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孟仪

龟

我平生的第一幅绘画作品是一张乌龟王八图。

坦白地说，当年画龟的目的不是为了提升审美素养，参加各类儿童画大赛，而是为了办一个移动画展——偷偷地粘在小伙伴的背后，以满足与生理发育不协调的恶意孳生的快感。那阵子，画龟成为无知少年自觉选修的素描课，小伙伴们几乎人人能画两下子，而且画得都很起劲。只不过有人爱画俯视图，有人爱画侧视图。俯视的龟 ，一般具有蛇形头部、圆形甲壳、短促的尾巴、梅花状的爪子和肥短的四肢，照葫芦画瓢而已；而侧视的龟 ，酷似日本忍者，须突出高耸的龟壳，须有立体感、动感，才能自得其趣。

许多年以后，偶读《甲骨文合集》，我才惊奇地发现当年手绘的龟图作品，竟然是3300年前祖先使用的文字。可见，调皮的祖先与顽童一样，具有惊人相似的绘画天才。殷商时期，那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现已成为解读上古密码的咒语，只要你愿意喊一声“芝麻开门”，那些诡秘的远古场景、退隐在时间深处的字象、沉睡在神话中被历史掩蔽和歪曲的语义，就会像石门一样一扇扇打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正值某只老龟最终登陆于贾平凹的小说《废都》，我才知道龟文化中含有“少儿不宜”的内涵，对当年的恶作剧心怀歉疚。那是一段关于“龟头”的描写，说的是庄之蝶初次宴请唐宛儿的场景。饭桌上，风流文人借煮熟的龟头与可爱的小妇人调情，那情调得很有文化噱头，而且颇具寓言风格，暗示龟文化的猥亵语境从二十世纪末开始悬空泛滥。

龟之所以可以用来调情，是因为龟在形、义两个层面上都与暧昧粘连。古人云，龟因有雌无雄而与蛇淫乱，才能产出后代。晋人张华也持这种说法：“龟类无雄，与蛇通气则孕，皆卵生。”（《博物志》）明弘治年间，杭州籍学者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吴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恰好吴地水乡多产绿毛龟，且与绿头鸭庶几相似，想象力丰富的江南吴地人就把“龟头”与戴“绿帽子”连为一体。如此这般，好端端的龟鳖就变成污秽的指代；甚至，《史记》上记载的“八王龟”（官星、财神的第八种名龟），亦被颠倒为“王八龟”，进而衍生出“王八蛋”、“王八羔”、“龟孙子”等村话。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籍中，偏偏有一长串以龟命名的历史名人。他们沉睡在线装书里，偶尔会突然坐起身来，一身的尘埃，一脸的怪诞，还有嘴角荡漾的笑意，不像是满意，倒是有几分对无知和堕落的嘲讽。他们的名字是，汉代五原太守陈龟，唐代著名学问家陆龟蒙、音乐家李龟年、宰相崔龟从、工部尚书李龟，宋代进士苏总龟、龙图阁学士彭龟年、工部侍郎杨龟山、武陵知州刘龟年、监察御史黄龟年等。这些以龟命名的人，仅仅是载于史册的一部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体制外清高雅士或普通百姓取名为龟的，估计就无法统计了。据说，史上最后一位以龟命名的名人，大约是南宋咸淳年间的太学生、义乌人刘应龟。此后以龟命名的现象戛然而止，从而为中国人的命名史和文化史留下一段悬案、一个悖论，一段历史长廊的“断桥”，一个辨物命名的桥段：假如，龟的地位不够荣耀显赫，以龟取名岂非咄咄怪事？假如，龟的地位足够显赫，为什么今人不再以龟为名？

对于这段悬案，明清学者多有疑问。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曾表达了这种疑惑：“汉唐宋以来取龟字命名者不可胜纪，至明遂以为讳，殊不可解。”有的学者认为，龟的地位从南宋开始一落千丈；有的则认为，明始讳龟。今人盛律平著文《龟崇拜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扭曲的历程》谈到，南北朝以前，龟是单纯的崇拜对象；南北朝时，龟崇拜进入多元时期，衍生出“渺小”的象征意义。唐宋时期，龟被用作胆小怕事的象征。出于自我保护，龟喜藏头于壳中，这是龟的自然习性，也是龟的象征意义。到了元代，龟又衍生出妻有外遇或纵妻行娼的象征意义。

