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东冬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

——《中国黄埔军校校歌》

每一所军校都有自己的传奇，但对于中国黄埔军校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在世界军校史上，很难再找到第二所这样的军校：既没有高深的理论造诣，亦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持，训练时间也达不到高等教育的基本时限，却能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培养出了数以百计的时代精英，改写了一个四亿人口东方大国的历史命运。仅就影响力而言，中国黄埔军校足以同大洋彼岸的美国西点军校相媲美，堪称是东方的西点军校。

艰难创建

每一所军校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黄埔军校的塑造者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少能有人像孙中山那样，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理想的实现。他以近40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史剧。从创办兴中会到辛亥革命，他的政治生涯跨越了两个世纪，贯串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他的足迹遍布许多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和地区，给剧变的时代留下了自已鲜明的印记。他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从提出“三民主义”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力图使祖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

然而，从1912年到1924年，中华民国名义上都成立12年了，孙中山还是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什么呢？很简单：他没有自己的军队。纵观孙中山的革命历程，最初时依靠旧中国的会党民间武装推翻满清，然后又依靠同情革命的新军打倒袁世凯，紧接着又借助南方军阀的军事力量对抗北洋军阀。“南北合流”后，孙中山刻意栽培有军事才能的老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陈却于1922年背叛革命、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远走上海。尽管后来在滇桂系军阀的支持下，孙中山又回到广州，名义上还是大元帅，但他身边仅有的武装力量是不到200人的卫队。广东境内存在着滇军、桂军、湘军、赣军、粤军等各派武装力量，他们仅仅在名义上服从于孙中山，实际上互不统辖、各自为政，甚至独立不羁、为祸地方。孙中山曾在会议上当面痛斥军阀：“（当年）你们派人请我回广州主持，说是要实行‘三民主义，现在你们为所欲为，戴着我的帽子，糟蹋我的家乡。”对于依靠军阀打倒军阀的老路，孙中山已经不抱任何幻想。

1924年1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党一大会议。会上不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还决定参考苏联建军经验，筹办属于国民党自己的新式学校。1月28日，孙中山指定广州黄埔岛为校址，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受学校校址黄埔区长洲岛的影响，这所军校又被俗称为“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发表演说，提出学校要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办学宗旨；以学习苏联建军经验，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为办学方针。希望能够培养革命的军事政治人才，组成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

黄埔军校的成立，实际上是孙中山改组旧军队计划的一部分。军校的任务是培养受到良好政治训练的下级军官，将他们输往各支部队，协助他们“从基层开始改组军队”。当大元帅府有足够的财力组建新军时，军校学员就是新式武装力量的骨干。因此，在隶属关系上，黄埔军校直隶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最高领导机构为校本部，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6个部。教职员中不少是国共两党的重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叶剑英（云南讲武堂毕业，共产党员）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军事总教官为何应钦（保定陆军学堂毕业，国民党员）。11月，学校又任命一位旅欧归来的中共党员为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他的名字叫做周恩来……一代国共精英汇聚黄埔，大有风云龙虎之势。

按照最初计划，黄埔军校的学制本来是3年，这也是现代高等军事教育的最短期限。可是，这所军校诞生的时代，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盘踞在广东境内的新军阀，港英帝国主义势力等，都对广东革命政权虎视眈眈——在敌强我弱、军情紧迫、政局不稳的险恶形势下，黄埔军校不可能四平八稳地落实原有的教育计划。为了快出人才，军校打破常规、改变学制，将原定3年1期的训练计划，压缩为半年1期（后来局势缓和后，才延长为1年半学制），通过速成式教育训练，引进与野战训练和政治工作有关的各项改革，加快培养军事人才步伐，应付随时可能降临的军事威胁。

