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旅美台湾作家，1925年生于山东临沂之兰陵，1949年去台湾，1978年移居纽约。历经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台湾戒严、美国移民，自称多难。积六十多年写作经验，散文自有面貌，精神与日俱新。作品畅销各地，近作回忆录及日记尤其受人称道。

我非鱼，子非我（一九九六年九月）

九月一日 星期日

我到一个座谈会去做听众，有一位主讲人指责新闻媒体常有偏见或谬误，在座发言辩解的人太客气，太含蓄，我忍不住说了几句话。座谈由教会主办，我说人类是犯错的动物，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人人犯罪。媒体是长期事业，他的错误他自己会发现，也一定会纠正，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他追求救赎。

我说新闻记者不是先知先觉，他是后知后觉，有一天他知了、觉了，社会上还有千千万万不知不觉，谁来唤醒这些人呢，还是靠传播媒体，靠新闻记者。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新闻记者，因之也就无法欺骗所有的人。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新闻媒体误导了上一代人，新闻媒体也会启迪、警告、改变下一代，这就是新闻记者的救赎。

我说新闻记者是可以欺骗的，命运“欺骗”他们，潮流“欺骗”他们，意见领袖“欺骗”他们，“事实”也可能欺骗他们。他们报道事实，但事实并非等于真实，“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都是事实，可是都不是真实。等到“真实”变成“事实”，周公归政，王莽篡位，新闻记者继续报道，他们“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寻求救赎，人生和历史就是在不断的救赎中向前向上。

座中有人说，人永远不能知道“真实”，意在贬低新闻工作的价值。我说我知道这句话，这话是哲学家说的。我还知道，既然无法重现“真实”，那就放弃真实，追求精彩，那是文学家说的。哲学文学都了不起，但新闻工作同样了不起，新闻记者的态度是，既然报道容易失真，那就要遵守某些规范力求接近真实，既然放弃真实才产生精彩，那就要抵抗“文学效果”的诱惑，新闻工作也有他的“戒定慧”，万丈红尘中护持方寸。我说哲学如水，文学如酒，新闻报道介乎两者之间，如茶，人类需要茶，一如他需要水和酒，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人民大众可以想象没有哲学也没有文学的日子，不能想象没有新闻报道的日子。

九月四日 星期三 晴

晚，应罗建武兄之邀听大证法师讲“现代人与禅”，法师说法两个小时，没有涉及本题，似乎只是用这个时髦的口号吸引人。他忽然插入一段对基督教的批评，依逻辑他应该申说禅对现代人有益而基督教不能提供这种利益，没想到他强调神造论不合理，谈禅怎么扯出“合理”的大旗？禅是可以用合理来定性的吗？

这位法师对基督教只有一些零星的间接的印象，他在抨击之前先引述基督教义，也把《创世记》的内容弄错了。他也有长处，法相引人好感，声音有磁性，开讲前先用一段时间引导听众念阿弥陀佛，可以催眠理性，接受妙法玄言，与听众谈合理是他的自己破功，可谓不知己、不知彼、舍长用短。

基督教需要他山之石，但并非一般人可以胜任。身为法师，匆忙地粗糙地批评基督教，我看是缺少自信的表现。圣严法师早年写过一本《基督教研究》，他是下了功夫的，他已多年避谈两教恩怨，我曾对他说，基督教对佛教不足以构成威胁，希望他能做两教信徒共同尊敬的领袖。

九月十日 星期二 晴后阴

最近纽约附近之宾州和新泽西州将有大批婴儿出生。一家医院的行政主管说，九个月前，今年一月初，美国东北部大风雪，居民多日不能出门，“他们夫妇只能在床上玩耍”，提高了今年的出生率。报纸称这批即将出生的婴儿为大风雪婴儿。

想起百年以前中国已有人自嘲，中国人口多，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地区都没有夜间娱乐场所。以后这话不断有人翻制，抗战时期重庆出生率高，因为日本空军对这个战时首都实施疲劳轰炸，空袭警报昼夜不能解除，增进了夫妻情感。五十年代台湾出生率高，因为台湾戒严，没有夜生活，只好早早上床睡觉。想不到来到美国也听见重弹此调。