刘玉建在《中国龟卜文化》一文中说，龟的地位与龟卜的地位是相辅相成的。龟卜在唐代以后完全消失，龟的命运也自唐始急转直下。我的乡党、民俗专家刘兆元先生，在《中国龟文化》、《中国龟文化及其扭曲》等论著中认为：龟崇拜发生变异始于元朝，中国的龟遭败坏之风的源头是元世祖忽必烈，而“风眼”正在江苏的吴地。刘老先生说：“元代是龟败坏的开始演变期；明代是全面完成扩散期；以后直至今天，均为沿袭期。”“元以前的‘二十二史，历代都有以龟为名的人和事立传入志。自元开始直至明清，全无以龟为名的人事踪迹。”涯山之后无中国，蒙元之后不崇龟。这大概相当于“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岳坟）前耻姓秦”的命名禁忌。

沿着乌龟被污辱、被唾弃的历史回溯，学者们发现，龟崇拜在文化史之前的传说时代，已经是蔚为大观了。《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意思是说，黄帝姬姓，其祖先是一只大龟。这句话的逻辑推演是这样的：黄帝族发祥于中原的天鼋山，是以龟为图腾的氏族。黄帝即是轩辕，“轩辕”即是“天鼋”，天鼋即是大龟。

黄帝既然为龟崇拜开了一个好头，此后，大凡是个人物自然都会与龟作些攀附，相当于今天的攀龙附凤现象。《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太平御览》也明确说到鲧死后化为龟（玄鱼）：“夏鲧治水无功，沉于羽渊，化为玄鱼。”可巧的是，《舜典》注：“羽山在东海祝其县（即今赣榆县）西南。”就是说，羽山、羽渊均位于我家乡西南。据说，鲧死后变成了三足鳖，就隐居于此。孙作云认为，鲧的图腾是鱼鳖，因为图腾社会的人们相信他们诞生于图腾，而该图腾的后裔，死后复归于图腾。看来，鲧的氏族图腾也是龟。

鲧实际是轩辕黄帝的曾孙。黄帝的玄孙、鲧的儿子禹打破禅让制，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启，建立夏王朝，开启了“家天下”政体。有夏一朝，龟崇拜成为正统，五百年年常盛不衰。

商人自称是玄鸟的后代，其始祖契的母亲叫简狄，传说是黄帝曾孙帝喾的次妃。商人普遍认为龟有预测吉凶的灵性，龟被看作是人与神之间的媒介。那时候，在举行重大活动之前，巫师都要烧龟甲，根据龟甲上爆裂的纹路来占卜吉凶。尤为可贵的是，龟壳作为书写的材料，刻录了最早的成体系文字。

周人也是黄帝的子息，而且据说是正室。周人姬姓，祖先叫“弃”又名“后稷”，传说是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元妃，也就是大老婆姜嫄所生。周王朝不仅延续了龟崇拜文化，而且还直接设立龟官，名叫“龟人”，随时参与帝王的决策。

提起汉高祖必须先说一下尧。传说尧是黄帝的曾孙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庆都生的。据说，庆都有一天在黄河边溜达，忽然有一条浑身赤红的巨龙从天而降。庆都吸了龙卷风，感觉不太对劲，后来才知道怀孕了。十四个月后，庆都产下一子，取名放勋，也就是尧。帝尧第九子渊明为刘姓之始祖。由此可见，刘邦说自己是赤龙的后代是有道理的（参见拙作《汉字动物园：龙·凤》），估计应该与尧有关。赤龙的原型属于蛇类，自然与龟走得亲近些。所以，汉廷把龟同帝王、皇权直接融于一体，视龟、祖宗如神灵，供奉在一起。