果然，1924年10月，当第一批黄埔入校生还没毕业时，军校师生英勇参战，镇压了由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军校师生和教导团组成校军，对陈炯明势力进行第一次东征，同友军一起击败陈军。东征战役中，受到严格政治教育的黄埔校军在前线可以坚守阵地，不会抢夺人民财产，立即成为广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军队。4月，校军改编为国民党党军第1旅，后又扩编为第1师。6月，奉命回师广州，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阂、刘震寰叛乱。10月，以党军第1师为基础扩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参加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在友军配合下彻底消灭了陈军，为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7月之后，军校许多毕业生参加了北伐战争，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埔军校除本校外，还在各地开办有10多处分校，遵照本校教育大纲实施教学。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要求，前线急需基层指挥员，在分校学习的学生受训时间普遍较短，有的甚至仅有两三个月，学会某一项兵科技术、战术后就算毕业。因此，从分校毕业的各种学生、学员、军官超过了总校毕业生的数量。经考证统计，潮州、长沙、南昌、武汉、成都、洛阳等12所黄埔分校的毕业生共计144300余人。

但是，在国共两党创建、改进、发展黄埔军校过程中，国民党有一部分人始终对共产党抱有戒心，认为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而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苏俄的走狗。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既有共产党党籍又有国民党党籍（学员入校必须加入国民党），这部分人迟早要和国民党分家，与其到时造成国民党分裂，不如国共早点分家。共产党认为自己加入黄埔军校、拥有双重党籍是为了参加革命，是响应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来，谁要求国共分家，谁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叛徒！由于孙中山在1925年3月因病辞世，他在世时也没有就跨党或双重党籍问题有任何结论性指示。所以，国共两党在黄埔军校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两派学生从争辩到论战、从拳脚相加到棍棒斗殴，甚至在学校里出现了枪击事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黄埔军校两种思想和势力的斗争更加激化，并逐渐扩大到所属各分校和东南各省中去。endprint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血腥的“四·一二”事变。几天后，黄埔军校内的“清共”杀戮也开始了。为了防止学生反抗，第5、6期学生和新生全部被提前缴械。15日，黄埔军校正式宣布“清党”命令，担任政治教官的中共党员杨其纲、萧楚女等人相继被捕处死。4月18日，校方又把全体师生骗到军校俱乐部开会，集中逮捕了200多名共产党员，有关三大政策和马列主义课程科目一律禁止，中共党员在军校撰写的著作和讲义全部被查封，黄埔军校的日常教学、训练被迫全面停顿。学校教育长方鼎英在学校“清党”报告称：“被逮捕共产党员共400多人”。实际上，很多并非共产党员的黄埔师生仅仅在政治上表现得进步了一点，也立刻遭到逮捕关押、秘密杀害。在血腥的围捕面前，最终还是有100多名黄埔师生冲破封锁，北上武汉开展讨蒋斗争。在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处处都有黄埔人奋起反蒋的身影

1927年7月，蒋介石在南京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命令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开赴南京举行毕业考试。7月15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第5期学员偏偏不听“校长”指令，而是在中共党员恽代英的主持下举行了毕业典礼。一个月后的8月15日，在蒋介石的刻意安排下，广州黄埔本校残余的第5期学员来到南京举行毕业典礼，学员集体宣誓反共。正是以这两场毕业典礼为标志，曾经被誉为国共合作典范的黄埔军校从此画上了休止符。

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接期续办黄埔军校。但他极力推动的国共分裂，已经对军校发展构成了致命伤。大革命期间，黄埔军校共培养6期军官，计1. 2万人，前4期毕业于黄埔本校的学员共计4981名。第5期在南京举行毕业典礼时，仅剩1400多人。第6期本有近5000名学生，经“反共清党”和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大部分失散，1929年2月毕业时只剩下不到800人，流失人数高达80%以上。1928年年初招收的第7期学生共3200多人，因时局动荡也大部逃散，1929年9月毕业时仅剩不到700多人，勉强达到五分之一。第7期毕业后，广州黄埔军校于1930年9月17日停办。

