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看西汉扬州地区手工业发展状况

2014-11-12刘文思张逸枫

黑龙江史志 2014年11期

刘文思　张逸枫

[摘要]西汉时期，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扬州地区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在盐铁、运输工具、青铜器、玉器、漆器、木器、陶器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本文以扬州地区报道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试探讨扬州地区手工业发展状况。

[关键词]西汉；扬州；考古资料；手工业

扬州，建城之始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86年“吴筑邗城”。嗣后，公元前319年，亦即楚怀王十年，于邗城旧址建广陵城，故又称之广陵。西汉（1）时期，扬州因其地处江淮之间，贯通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虽历经汉代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疆域的多次变化，但几任统治者倡导开矿铸钱，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为当时扬州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往史家大多热衷于研究盛唐以后的辉煌扬州，对汉代扬州的社会经济尤其是手工业发展状况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以扬州地区报道的考古资料为依据，结合历史文献，从盐铁业、运输工具制造业、铜器制造业以及玉器、漆器、木器、陶器等方面对西汉扬州的手工业发展状况略作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

一、兴盛的盐铁业

盐铁业是汉代扬州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汉初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和安定社会，实行“弛山泽之禁”，即官府和私人均可以自由经营盐铁业。当时各诸侯王根据本国的形势，因地制宜地开办冶铁、煮盐、渔业等手工作坊，发展地方工商业，吴王刘濞就是其中之一。（2）据《史记·吴王刘濞列传》载：“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吴王为了运输海盐，不仅疏通和利用战国时的邗沟水道，还于广陵城东北凿了一条今扬州到泰州、东台的运盐河（茱萸沟），将海盐集中运到扬州，再分运各地，在邻国间互通有无。因此，汉初扬州的富商大甲因经营盐业获利丰厚。武帝以后，官府在盐、铁产区设置“盐官”“铁官”，由国家垄断经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吴国为加强盐业生产经营，还在会稽郡设有盐官，专门管理盐场事务。1974年，盱眙东阳城一座西汉墓（3）出土的木札上有“园山高陵里吴王会稽盐官诸鬼神”铭文，笔者认为“盐官”应解释为会稽郡管理盐务的官员。这与当时全国设盐官三十七处，其中一处设在会稽的记载相吻合，其地理位置正是吴国的东部。（4）

另外，扬州的冶铁业也相当发达。依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铁官设置的地点有四十九处，广陵国为其中之一，我们可以从已出土的汉代铁器窥其一斑。扬州西汉时的铁器铸造业比春秋战国有所发展，铁器门类主要包括生产工具（如犁、耒、耦、耙），兵器（有铁剑、铁戟、铁刀）以及生活用具，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进步。

二、强大的运输工具制造业

我国古代运输工具主要包括船和车。汉代扬州境内湖泊众多，河网稠密，加上人工运河的开凿，水利资源十分丰富。（5）早在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就为北上争霸开凿了邗沟，使其成为四通八达之地。汉代在此基础上，又兴修水利，开凿茱萸沟，使水运更为畅通。汉代水运交通工具为木船，而扬州地区造船业始兴于战国之吴，《汉书·五行志》中就有“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的记载。秦汉继承了吴国的造船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吴王刘濞时期，曾取江陵之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可见当时吴国船只规模之强大。

不仅水运如此畅通，陆路运输也十分发达。汉代陆路运输工具以马、牛车为主。《史记·货殖列传》：“船长千丈，……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此亦比千乘之家。”可见当时水陆交通工具非常发达。目前相关考古资料有：高邮神居山一、二号墓的外藏椁出土数十套马车模型，仪征烟袋山汉墓出土鎏金车3辆、马10匹，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6）出土车铜铸车模型1件。这些复杂的马车模型充分说明了汉代陆路运输工具制作水平之高超。