唐人虽说是外族，没有与龟攀上亲戚，但后来完全汉化，成为华夏正统。汉与鲜卑的混血儿李世民又酷爱中华诗词书法，所以不可能排斥龟崇拜。唐人甚至把传统的调兵遣将的虎符改为龟符，还规定凡五品以上者，死后可赐以龟趺碑而留芳。从此，龟驮碑成为显威颂德、留芳百世的象征。

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属于僭越王朝，经历史流变，与龟的血缘关系已经十分微弱。但是，龟崇拜凭着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和习俗惯性，得以在宋皇室延续香火。据刘兆元考证，宋代的龟崇拜已经由皇室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全民信仰；龟的形象也进一步得以明确：龟既是长寿、吉祥、富贵的象征，又是鄙薄势利、杜恶从善、高风亮节等民族优秀品质和行为规范的象征。

历览华夏民族的发育史，足可见龟才是中国人祖先的图腾，中国人可说是“龟的传人”。古代中华民族向文明迈进的关键步伐，几乎无不归功于龟。譬如，龟足助女娲补天，龟背负神秘的“河图”向伏羲献八卦，帮黄帝决策战蚩尤，助尧立德治国，辅大禹治水，襄理仓颉造字，示汤伐夏，助周公作礼，为秦筑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正因为如此，龟跻身于龙、凤、麟、龟“四瑞”团队，且是其中唯一有现实存在物的，成为吉祥的符码；同时，龟又名列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灵”中，参与管理天地。史书上说，龟水族也，水属北，其色黑，故曰“玄”；龟有甲，能扞御，故曰“武”。“玄武”即龟之异名（有学者认为“玄武”为龟蛇合体，似乎有误）。因为龟主宰北方天地，道教又将龟推崇为水神或北极大帝，让它主宰与人的生活有极大关系的雨水旱涝，有权调遣生云布雨的四海龙王。由于道教的推崇，全国到处都建有玄武庙或名水神庙、北极大帝庙。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评价任何地理形势，均以具“四灵之象”为贵。

辨物取名，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开端；以动物命名，是国人命名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名不仅仅是语言符号，也浸淫着伦理、道德、艺术、信仰和习俗等各方面的内容。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命名风格，体现了不同的意义，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从姓名学入手研究龟崇拜或龟败坏的起止，应是探看文化的一条便捷而有趣的路径。我个人认为，同乡刘兆元从民俗学角度建立研究体系，虽然论据丰富翔实，却稍流于粗疏；刘玉建从“龟卜文化”的兴衰厘定龟崇拜的嬗变，似乎更符合人类发生学的逻辑。

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可分为“巫术—宗教—科学”三大阶段。意思是说，人类思维的发生期和孕育期，都与巫术文化有关；在人类演化的历史链条上，巫术曾是人类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文化的雏形，是当时人类唯一可能创造出来的文化形态，巫术思维也是人类种系进化史上较早的一种思维形式。唐人以异族之帮入主中原，中国虽不算亡国，但因缺乏龟崇拜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所以自唐开始，“龟卜”之俗开始衰微；元朝以蒙古帝国之势席卷欧亚大陆，更不可能笃信龟卜的把戏。至于满清时期摒弃龟崇拜，其情形与蒙元时期差不多，亡国奴的图腾信仰不可能得到殖民者的弘扬。夹在元、清之间的明朝，虽属汉人复国，但龟文化经过蒙元的百年败坏，已然不堪收拾。至此，那些游曳于黄土地的乌龟，没有像黄河那样任由河堤抬升自己，一路高悬于众生之上，而是施展“龟息”之术，在民族危亡、世风日下的当口，选择了不入流，甚至成为了下流的喻体和诅咒。

据科学考证，远在古生代二叠纪和中生代三叠纪交替的时期（距今约二亿五千万年），龟和恐龙等爬行动物一样，已经成为独立强大的家族。几经地球冰川期自然变化，唯独龟生存下来。在最近的两三百万年间，人类开始亲近历史悠久、庞大的龟家族，龟也愿意与人类互动，乐意在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占有一个位置。这是因为，龟的性情温和，行为善良，水陆两栖，忍饥耐饿，风雨不惧，遇到强敌则以龟甲护身，遇到危险则缩头避让，被视为不可思议的神物。