九月十二日 星期四 阴 凉爽

妙峰法师鄙视宋儒吸纳佛法而成理学，斥为卑鄙。这可新鲜！佛教影响东西方许多哲学家，原是佛教的光辉，佛法有边，未能影响马克思，这是佛教的遗憾。宋儒吸纳佛法而成理学，犹如佛教吸纳道家创立禅宗，乃文化交流互补之范例也。

我在施府读书会中说，佛教以道家为滩头堡，伸入中国，有利有弊，称其利者多而揭其弊者少。中国文人从道家的角度接受禅宗，未能得到佛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反而失去儒家天覆地载、民胞物与的胸怀，流为空疏灵巧。妙峰法师的偈中有“不问苍生问白云”，可举为近例。

九月十三日 星期五 雨

收到张继高逝世纪念文集《追求完美张继高》，书中收了我的《美丽的谜面》。此书作者多半借悼念张氏露才扬己，因而透露了少许内幕，对破解谜团有帮助。

原来张继高初抵台湾那年，受俄谍李朋案牵连被捕，囚五个月（一说九个月）。这就难怪了，他依例要成为当局永远怀疑的人，一生屈己不能求伸，貌似才华横溢，实则郁郁以终。书中有人记述张氏名言：“修养就是憋，看谁憋得久。”他对修养的体认只在“忍”的层次，不及于“忘”，不知有“化”，真是“我志未酬人亦苦”矣！

我在追悼张氏的文章里说：“我总觉得他心中有未流的泉，未放的蕾，未化蝶的蛹。我总觉得他欲行又止，欲言又止，欲取欲予又止。古人说‘君子放之则成川，聚之则成渊，我总觉得张先生成川时少一分澎湃，成渊时少一分宁静。”看来八九不离十。

九月十四日 星期六 阴

这几天一雨成秋，气温大幅下降。我连日咳嗽不止，除了吃药昏睡，只能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古人一醉解千愁，我现在好像是“一睡治百病”，医生给的感冒药、头痛药、心律不齐药，好像都以睡眠为甘草，黑甜之乡果然比美壶中乾坤。

武侠小说也是一种白日梦，小时候，父母老师都列为禁书。在那个时代读武侠也是成人典礼的一个项目，就像十八岁的男孩开始抽烟，至今我打开《天龙八部》，还有那样的感觉。

金庸本领高强，他的人物常有类似的性格，类似的遭遇，在类似的模式中成长，这本是小说的大忌，但是他仍能引人入胜。我联想到京戏的角色，同样是大花脸，张飞是张飞，程咬金是程咬金，各擅胜场。他这是把类型当做原型使用，有些评论没有看出他的门道。

金庸笔下，总是坏人占上风，但是好人死不了，坏人累积的成果，最后归好人承受。他掌握了历史的大方向，故事往往有宗教救赎的意味。古龙则不然，这是两人最大的分别。

九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

上午到礼拜堂，一位陈弟兄讲《主祷文》的意义，他在台上讲他的，我在台下想我的。

如果《心经》是佛经的纲领，《主祷文》可以视为《圣经》的纲领。《心经》的制高点“山在虚无缥缈间”，《主祷文》比较贴近生活。这可能因为整部《圣经》并没有太抽象的内容，不过佛教使众生得益，也多半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类，而非“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之类。虽然如此，大家都知道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举世最高，他永远不能登上山顶，但仍以住在山脚下傲人，所以佛教比较能满足中国人的虚荣心。

从事翻译工作的陈炳仪女士见告，女性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的父权形象，主张把《主祷文》第一句译成“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我说黑人质问上帝为什么是白人，女人质问上帝为什么是男人，中国人质问上帝为什么是外国人，我可以接受上帝是黑人是女人或者是犹太人，我难以接受上帝是双性人或者无性人。

晚上吃感冒药上床，脉搏至每分钟一百四十次，头晕唇麻。连夜入院急诊，所谓急诊也要一个小时才看到医生，经过验血、做心电图、照胸部X光，医生说“没检查到你有心脏病，但这并不表示你没有心脏病，建议你住院继续治疗”。美国医生喜欢为病人做尽所有的检查，一则为医院拉生意，一则为自己推卸责任，造成医疗资源之浪费。我想算了吧，我如果在中国，恐怕也就是做个心电图罢了，当即签字出院回家。