三、技艺精湛的制铜业

扬州是铜器制造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史记·吴王刘濞列传》载：“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可见吴国境内铜矿资源非常丰富。又有传世和出土的汉镜中“汉有善铜出丹阳”和“新有善铜出丹阳”之铭文（丹阳在西汉前期属吴国的鄣郡，后改为丹阳郡），可知汉初扬州乃是十分重要的铜矿资源地。

西汉时，扬州利用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大力发展铸铜手工业。1965年，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47件铜器，五铢钱22枚，青铜小刀币（三百个左右）重五斤。这些器物包括鼎、壶、牺尊、罐、耳杯、盘、铜架、镜、戈、鐏、墩、尖状器、筩形器、轴头、俑、戏俑、鹿、马，以及上文所言铜车等。1983年，平山养殖场四座汉墓也出土了大量铜器，包括镜、盉、灯、井、勺、灶、刷、甗、带钩、洗、釜、印等，均为生活日用器，依据出土钱币和铜镜推知为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的墓葬。（7）1985年，仪征烟袋山汉墓出土铜器7件，胎质较薄，均为素面，有钫、盆、熏炉、斧、壁、刷把、弩机、戟、镦、剑格等，依据同出五铢钱的特征，将其定为西汉中期。1988年，姚庄102号墓出土铜器25件，器类有染炉、灯、盉、匜、鼎、钫、壶、盆、镜、带钩、阳燧等。（8）值得一提的是该墓出土一面带有“延年益寿，乐未央”吉祥铭文的铜镜。依据男棺棺内随葬的五铢钱和两块金饼的特征，推测男主人卒葬的时间是西汉晚期。与三里墩相比，这些西汉中晚期墓出的铜器多为素面。可见，从西汉中后期以后，铜器上复杂的花纹和富丽的装饰已经越来越少见了，素面的青铜器则普遍流行，即使是宫廷中的御用品亦不例外。（9）

扬州出土的西汉青铜器表明，西汉中晚期以后大部分器物以素面为主，器物造型由商周以来的厚重变为轻巧，器物种类也完成了由礼器向生活日用器的转变，如鼎、盒、壶由过去的礼器逐渐变为了容器。铜器铭文内容也由物勒工名转变为“延年益寿、乐未央”等吉祥文字。（10）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型如洗、灯、博山炉、井、灶等生活器类，说明青铜器已被推广到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四、精美的漆器

扬州是汉代漆器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漆器种类繁多，形制复杂，纹饰丰富。考古资料显示，该区出土的漆器品类包括耳杯、盘、盒、奁、勺、六博盘、笥、鼎、（大中小）案、几、魁、碗、壶樽、黛板、弩、弓、盾等十几种，器面多髹黑色、褐色或朱色漆。胎质有木胎、竹胎、夹纻胎、陶胎和铜胎。纹饰方面，有素面者，亦有绘纹饰者，有的还戳刻铭文或符号。彩绘纹饰包括卷云纹、涡纹、S形纹、三角纹、圆点纹、梅点纹、流云纹、几何纹，以及反映神化故事的麒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羽人图纹和反映社会生活的车马出行、骑射、狩猎和祝寿图纹等。

最能反映这一地区漆器文化之特色的应属漆面罩。最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发掘的邗江姚庄102号夫妻合葬墓男女棺内各出土1件漆面罩。以女棺内出土的漆面罩为例（图一），面罩为厚木胎。整体长64厘米、前宽41厘米、后宽36厘米、高30厘米。主体呈正方形，盝顶，前桥曲折上翘，盝顶下三面为立板，左右立板板下沿置马蹄状气窗，后立板中部开一长方形气窗，窗上置铜网罩。面罩内髹褐红色底漆，用黑漆绘成火焰状云气纹。面罩外满髹酱红色底漆。盈顶中心为一方形装饰区，内为一银鉴金柿蒂纹，柿蒂四周嵌有16颗夔金铜泡钉，泡钉之间补饰菱形勾连纹。盈顶四周的刹面上绘有火焰状云气纹和羽人、鸟兽等。前桥中间绘有一对飞舞于云气纹间的彩凤，两凤之间镶有一颗硕大的鎏金铜泡钉，作双凤戏珠状，双凤四周绘有大幅的云气纹，其中间饰有红、黄、黑三色勾绘的羽人、鸟兽等动物纹饰。面罩顶部四周镶嵌了43颗壤金铜泡钉，泡钉之间补饰有菱形勾连纹。根据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漆面罩是一种主要用于男性的殓具，女性较少使用，且所有出有漆面罩的墓葬，其时代均处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此外，扬州邗江姚庄101号墓出土的一件漆砂砚也独具特色。（11）扬州西汉墓中的精美漆器，充分反映了该区的漆文化特色，也充分说明了该区漆器制作工艺之高超。