《说文解字》：“龟，旧也。”段玉裁注：龟，“即久字也”。据文字学者考证，龟与旧、久（龟在今天还保留了“久”音）在上古时期的读音是相同的；龟之所以叫龟，就是根据其生命长久的特征而命名。因此，在原始自然崇拜中，龟成为若干氏族所崇拜的图腾，乃至成为华夏正统黄帝族的图腾，成为统一意志的强大精神力量，浸淫着汉民族的心理需求、宗教信仰、思维惯性，以及政治伦理诸方面。

寿是中国人的第一心理需求。“千年老鳖万年龟”，龟因其自身的生理属性而成为寿文化的重要象征。孔夫子希望强鲁，作“龟山操”；曹操抒发豪情壮志，吟“龟虽寿”。对于“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生来说，长寿的乌龟自然会格外受到青睐和虔诚的崇拜。也因此大凡神圣名贵的事物，必以龟命名之。比如，祭祀祖宗神灵的活动叫龟祭，祭祀用的酒器叫龟榼，象征帝位的鼎叫龟鼎，系在官印上的绸带叫龟绶龟緺，颂人高寿叫“首占龟算”或“龟鹤遐龄”；占卦叫龟筮，占卦用的书叫龟经，佛教比喻收摄眼耳鼻舌等感官认识的举动为龟藏。

龟充当为中国人提供人生规划、认识未来世界方面的指导，也与龟的特性直接挂钩。《礼记·礼运》清楚地记录了龟的特性：“麟体信厚，凤知治乱，龟兆吉凶，龙能变成。”所谓“兆吉凶”，说的就是“龟卜”在古人看来具有预示未来的神力。商朝人显然是受到了龟的天启，他们以“龟卜”的裂痕与走向为预示未来的某种征象，事无论大小，无事不卜，因为他们深信龟的寿数与阅历，足以指导他们未来的选择。汉字抓阄的“阄”（鬮），大概就是龟卜习俗的遗留。《说文》：“鬮，鬥取也。从鬥，龟声。”抓阄为的就是赌胜负（相当于今天的“斗地主”），故“鬮”字本从“鬥”（斗），但不幸的是鬥字被简化为门，看似没了斗志，其实表明中国式争强斗狠是关起门来进行的。神话中，龟作为天人之间的沟通者、上天意志的代言人，是通过龟背上的神秘纹理向人们转达天意的。

龟纹是上古的拓片，可说是上苍的密码。这使龟仿佛生就掌控自然社会的智慧、左右人文信仰的走向。据说，浮沉的大地只有负载在神圣动物的背上才不至于沦陷，龟即是负载大地的神圣动物。龟“左睛象日，右睛象月”，“背负七星日月八方之图，腹有五岳四渎之象”。刘向《说苑》：“灵龟五色，色似玉，背阴而负阳，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运转应四时，……知存亡吉凶之变。”意思是说，龟的腹甲呈“ ”（亞）形，圆圆的穹拱形的背甲像天，四方的龟腹像地，且亚形的四方是神灵之土，四方围绕着中央，四边有四足支撑。在西方，“亚”字形是基督徒的圣符（ ）；在东方，“亚”字形是商朝人宇宙中心的象征（ ），是大地“亞”形结构的摄影、复写与反映。据李孝定考证：“殷墟发掘所见殷王陵墓其穴多作亚形。”（《甲骨文字释林》）这表明，大地亚形的观念，已经渗入商朝人的心坎，复制到商王墓形制和青铜铭文之中，暗示着墓中的死者，能够自由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即“亚世界”、“亚洲”）。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兰在《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一书中说：“龟其实是殷商时代的宇宙模型，这也是殷商人把龟用于占卜的主要原因。”