抗战爆发后，南京黄埔军校于1937年年底西迁四川成都，又延续了12年。细算起来，中国黄埔军校在大陆前后共存在了25年时间。然而，1928年以后续办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无论在军事成就还是知名度上，都无法同前4期相比。蒋介石“一党独办”的黄埔军校，先后改校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等，后来又恢复为“陆军军官学校”的最初校名。但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当年黄埔岛上的那块军校校牌，毕竟，那才是“黄埔军校”的Golden Age（黄金时代）。

军政并举

黄埔军校之所以威名远扬，在于它的军事政治训练体制。孙中山要求黄埔军校学生以“在政治上革命”、“能为三民主义奋斗，能为三民主义牺牲”为宗旨。所以，黄埔军校的教育与训练方针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既有政治思想觉悟，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革命军官。

由于学制非常短，黄埔军校在军事课程上优先安排实战中最急需的基础科目：学科和术科。学科方面，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为基本军事常识，然后再安排战术、兵器、交通、筑城4大教程，以及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配套教材主要为阐述军事原理、原则等内容的《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课本。术科方面，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尤以单人战斗教练为主，继而开展班排连营教练。除课堂讲授外，还设有课外“军事演讲”制度，定期讲授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除由教官、顾问担任演讲外，还鼓励学生自荐演讲，以求教学相长，推动军事学术的研究。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要么来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要么来自于粤军。这样的教官群体既懂前沿的军事理论和技战术，又有一定的实战经验，在教学方式上非常重视启发式、形象化和示范化。尤其是训练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邓演达、教官兼学生副总队长严重等，军事素质堪称教官典范。他们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步兵操典》某页某行的内容是什么，讲解时生动风趣、寓意深刻、善于启发，示范时动作准确明了、引人人胜。进行排连营教练时，课堂上使用挂图与沙盘，野外演习时，红蓝军交替演练。上单兵教练课时，教官以身示范、亲手指导，反复纠正、不厌其烦，还通过教唱《利用地物歌》等通俗易懂的训练军歌来活跃训练气氛、加深理解认知，直到学生完全理解和动作正确为止。

黄埔军校聘请的加伦（真实名字是布柳赫尔，还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北伐顾问等。他在苏军中曾经指挥过哈桑湖战役，给日军以重大打击）、切列潘诺夫等苏联顾问，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军需、交通、通讯、卫生、交际等各个教学岗位上。他们都是优秀的苏联军人，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很多人还获得过苏联政府颁发的勋章。这些优秀的教官通过提供建议和协助训练，为黄埔学生教授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军事技能。比如，射击课完全按照苏联操典进行训练，每次射击时，军事总顾问加伦总要亲临靶场，教授示范；每教一个术科之前，都将各级队长集中起来先学一步，然后再回去教学生。无论哪个班队的步兵操典和射击教练，苏联顾问每次都会亲临现场与靶场，现身说法，就地示范。

黄埔军校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军事课往往都与野外演习相结合，“术科差不多除了操场基本教练之外，大半都是在野外演习”。学生们在校期间都戎装待命，随时准备出动演习。演习课分为野外作业、战术演练和野营演习3大类。军事演习常连续日夜进行，实战形态逼真，战斗空气甚为紧张。不仅如此，黄埔军校还把战争视为学习的大课堂，安排学生在战争中边学边用，“每遇一次战事，所学的能够马上用到实际中去”。每次战役，上自校长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加伦，下至各科教官和顾问，都会随队出征，利用战斗间隙教学，活学活用。术科的许多训练项目，如距离测量、地形识别、侦探勤务、行军警戒、行军宿营等，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一般的军校都是把训练场当战场，黄埔军校却把战场当训练场，这恐怕是世界军校中少有的军事教育模式了。endprint

除了在军事训练上注重革新外，黄埔军校的另一大创举是效法苏联的政治教育。在旧中国的军阀军队中是没有政治工作可言的，中国的军队政治教育制度和政治工作从黄埔军校开始创立。孙中山曾在开学典礼上专门强调：“军队能不能够革命，在于各位将士有没有革命志气，并不在于武器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建陆军，都有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却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军校创建后，效仿苏联军队政治与军事并重的教育方针，设立政治部，负责整个学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起初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国民党人戴季陶、邵元冲担任，可这两人一个陈词滥调、一个尸位素餐，愣是把政治教育搞成了催眠战术。无奈之下，蒋校长只好把政治教育的主动权交给了共产党人周恩来。