九月十八日 星期三 阴

有人在报上登广告说，本区还没有一家雅静的咖啡室可供高级人士休憩，他现在开了一家，如何如何云云。

我专诚光顾，见场所狭小，座位仅可“容膝”，老板娘以非常舒服的姿势坐在那里抽烟（按规定咖啡座是禁烟的），送咖啡来的小女孩服装不整，咖啡喝完了也没人来问要不要加添。

广告说得太好，实际差得太远，广告就成了对自己的批判。依经验，这家小店的寿命不会超过三个月。开这么一个小店，大概也要投资五万美金吧，干吗要这样糟蹋钱？

九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

读陈若愚编著的《艺术信仰与人生》，摘抄几则。

John Calvin说，图画是文盲的书本，他反对以图像代替书籍，更认为视觉感官仅能带来有限的了解。

笛卡尔说，小说常叙写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误导我们去承担我们力不能及的工作。

诗人的期望是取悦于人，主要的策略是诉诸人的想象力。艺术的杰作只能是虚构的世界，理性在创作活动中给排斥出来。

Philip Yancey说，基督徒作家只有思想，欠缺艺术；只有超自然，欠缺自然；只有动力，欠缺张力；只有光明，欠缺黑暗。

谢谢他把这些话翻译出来。

九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

文友们要我谈谈王蓝的长篇小说《蓝与黑》，此书一九五八年台湾出版，五十多年以后还有许多人想谈论它，不容易。

回想《蓝与黑》初版，由王蓝自己成立的红蓝出版社印行，问世之前，我有幸看到校稿，提供意见，出版后我写过读后感。那时我是个充满幻想的文艺青年。一九七七年版权移转到纯文学出版社，我又写了书评，那时我是个有宏观眼光的报社主笔。现在我是个老人了，平静的池水，温和的夕阳。

文学阅读是两种人生经验的对话，读者和作者。面对《蓝与黑》初版，我说过：“抗战已远，碧血犹温，《蓝与黑》重新唤起人们出生入死的壮烈和牺牲奋发的传奇，虎虎生风。”我如此赞叹了书中的青年人：“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精神，对危险与功利视而不见，把现实和梦幻合而为一。”

后来面对纯文学版，我称道这本小说的宏伟：“由抗战将要发生到大陆业已撤守，它的描写由巨室到军营，由舞场到山坳，由斗室对泣到举国若狂，由温情到残杀，由亡国奴到胜利者，由党国元老到引车卖浆者流。”我说：“这部小说表现了小说家对那个‘埋葬了一世人又造就了一世人的时代之观察与了解，在曲折隐微和众说纷纭中提供证词，以缠绵悱恻的海誓山盟作骨架，建构作者心目中的社会史。”

《蓝与黑》长期畅销，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也都叫座。有人以“王蓝蓝与黑大红大紫”为上联征求下联，至今没有结果。有人说他模仿《红楼梦》，王蓝颇感委屈，我曾为他辩解，后世作家以古典作品为原型，进行创作，乃是文学发展的正常现象，和模仿有很大的区别。

台湾五十年代的主流之作，评论家称为“反共文学”，那时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是强烈反共，于是有人认为“反共文学”是国民党的化妆品。其实这些小说对国民政府的作为有尖锐的批评。试看陈纪滢在他的《贾云儿前传》里，暴露了特务机构构陷无辜，姜贵在他的《旋风》里刻画了地主阶级的腐化，《蓝与黑》以大量篇幅记述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犯下种种恶行。那时连雷震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也还没出现这样的文章。

王蓝的《蓝与黑》大约在一九五五年开始写作，先在一家月刊上连载，一九五八年出版单行本。大体言之，那时“反共文学”维护的是善良农民的品性，如田原；江湖人物的义气，如司马中原；青年的热情，如王蓝。他们把这些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可以说，战后台湾在小说中批判国民党，他们着墨最早。

王蓝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年仅二十七岁，他是国民党重点培植的对象之一。《蓝与黑》一书流露了他的文学天性，国民党看出他有独立观察的能力并作出表述的勇气，难以成为驯服的工具，王蓝从此文坛得意，政坛失意。后来的司马桑敦与他相同，司马虽然和国民党有深厚的渊源，一路行来也有坚苦卓绝的毅力，但是国民党看出他在温文尔雅后面的一颗心仍是一匹野马，他只有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新闻记者吃的是英雄饭，廉颇老矣，虽有创业宏图，因缘不足。可以说，王蓝、司马桑敦都“为艺术而牺牲”。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