在西语世界，龟以我行我素的慢步与隐忍持戒的智慧，稳操胜券地面对古希腊善跑的英雄阿基里斯和骄傲的兔子，从而成就了古希腊学者芝诺的悖论及伊索寓言；在汉语世界，龟也从容地谋划、构造着东方生命哲学和政治伦理。自战国始，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它最早把宇宙物质概括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与古希腊的水、土、气、火四元素论遥相响应。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龟不但占据着方位上的“北”，代表着元素中的“水”，象征着品德中的“智”；还与智慧鸟乌鸦结盟，以黑为美，坦呈自家神秘无底的色彩美学，成为智慧的象征。老子说：“此两者（有与无），同出而异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的“玄”并非虚幻的玄妙，而恰好是黑暗中赤色的闪烁。在华夏色谱中，黑中扬赤即为“玄”，玄即是红里透紫，紫里透黑。玄是又红又黑的混合体，黑是透明的无限层叠。弗洛伊德说：“潜意识是一个无底的黑暗的深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所讲的“玄德”，就是一种黑色智慧，黑色大德。大德就是能生化宇宙涵养万物，但又不自以为有功，不去控制其生态的审美境界。

庄子无疑深得“玄德”之妙，他不以神奇尊贵视龟为神祉，而是以平常心包容一切，希望自己和龟一样如曳尾于泥土的逍遥者，顺乎自然，保其天年，让一切好恶各得其所，各归其位。庄子说，你们看这神龟是愿意死了化为骨骸留在庙堂呢，还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游乐呢？来者回答：“宁生而曳尾于涂中（涂者泥也）。”庄子说：“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说话时，庄子正在濮水钓鱼，背景是波澜壮阔的战国时期。有一天，求贤若渴的楚王派两个大夫去转达他的邀请：“希望先生能到楚国从政。”史上最著名的屌丝庄子，听罢头也不回地对来使说：“你哥俩回去吧！我乐于拖着尾巴在泥里爬来爬去。”

崇拜庄子的苏东坡常常写诗作文，表露仿效庄子“愿作泥中曳尾龟”的心迹。不过，惯于使坏的苏子偶尔也会借乌龟“龟缩”之功、“龟息”之术玩一回黑色幽默。有一次，苏东坡之友陈季常给新居取名作“龟轩”，东坡就赠诗两句调侃：“人言君畏事，欲作缩头龟。”

南宋时期杭州灵隐寺普济编集的《五灯会元》第16卷，也曾记下一段关于“龟缩”的公案，透出一分中国人模仿乌龟行藏的处世禅机：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师曰：“入市乌龟。”

曰：“意旨如何？”

师曰：“得缩头时且缩头。”

蛇

蛇是异类，所以称为“它虫”。

据考证，“它”是“蛇”的本字。早期甲骨文 （它）画成其物，活像一条游弋的蛇；晚期甲骨文 （它），突出了菱形“蛇头”（ ）。晚商甲骨卜辞有“亡它”两字，专家们把“它”释为“灾祸”，“亡它”就是“没有灾祸”。这说明，在尚未祛魅的上古时期，蛇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动物，可比之为侏罗纪的恐龙，出没于恐怖的语境；古生物学告诉我们，恐龙身上的确具备蛇的某些特征，如蛇颈龙，它拥有蛇扁扁的头以及细长的尾巴，我们不难想象蛇曾经也拥有恐龙那样的世界霸主地位。

金文承继甲骨文的形象描摹，由早期的竹叶青“ ”，到晚期的眼镜蛇“ ”，在结体上放大了“蛇腹”的肚量，外观趋向于丰腴成熟，而内涵却一路朝抽象里走。比如，金文中另一条貌似喜珠暗结的蛇“ ”，其实不是身怀六甲，而是在蛇腹中加一小竖作为指事符号，表示吞噬物，目的无非是显摆一下蛇腹神奇的弹性与消化力，令人遥想《山海经》那条巴蛇的胃口，凸显“蛇吞象”的贪婪与恐怖。

秦汉时期，金文的“ ”（它）隶变为 （蛇头“ ”被误写成“宀”，另加“匕”）。自此，“它”字中“蛇”的本义被放空，沦落为偏旁，后加部首“虫”另造了一个“蛇”字，标明爬虫的类属特征。此后词义漫漶，“它”一心一意做了专职的“第三者”，或遥指主体以外的“另类”，不由得令人联想起海德格尔、拉康、尼采、弗洛依德、萨特等大师们意念中的“他者”。至此，“它”在字形中的“蛇象”基因一败如水瞬间蒸发。