这个当时年仅26岁、外表还有点孩子气的周主任一上任就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在政治部下设立了指导、编纂、秘书三个单位，发动学员建立进步组织，出版油印《士兵之友》，设置政治问答箱、汇编《政治问答集》，定期开展思想调查，很快就建立起一整套的工作秩序和制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还身体力行，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与广大学生谈心、思想教育和政治讲演上。他的清新之气和个人魅力，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同龄学生，让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气象焕然一新。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主管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期间，采取了多种灵活多样的政治教育形式。除了由党代表、苏联顾问讲授政治课外，还专门聘请了萧楚女、聂荣臻、周逸群、许德衍等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到军校任政治教官。同时，政治部还积极邀请鲁迅、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等校外政治活动家、著名人士到校讲演。为了调动官兵积极性，政治部组建黄埔军校俱乐部，组织官兵开展政治讨论与研究，成立血花剧社，出版《黄埔日刊》、《武力与民众》、《帝国主义》、《各国革命运动概况》等政治刊物宣传革命思想，锻炼了学生的革命意志。采取政治课与政治任务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参加政治实践，提高了学生的政治素质。连蒋介石都承认：经过政治教育训练后的黄埔学生“有理想，有纪律，听命令，服指挥，打仗不为升官发财，不为占据地盘，而是为了党，为了主义，这是当时全中国任何一支军队都望尘莫及的”。黄埔军校当年的政治工作代表了当时军校政治教育的最高水平，有着许多独特的风格特点，至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引用和发扬。

除了军政训练，黄埔军校还特别注重环境的精神熏陶。很多人都知道黄埔军校大门上的那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其实，学校内部的空间布置也是“内有乾坤”，半个世纪后，很多黄埔学生依然记忆犹新：“走进大门，过大花厅，每个走廊上都满挂醒目标语，”从“亲爱精诚、和衷共济；精诚团结、卧薪尝胆”，到“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勇往直前、破釜沉舟”，从“同舟共济，团结奋斗；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以血洒花，以校为家；艰苦卓绝、完成革命……”等等。之所以布置这么多的标语口号，是为了让学生形成深刻的记忆，学生们无论“上讲堂、出操场、下饭厅、到厕所”，抬头就看到，时刻提醒自己作为军人的使命与职责。

严格治校

黄埔军校的成就不是轻松炼成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报考时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纪律训练，开始时都不适应，甚至出现了违纪逃跑等现象。为了使这些学生能够真正接受成为一名遵守纪律的现代军官，黄埔军校对学生进行全方位严格训练，把纪律约束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比如，为了将学生限制在校内，黄埔军校实行严格的门禁制度，专门颁布了《实行门禁令》，将黄埔军校与外界的空间进行了严格划分，将学生控制于校内空间，实行完全封闭化的军事化管理。所以，许多学生尽管在黄埔军校学习七八个月，但从未到过广州市区。

在学校里，黄埔军校的纪律约束更加严厉。必须称呼老师为教官，这样听起来更加权威；教官进入和退出教室时，学生必须全体立正行礼，课堂上做的笔记，要送教官审查，考试交卷时亦需向教官行礼。“教官与学生之间，除谈论课程公务外，教官不得把学生带到寝室议论私事；学生不得进入教官寝室随意坐卧。其余一切行动，均应恪守军纪”。在学生宿舍里，床铺必须整齐划一，被褥折叠必须棱角分明，床铺与床铺间的卧具要摆放成一直线；食堂的陈设也是同样整齐，每一排餐桌上的碗碟、饭桶均放置在同一直线上。潮州分校还特别规定：“学生必须赴指定地点集合，由队值日生带队到饭厅，饭厅座位均有规定，学生必须按指定位置列坐，不得调换。”如此严苛的日常约束，不仅促使学生认真学习军事及其他知识，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强化自觉服从的习惯。在如今解放军的各所军校中，依然延续了黄埔军校这套日常管理要求，用专业术语就叫“促进军人养成”。