五、珍贵的玉器

我国古代以玉随葬的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玉敛葬”现象，历经夏商周发展到汉代时达到顶峰。（12）扬州汉墓出土的玉器雕琢精美、品类众多，有璧、璜、琮、晗、鼻塞、肛塞、舞人、镯、玉猪、佩饰、饰件、印章、玉衣、玉障，以及镶嵌在其他器物之上的玉饰品。在这些出土玉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高邮神居山一、二号墓中的两件金缕玉衣（图二）。玉衣又称“玉柙”或“玉匣”，即将玉制成小玉片，四周穿孔，用丝相连编织成衣。从等级上可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据《后汉书》记载：“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可见，诸侯王只能使用银缕或铜缕玉衣，只有天子才能使用金缕玉衣。但从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西汉时期部分诸侯王、后用金缕玉衣敛葬，部分用银缕玉衣或铜缕玉衣，亦有个别用丝缕玉衣，这恰恰说明西汉时期尚未形成严格的玉衣等级制，直到东汉时期玉衣等级制度才得以确立。据相关资料，推定高邮神居山两座墓的墓主人为西汉广陵王刘胥及其妻后，因此享受金缕玉衣的待遇也就不难理解了。（13）除天神居山一、二号墓外，农科所汉代墓群（14）、张集团山汉墓（15）、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姚庄102号墓等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

由于在汉代玉极其珍贵，当遇到玉材匮乏时，人们将一些外形或质地似玉的材料（如玛瑙、水晶、玻璃等）当做玉料进行加工来替代玉器。其中尤以玻璃材质最为流行，玻璃在汉代又被称作“琉璃”，其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1977年，妾莫书木椁墓中出土了大小不等的琉璃衣片600块左右，有三角形、长方形、梯形、圆形等十四种。其中长方形琉璃片数量最多，长6.2厘米，宽4厘米，最小的梯形片长6.2厘米、上宽1.1厘米、下宽0.8厘米。厚度均为0.4厘米。多数为素面，部分圆形和长方形片面印有蟠螭纹饰。1985年，杨寿宝女墩104号墓出了类似琉璃衣片19块。据考古专家分析，琉璃衣片与玉衣片外形和装饰相似，作用在于模仿玉衣，反映了当时皇族或贵族阶层希望在享受高等级殓葬待遇同时又避免越制的两全心理。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的R.H.Brill博士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类似中国古代的铅钡玻璃在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发现过，它是中国人的一项独特的创造发明。（16）

六、丰富的木器

木器是以木（包括楠木、杉木、梓木、桃木等）为原材料，将其制作成各种类型的器具，包括木俑、生活日用品以及各类木制装饰品。木器中有许多是经过精心雕琢的，因此学界又将经过雕琢后的木器其称之为“木雕”。扬州地区出土了大量木器且独具特色，其中以木俑出土最多，既有乐俑、舞俑、侍俑、说唱俑、仪仗俑等人物俑，又有狗俑、马俑、猪俑、牛俑、羊等动物俑。如烟袋山汉墓出土126件木俑，尤其以立侍俑较为显眼（图三），各俑均刀刻墨绘眉眼，鼻、耳、口用减地薄肉雕，外施黑、白、红等色彩绘。木俑线条简练流畅，形态逼真，表现出了汉代扬州工匠的精湛技艺。