如今，小学生已经无法在汉字“它”中捕捉到蛇影，可怜巴巴地在老师的威逼利诱下，机械地沿袭每字抄百遍的蠢法子来识字，不由得心中就积聚起对认字的憎恶。幸好，大踏步从课本中撤退的鲁迅先生为我们保留了“它”的本义——鲁迅一生取用140多个笔名，其中有一个叫“它音”的笔名，意义就取自“蛇”。据许广平解释：“它音，它，‘《玉篇》，古文佗字，蛇也。先生肖蛇，故名。”按民间的说法，吃什么补什么，属什么像什么。这样说来，鲁迅与蛇看来是天生有缘。肖蛇的鲁迅还曾以“它音”的笔名制印章一方，为篆体阳文，其中的“它”酷似一条蛇，眉目清晰可辨，形态活灵活现，足见他对这个笔名的偏爱。对此，鲁迅解释说：“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按先生的意思，“它音”可以作为蠡测他的思想、性格，管窥他的生命密码的秘密通道了。

史料表明，鲁迅的故乡绍兴正是以蛇为图腾的古越国活动中心，更早属于崇拜蛇的九夷部落。出生在蛇地又属蛇的鲁迅仿佛蛇精转世，无巧不巧地格外喜欢蛇。于是，从小种下“恋蛇情结”的鲁迅，隐隐地将蛇衍化为作品中隐密的文学意象，试图将自己的性情、洞见和风格都投射到这一异己力量上。从蛇的意象中，我们也仿佛看到了鲁迅不同流俗的独立人格、制敌于死命的刻毒和鞭辟入里的自审意识，因此，甚至曾被一生以咒鲁著称的苏雪林女士贬为“老毒蛇”。

在汉语中，“蛇”与“舌”有共同的语源。蛇、舌音同义近，很性感，很受用。甲骨文的 （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蛇来。那伸出口腔“ ”分叉的造型“ ”，岂不就是灵动的“蛇信子”？有人认为，这分叉的造型“ ”是舌下的筋脉，有的学者却从舌的上（ ）下（ ）交合的形制中看出了男女性器，其实都不尽然。甲骨文中别有一种舌的写法“ ”，在所谓的“蛇信子” 上，还着意加两点“ ”作为指事符号，宛如说话时啐出的口水，那分明是蛇的毒液。世界上的舌头千差万别，但只有蛇是唯一用舌头代替鼻子和耳朵的动物，这一点也许我们没意识到，但明察秋毫的造字者意识到了。那细长分叉的舌信子，火苗般瞬间吞吐万千，既嗅且听，多疑而敏锐地感知周遭的动静。据说，变色龙的舌头比它的身子还长，平时深藏不露，见到飞虫，像弹簧刀一般嗖地弹将出去，一下命中目标，不劳手脚就可美餐一顿。

又是一个无巧不巧。鲁迅恰恰是最不招人待见的“舌”战英雄。鲁迅的舌上功夫，似投枪，是匕首，古今恐无几人能匹敌。即使偶有比肩者，恐怕在毒性上也不及其万一。鲁迅钟爱蛇，看重的正是蛇之“毒”。概括鲁学专家们的研究成果，鲁迅的“五毒”表现在：一是眼光之“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道德仁义中看见“吃人”二字，“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二是笔锋之“毒”：“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郁达夫）；三是反抗之“毒”：“不克厥敌，战则不止”、“一个都不宽恕”；四是自审之“毒”：舌为心之窈，鲁迅舌头之毒，源自内心的审视。“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痛定之后，徐徐食之”；五是出手之“毒”，“绍兴师爷借刀杀人”，“痛打落水狗”，必以灭之而后快。