天方人物速写：

我又梦见那棵柳树……其实是梦见地上一个黑洞。

当年在我的家乡，一等人种树，二等人杀树，三等人挖走树根。这就是那个黑洞的来历。

也许因为我那时个子还小，回想起来，那棵柳树参天一般高，树干很粗，好像支撑大厦的石柱。柳条又那么细，那样软，垂得那么低，长长尖尖的柳叶，镶着细细的锯齿，深灰色的树皮映衬，显得特别嫩绿精致，经过春风温柔的梳理，远看像一条绿色的瀑布。

不，瀑布太狂太野了，垂柳是春神的幼女，人间只有某一个女孩的长发可以比拟。那时女孩时兴把头发留到肩膀那么长，一丝不紊，焕发着天然的光泽。当然，这必定是个美丽的女孩，娇生惯养不参加劳动的女孩。

真有这样一个女孩，常常在这棵垂柳之下出现，树冠如伞盖覆罩在她的头上。这里是她的领地，她是这个小宇宙的重心，天下地上的一切中，包括我在内，时时等她出现。

那时我是一个光头的男孩，常常在那棵柳树底下和她相遇，我还没学会寒暄应酬，只能沉默。她有时对我说些学校里的事儿，那些事对我全无意义，只有她的声音占领我全部的听觉。我们相距大约三步，如果我走近她，她就转身围着树干散步，我也就像影子一般跟在三步之后。转圈的时候，我才听见树上鸟叫，小河里的水流，耳旁有风拂过，也看见她的长发像柳条摆动。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我俩围着这棵垂柳画了许多次圆圈之后，战争来了，我的家、她的家分别向不同的方向奔逃。等到回来，小河仍在，河边老柳垂条的地方只剩下一个黑洞，她也从此不见了！我觉得像把我的心挖走了一样。说来毫无道理，战火毁了我家的老屋，我受到的伤害比这还轻。

我实在怕见这个黑洞，但是我又天天找一点时间到黑洞旁边徘徊，希望能在这里和她重逢。日复一日，我觉得那洞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也越来越黑，很像地狱的入口。说来毫无道理，我在这里受折磨，我宁愿受这一番又一番的折磨。

我以混乱的头脑默诵黄歌川的一首诗。黄歌川，后来没再看见这个名字，也许是个速朽的诗人吧，他难以料到他的一首作品至今留在我的内心深处：一句美丽的言词声音琳琅/藏在我的心底年深月长/几次冲到我的唇边但都半途而返/现在已毋庸说了说来已太晚……

以后，以后的以后，我也成了天涯海角生死不明的人物，悄悄度过青年和中年。人人都说大自然很美，可是有些风景使我痛苦。我怕看山，抗战八年，我们以崇山峻岭为世界，山保护我们，也虐待我们，等到不再需要保护的时候，就只记得它的虐待。我不能看雪，四年内战，我们在冰天雪地打滚，我的每一根骨头都换成冰棍，大雪堆都是万人冢。你会喜欢万人冢吗？

我也不愿意看见垂柳。有一栋房子，样样合意，只因门外有一株垂柳，我坚决不买。我的住处附近有一座公园，很多朋友在那里打太极拳，只因园内有一行垂柳，我坚决不去。有位朋友送我一本书，印刷装帧都很考究，只因封面有一棵垂柳，我坚决不看。中国文人称赞柳树含烟、带雨、依翠、藏鸦，英文管它叫“哭泣的树”，人家多么传神！单凭这一条，也足以证明英文比中文强。

现在我也老了，老人是另外一个人，我也开始游山，布满山峰的那些线条使立体的世界平面化，人居然能走到平面的背后去看另一个平面，那经验非常新鲜。我也觉得大雪中的世界如此简化，一如大清算后的资本家，雪中冒雪、踏雪、听雪，心思意念回到初生的婴儿，这种感觉很好。柳树，垂柳，我也还诸天地，渐渐把它忘记了。