除木俑外，生活日用品也发现较多，包括几、榻、枕、梳子、篦、杖、盒、耳杯、棒等等。如胥浦101号墓出土39件木器，包括木榻、几、俎、锤、勺、耳杯、彩绘木板，木盒、木棒、枕、梳子、篦、剑、及15件木俑，其中生活用具占了一半之多。

扬州汉墓中的木器为何如此盛行呢？据已知的考古资料，汉代木器作品时代较早的多出自楚地，楚地从战国时就有用木俑随葬的习俗，它们是作为奴隶的模拟像而出现的，当时并不是什么精工刻制的艺术品。（17）扬州汉墓中盛行随葬木雕很可能是受战国晚期楚文化的影响。据《乾隆江都县志·建置沿革》载：“（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并越，尽取吴故地，于是置广陵县。”（18）自此扬州属楚地，直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国，扬州被楚统治了百年左右，因此该地区随葬器物中的木雕含有浓厚的楚文化色彩。（19）当然，除了受战国晚期的楚文化影响较深外，大量的木材资源也是其盛行的前提。

七、传统陶器

早在汉代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会制造陶器，到了汉代制陶技术已经相当纯熟，不仅生产数量很大，品种也非常丰富。（20）汉代扬州制陶业较为发达，从陶质看主要有釉陶，泥质灰陶次之，泥质黑陶、泥质红陶和硬陶最少。其中釉陶器是本地区陶器中的大宗。汉墓出土的釉陶火候较高，胎质坚硬致密，外施青釉，釉色有青里泛绿、黄或褐等。此类釉陶器与北方釉陶所施釉的“铅釉”不同，在南方其它地区也多有发现，所施的釉成分可能是SiO2（二氧化硅），属于青釉系统，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制品。（21）泥质灰陶器一般火候低，质地软，多为素面，数量仅次于釉陶。泥质黑陶、泥质红陶和硬陶极少，故在此不作详述。汉代扬州地区的陶器制作方法主要有轮制、磨制和手制三种。

依据考古资料，扬州地区陶器类型可分为（鼎、盒、壶、钫、瓿等）仿铜陶礼器，（案、盘、盆、勺、瓮、簋、钵、灯、烛台、熏炉、耳杯、汲水罐等）生活日用器以及（井、仓、灶等）模型明器三大类，三大器类变化较快，时代特征也较明显。扬州地区西汉早期出土大量成对鼎、盒、壶为基本组合的仿铜陶礼器，也有少量生活日用器，尚未出现模型明器，与战国晚期楚墓十分相似。西汉中后期，仿铜陶礼器逐渐减少，生活日用器增多，还出现了仓、井、灶等模型明器。如此外，在不同时期汉墓中还出土有各式陶制钱币。

小结

综上所述，扬州地区在西汉时期手工业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更加细致，产品日趋多样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晚期和秦的工艺特点，还融合了荆楚文化之风，进而在大一统的汉代文化之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诚然，西汉扬州这种发达的手工业发展状况与当时稳定的政治环境，频繁的经济交往，密切文化交流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1）本文所指的西汉为公元前202年～公元25年，包括新莽（公元9年～公元23年）和更始帝刘玄（公元23年～公元25年）。

（2）汤其领：《汉初封国制探析》，《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3）邹厚本：《江苏盱眙东阳汉墓》，《考古》1979年第5期。

（4）夏梅珍：《汉陵苑》，第20、21、81页，南京出版社，2006年7月。

（5）夏梅珍：《汉陵苑》，第20、21、81页，南京出版社，2006年7月。

（6）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

（7）扬州博物馆：《平山养殖场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1期。

（8）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姚庄102号汉墓》，《考古》2000年第4期。

（9）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5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6月。

（10）吴小平：《从礼器到日常用器——论两汉时期青铜容器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1）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姚庄101号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