鲁迅曾写过《阿长与〈山海经〉》一文，记叙了仆人长妈妈为他买过一本《山海经》的经历。文中透出作者的那份惊喜，似是同类生灵的全息感应。这部奇书是否影响了少年鲁迅的恋蛇情结，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考证；但是，蛇是《山海经》出镜率最高的动物之一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据专家统计，《山海经》中“蛇”字出现115次，而深受国人膜拜的“龙”字才出现44次，足见蛇在远古先民心目中的显赫地位。只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山海经》的作者似乎不太喜欢蛇——在《山海经》中，蛇的出现总与厄运相伴，而且作者还别有用心地制造种种鬼魅的出场氛围，令人毛骨悚然。更为怪异的是，在《山海经》中，蛇还具有千变万化的变身功夫，甚至常常不自觉地嵌入我们祖先的身体，与许多伟大人物形成异质同构体。比如，《大荒西经》说：“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这句话，对缺乏人蛇混居生活经验的人们来说，读起来可能会吃力点。好在有东晋大学者郭璞注曰：“女娲，古神女之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汉代石砖画像中，也有伏羲女娲交尾图，画像中的伏羲与其妻子女娲都是人面蛇身，想是受了《山海经》的蛊惑。东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更是添油加醋地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在《山海经》中频繁现身的自然界中纯粹的蛇，以及异体同构的带有蛇元素的怪物，构成了光怪陆离的蛇世界。它们的种种异相，通过原始先民瑰丽的想象，衍生到具有蛇元素的神祇身上，从而在某种层面揭示了原始社会的真相，让我们不得不怀疑：难不成我们是人蛇杂交的后裔？

“龙图腾，不拘它局部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都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多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的图腾为最强大，众多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近人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试图厘清令人眼花缭乱的蛇的身体形态。按闻先生的说法，我们仿佛窥见了原始初民将洋溢着野性的情感和想象，投射于蛇身上的种种可能，他们以一知半解、令人咋舌的方式与险象环生的蛇世界进行了有声有色的生命交流，才给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鲁迅喜欢蛇大抵始于《山海经》，而人类不喜欢蛇似乎是从《圣经》开始的。《圣经》上说，蛇是上帝所造的万物之中最狡猾的一种，由于它的引诱才使夏娃和亚当偷食禁果，从此人类有了“原罪”。为了赎罪，人类必须敬仰上帝，经受各种苦难。

有博友调侃说，世界因三只苹果而改变。第三只曾握在乔布斯的手掌中（指风靡全球的“苹果”系列电子产品），人类收获了时尚生活；第二只砸醒了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人类收获了科学；最初的那一只携带着强烈的神秘气息，诱惑了夏娃，人类收获了智慧。显然，伊甸园的苹果是史上最著名的一只了，它决定了后两只的成色和功用。其实，苹果无非是生长着的静物，是受动者；真正诱发人类欲望和智慧的使动者，是那条狡猾的蛇。想当初，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没有让他们吃智慧果。他们在伊甸园里无所事事，吊儿郎当，赤身裸体，不知羞耻。正是因为蛇的诱导，他们吃了智慧果子，茅塞顿开，心里明镜似的，于是有了智慧，终于摆脱了愚昧状态。接着，他们腮上绽开了桃花，顿时有了羞耻感，就用无花果树叶编成迷你小裙，遮盖难为情的根部。后来，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开创了人类轰轰烈烈的情爱史。在这场规模宏大的造人运动中，亚当和夏娃生育了众多人类，却迷失在众人当中，于是地球上多出了一个谜团：亚当和夏娃究竟属于哪个人种？自然也就多出了一批乐于解谜的志愿者。

志愿者们十分热衷于攀附亚当与夏娃为自己的祖先。于是，一场祖先争夺战在西语世界里打响。但是，爱争着将本土“名人故里”化的中国人好像对这一点不太感兴趣，虽然也有学者说到伊甸园可能与古中国归属地问题，但他们没有加入对亚当夏娃的争夺战，这件事令人十分纳闷。直到读过李波的《中国饮食文化批判》一书，我才恍然大悟：亚当与夏娃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种，但肯定不会是中国人。因为，如果他俩是中国人，决不会等到蛇来引诱，就先把那条蛇给逮起来吃了。书中引用美国学者伊安·罗伯逊《社会学》中的话作了旁证：“美国人吃牡蛎不吃蜗牛，法国人吃蜗牛不吃蝗虫，非洲的祖鲁人吃蝗虫不吃鱼类，穆斯林吃牛肉不吃猪肉，印度教徒吃猪肉不吃牛肉，俄国人吃牛肉不吃蛇肉……他们都有所不吃。而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吃家，什么都吃。”

