式、对比式、辐射式。吴晟《诗歌意象组合的几种主要方式》（《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将意象组合分为并列式、对比式、通感式、荒诞式、交替式、辐辏式、叠映式意象组合。他们的研究都是以一定的文学作品作为“实证”材料展开的。

结语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意象范畴研究，从开疆拓土到规模初具，并形成浩荡之势，其间新见不断，成果喜人，特别是在意象范畴的概念界定、渊源流变、意涵阐释、研究视角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角度的转换，方法的更新，视野的开阔，有关意象范畴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不断变得清晰明白起来。这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化，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文艺理论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日显突出。但研究中的不足也是明显的，许多问题上歧见互出，各执一端，问题并未很好解决。这就要求我们：规范化、高品质的学术探讨不仅不能松懈，还应进一步加强。为此，在总结和反思已有研究之得与失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学者、方家参考，并请批评指正。

1.对历史上的“意象”材料要进行系统考察，既要溯其根源，明了主干，又要扫视其枝叶，但不能以枝叶遮蔽根源和主干。这就要求我们突出重点，抓取主线。如意象在先秦的展开，《周易》不能不是一个首要关注的焦点，从《周易》到《易传》、《乐记》，意味着意象从巫术－宗教之象开始转向了哲学、艺术的方面。魏晋六朝是中国文论发展的一个高潮，正是在这个时期，意象作为一个重要的文论术语和范畴开始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王弼和刘勰无疑又是焦点所在，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分别也是很值得思考和探索的。考察历史上的意象，我们也不能光看材料上是否有“意象”二字，不能为名相所误。其名为意象，其实未必是意象，或者说，与我们所要探讨的意象之间可能关涉并不大。而相反的情况是，虽无意象之名，却有意象之实，如唐宋人标举的“兴象”，很显然就代表了意象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2.要深入结合文学作品的实际。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结合不应是简单的拉扯或比附，也就是说，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不应是作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概念的印证之物，而应是导引、推导出观点和见解的原始而基础的材料。在实际的文学活动中，理论、批评与创作从来就是浑然一体的。文学活动构成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基本语境。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提出“窥意象而运斤”，这和他所敏锐地观察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一文学运动的大势是分不开的。

3.要将意象范畴研究放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整体之中去，在整体推进中深化对意象范畴的研究，同时让意象范畴的研究助力古代文论的整体推进。因为意象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它的存在本身就不是孤立的。譬如说，意象范畴和意境范畴就很难分割开来进行研究。而实际上，意象不止是和意境有联系，它与其它文论范畴、命题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能入能出、宏微并观的研究眼光和视野。

〔注释〕

①1928年，郭绍虞先生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发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神”“气”说》，于《燕京学报》第4期发表了《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1929年，郭绍虞先生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发表了《文气的辨析》。

②见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魏中林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③陈植锷《诗歌意象论》，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汪裕雄《意象探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④这一系列商榷文章源于1991年陶文鹏的《意象与意境关系之我见》（《文学评论》第5期）一文，之后相关文章如下：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韩经太、陶文鹏《也论中国诗学的“意象”与“意境”说——兼与蒋寅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蒋寅《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兼论王国维对“意境”的曲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韩经太、陶文鹏《中国诗学“意境”阐释的若干问题——与蒋寅先生再讨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这无疑成为了意象范畴研究中一片引人入胜的风景。

⑤杨明《古籍中“意象”语例之观察》，载于章培恒主编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227页。

⑥详见敏泽《钱钟书先生谈“意象”》（载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一文。根据此文得知，敏泽于1983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的《中国古典意象论》一文经过钱钟书的详细批改。2000年，敏泽将钱先生的批改意见整理成《钱钟书先生谈“意象”》一文公开发表，这些修改意见体现了钱先生对意象的独特看法。

⑦见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⑧见杨匡汉《诗学心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⑨见孙耀煜《中国古代文学原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吴风《试伦中国古典审美意象论的厉史嬗变》，《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

⑩见胡雪冈《意象范畴的流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⑪陈伯海《释“意象”——中国诗学的生命形态论》，见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⑫赵天一《中国古典意象史论》，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⑬斐鼎鼎《王夫之意象理论探微》，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⑭见杨合林《玄言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51页。

⑮见陈植锷《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146页。

〔1〕叶朗.中国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