可是最近我又常常梦见河边的那个坑洞，像地狱的入口一样朝着我，醒来觉得好像挖走了我的心，接着又想起黄歌川。怎么说也是毫无道理，多少大恩大怨，大悲大痛，大野心大遗憾，都已不再入梦，惟有这个坑洞，一棵柳树留下的坑洞，它又算什么呢，它凭什么到今天还祟着我呢？

如果梦中有那棵树，有多好！……如果梦中有那个人，有多好！

梦无好梦，不如无梦。为什么还要看见那个坑洞呢！

我的记忆正在大量流失，我常思忖最后剩下的记忆是什么，它代表我最后的潜意识，最后的生命力。难道会是这个坑洞吗？你说。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雨

今天牧师讲“耶稣再来”，引《启示录》最末经文：“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按，耶稣再来主持最后的审判，将一切不信的人投入地狱，一向为基督徒引为快意，恨其不早。但是小时候随母亲上教堂，母亲曾提出疑问：“怎么求主快来呢？应该请他慢一点来才好，世上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得救。”

基督徒的心理像挤公共汽车，车中虽已客满，也希望它停下来让自己上车，可是挤上车以后，就希望车子过站不停，一直开到自己下车的地方。有些基督徒只对自己上天堂有兴趣，他恨那些不信的人，认为活该下地狱，他们喜欢最后审判的大场面，痛快淋漓。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阴

美国离职总统尼克松说：“我不希望有人帮助我，只要不损害我，就是我的朋友。”按，朋友对我们一面帮助，一面损害，或者时而帮助，时而损害。尼克松此言尚未练达人情。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听母亲们谈孩子：

新移民的父母莫忘了告诉孩子，不可以随便模仿人家的手势：勾起食指是叫人走过来，竖起拇指是称赞，拇指向下是说他差劲，摇动中指是侮辱他。用错了手势可能挨揍。跟同学走在街上说说笑笑，不要东指一下西指一下，街头的小流氓可能以为你指他。

孩子不可以坐在公共场所的扶梯上，逃课结帮的孩子喜欢以扶梯为看台，傲视众生。美国小流氓照例坐在扶梯正中，中国小流氓气势差一些，坐在扶梯一边。孩子也不可从他们旁边走过。

孩子的成绩单上有很多红字，妈妈不认识英文，但是知道红字表示不及格，她很忧虑。怎么会呢，孩子很用功啊，每天晚上都安安静静地看书，她不知道孩子读的是魔幻故事。

新学期，成绩单上的红字消失了，妈妈好开心，可怜的妈妈！这学期，孩子调到“坏班”去了。美国的小学不准开除，不准留级，但是允许把无法造就的孩子集中在一起“放弃”，全部及格毕业了事。

孩子很乖，没错。可是他今天还听话，不知道明天还听不听。

美国人的日常用语有一句“yes，mother！”表示阳奉阴违。

不满意吗？孩子能撂下这样一句话还算温暖。

婴儿可爱，比天使更可爱，一旦他有了思想，“可爱”就结束了。有一天我看见孩子低头沉思的样子，觉得很可怕。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

诗人彭邦桢在湖北文坛交到一位重要的朋友，此君来纽约旅行，我约了十六位文友联合做东，请这位远客吃饭，给邦老做面子。远客尚未退休，精明干练，谈吐不俗，对美国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完全接受，比我还要彻底。

一位中上级干部，应是共产主义虔诚的信仰者，如今改革开放，弃旧从新，也是跟着党走，方向正确。惟在思想方面应该经过“奥伏赫变”（扬弃），有条件地顺应新形势。台北的“右派”分子向左倾斜，都有不断演变的痕迹。

我对他说，如果付诸表决，今天的美国就是明天的中国，我投反对票。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

昨天月全食，今天中秋，月色皎洁，嫦娥好像经过一番奋斗，恢复了尊贵。这应该是诗人的好材料。

看月，想起“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只作寻常数圆缺”（黄遵宪的诗句）。在西式豪宅中看月，在曼哈顿“摩天大楼的丛林”里看月，嫦娥应是一观光客或新移民，“偷灵药”不必后悔，悔不该奔向月宫，没有在新大陆偷渡登陆。这应该是诗人的新材料。