美国人吃不吃蜗牛，我不太清楚。然而，作为热爱美食的中国人，我却十分了解吃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终极意义，《舌尖上的中国》以挑逗中国人的食欲为乐，说明中国食文化的博大精深；《现代汉语大辞典》上关于动物词条的解释，也表明对国人来说，没有什么不能吃的。因此，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一语中的：“人世间倘若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们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意思是说，中国人可以用吃试出一切高低真伪，吃文化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捷径。

东方的智神是龟，西方的智神是蛇。照理说，面对这样的一条蛇，我们应予以相当的敬重和感激才对，就像尊重为人类盗火的英雄普罗米修斯一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传说中，充满正义感的大神普罗米修斯，冒着被宙斯惩罚的危险盗得了火种，并亲手交给了人类。众神之神宙斯立刻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崖上，还指使一只鹫鹰每天去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肝脏被吃后又长出来，长出来后又被吃掉，鲜血染红了大地。普氏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流尽了鲜血。可是，同是为人类带来智慧的启蒙者，蛇就没这么走运了，它不仅受到耶和华的诅咒和惩罚，还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只因说出一个真相，蛇失去了迷人的翅膀。直到今天，终生吃土的蛇只能用肚子行走，没有发育出一双好使的脚来。普罗米修斯后来被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解救而获得了自由，但蛇所受的惩罚似乎还没有结束的意思。上帝亲手制造了人类智慧史上第一桩冤案的同时，也制造了恶的累积，作家周晓枫说：“由于对天堂的仇恨──蛇最感兴趣的食物是鸟：那些惟一能够来往天堂的飞翔使者。它伺机偷，袭，洗劫巢穴，吞食幼鸟和蛋卵。因为没有四肢的阻碍，蛇反而可以深入别的动物无法涉足的领域；明亮的歌喉和绚美的羽毛，将消失于蛇像地狱那样狭长而腥臭的肠胃。”

人类在对待蛇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走偏了方向，远离了人类智慧事业的整体，一不小心站到了创世主的主流立场上了。据鲁学专家们分析，对整个中华文明来说，鲁迅之所以不招人待见，就因为他是一条使国人“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的蛇。专家们旁征博引，搬出汤因比作了旁证：一种文明如果不至于衰微，“那么，我们就必须再叫一个演员出场：让一个批评家来提出几个疑问以便让思想再度活跃；叫一个对头来注入一点痛苦、不满、恐惧或憎恶，以便感情再度敏锐化。这就是《创世纪》里蛇的工作，《约伯记》里撒旦的工作，《浮士德》里摩非斯特的工作。”我想加一句，这也是鲁迅的工作。在中国，鲁迅是一位自觉的受难者，在缺少原罪文化传统的国度，鲁迅怀有深深的罪恶感，这使他比任何人都具有牺牲精神。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一位孤独的战士，他冲破不同声音的评价体系，是一幅永远肃穆的版画、一尊矗立不倒的雕像。

萨特曾说，他者即地狱。意思是说，对于你身边的人来讲，你也是他的地狱；他人的存在与对你的影响是你无法决定的，就像自然环境一样，你能决定的是自己的心态，不能决定的是别人的评价。海德格尔也认为，一个孤独的存在者要从他人的目光或他人的地狱中解脱出来，只能有两种途径：或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物，或者使他人做自己的物，去操纵他人。鲁迅看来是不依赖于他人的目光而生存的，活着和死了都一样。虽然，先生也借助他人的目光来认识自己，但绝不会苟活于他人的评价中。因为，鲁迅是特立独行的蛇，是“它音”，是“他者”。当今的社会不再需要“投枪和匕首”，只需要盛世的赞歌、脂粉和麻药。正如陈丹青先生所说：“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