纽约号称“保存中国文化之都”，照古典格律写诗的人很多，我也花功夫读过一些，中秋有诗，依然在冰轮玉盘中兜圈子。有人讥“旧诗人”不敢用新词，其实更大的问题是没有新角度去看人生和自然，诗中是否有微波炉、原子尘尚是末节。

天文消息：月球将离地球渐行渐远，亿万年后，寒星一点而已。那时如果还有唐诗流传，可能只剩下一半，或一半的一半，一个没有月亮的中秋，中国人能忍受吗？如果那时还有地球，还有中国，也许没有困难，明月并非突然消失，一个“渐”字能使人接受任何不能接受的环境。

中国人对中秋的感情已经很淡了，长此以往，有无中秋无关宏旨。上帝爱世人，每一大变故出现，他会给我们时间适应和改造自我，最后使我们觉得并未失去太多。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

退休教授联谊会办“名家书法展”，受邀展出者大半是张隆延教授师生的作品，书法家啧有烦言。我对一人说，参展者为名家，并不表示未参展者非名家，阁下大可以“未参展的名家”自居，姑且让他们自称“参展的名家”。

下午到展览现场，张氏的弟子谨奉老师的矩度，很少个人特色，论者讥为“满屋子都是张隆延”。我则说，学书有三个阶段，最初模拟一家，后来临摹众家，终于自成一家。依中国传统，弟子要等老师作古以后再卓然独立，张氏门下犹有古风。

张氏早年留学德国，后来在联合国文教组织担任“中华民国”副代表多年，百分之百是个维新人物。但他大学时代曾师事书法家清道人和国学大师黄季刚，在国学和书画方面也有地位，纽约人视为中国文化的地标。他也沾染了一些封建习气，认真跟他学习要遵古磕头拜师，也许仪式果然重要，他的弟子环侍左右二十年，恭敬不衰，颜渊、子路、公西华型的人物都有。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

张治华老师自陕西来信，介绍一个叫王迪萌的天才少年，才十三岁，已能背诵《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道德经》《孙子兵法》和全部《古文观止》，并且用毛笔写各体书法。张老师寄来这位天才少年的楷草隶篆给我看，托我设法接他到美国来受教育，张师也知道此事难办，暗示“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我很感激他的体贴，也理解他背后的压力。

想起不久以前新闻报道说，河北省丰润县有一才女名叫冯继红，用隶体小字抄写全部《金瓶梅》及《金玉缘》，用中楷抄写全本《西厢记》，用大楷抄写《道德经》和《孙子兵法》。新闻附有当地人士意见，希望国外华人能为祖国培植这位天才。

中国大陆自八○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流传许多海外华人的义行传奇，引发他们过度的想象。联想到去年美国有十四岁的大学毕业生，确实为国内的孩子心疼。

九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

萨恩台风袭台湾北部，豪雨成灾，多处淹水坍屋，多人死亡失踪。

大战结束后，钓鱼岛的归属未认真确定，中日两国互争主权，海外的“保钓运动”连续不断。据说依国际法规定，中国人必须常常登上此岛表示主权所有，但常遭日本船舰在海域拦截。现在香港的保钓人士租船前往闯关护土，团长陈毓祥不幸在抢滩时溺死，香港有两万中国人在维多利亚公园以烛光晚会哀悼。

这是重要新闻，报纸遍载名人要人的悼词，官样文章殊少佳句。从电视转播中看见死者十岁的女儿在灵前朗诵“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场中多人泣下，可是报纸新闻偏偏没有这一段。现在都说报纸销路跌，广告少，面临生存危机，新闻写得如此粗糙马虎，即使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也难望什么长程发展。

哭哭啼啼还乡多次的东才弟，现在对家乡来信一律不拆，有人从彼岸替他带家信来，他立即在电话中回绝：“不要送给我”。大中国真厉害，不但以“反右”、“文革”耗尽国民大我的热情，也在探亲寻根中吸光小我的亲情。

茶余酒后听到的：宴会上，北京来客问一纽约华人对中国经济开放的看法，郑重要求说实话。这位华人大笑：“我今年七十岁，哪里还有实话？我的实话都在年轻的时候说完了！”

责任编辑 孔令燕

（“纽约日记”连载系列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