在时间管理上，黄埔军校极其严格。每个学生在军校的时间完全被分割细化，进而被控制到极限。“每天一早晨天还未亮，只要不是雨天，全校各科的学生围绕黄埔岛公路跑步，这是一种马拉松式的跑步，又是整齐严肃，数着一二三四的口令来跑，跑程约有十五华里”。这仅是晨操，按照规定，黄埔军校是一日两操。同时，为“使全校学生在短少时间内，造就革命军官必要的军事政治知识”，课程安排极其紧张，科目课程繁多，时间安排十分严密，“每星期以四十八小时分配教授”。所以，每天学生的学习非常紧张，只有晚饭后是“自由活动和自修的时间”。但即使自修时间，也并不是完全用于休息，还有必须参加演讲等活动。

每天早上，当黄埔学生们听到军号声后，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的时间仅有3分钟，吃早饭也只有10分钟。在天气炎热的广州，早上吃稀饭“烫得大家嘴直歪”。在军校里，许多同期入伍或同乡入伍，被分配到不同的学生队，虽同处一校，却除“每逢总理纪念周，或到校本部大礼堂听大报告时，才有聚会的机会，平日照例三操两讲，忙得同学之间难得往来”。后来的国民党上将宋希濂回忆黄埔生活时这样叙述：“吃饭及上厕所等，都受时间的限制，每天的生活确是十分紧张的。”恰恰是这种类似古代希腊斯巴达式的严格管理制度，使学生受到了严格的日常规训。笔者在解放军某部实习时，也亲身感受了这种“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严训作风：每天除早、中、晚三餐外，一天安排三次5千米越野，还要接受大量的专业科目训练。最惬意的时段就是晚上熄灯后，脑袋一挨枕头，不过三分钟，就呼呼入睡。endprint

黄埔军校颁布实施了大量法规，如《入伍生之军事要则》，《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校值星官勤务规则》、《守礼节令》《重视清洁卫生令》、《惩罚条例》等等，从学习、训练、吃饭、穿衣、卫生等日常细节进行全方位规范。比如，依据军校《惩罚条例》，如果学生的“服装脏乱”，就要“处一日以上两天以下的轻禁闭”；对“疏忽失礼”、“嬉笑无礼”、“语言秽杂”、“仪容颓唐”等，给予一到五次“禁足”；对见教官或长官不敬礼等行为惩罚更为严厉。因为“服装仪容是军人身份的标志，服装不整，仪容颓唐，就不像军人；敬礼事小，但纪律事大，礼节是军人精神的载体，如果没有礼节，则纪律与精神无所表现”。有位学生因未对蒋介石行礼，失礼学生受罚不说，其队长也被记过一次。从1926年2月开始，黄埔军校甚至组织学生“每日练习敬礼30分钟”，要求同级同学之间一概互相敬礼。

如果学生不小心违反了纪律，那可就惨了，等待他的将是降级、重禁闭、轻禁闭、苦役、禁足、立正六大处罚。最为严重的处罚是被关入禁闭室，除学习教育外，都得呆在禁闭室里，“除随身衣服、手纸和一本勤务书籍外，不准携带其他物品。”关禁闭期间，必须保持肃静，“不准自由歌诵欢呼”。禁闭分轻重两种，轻禁闭还提供卧具睡觉，饮食与平时无异，只是自由和洗浴则受到限制；重禁闭则完全不同，不仅“不给卧具”，而且“只给盐开水”，即便被禁闭者生病，病好后还要回禁闭室补足时间。最让被禁闭者感到羞愧郁闷的是，每间禁闭室门口，都会把被关者的学员队号、年级、姓名和所犯错误或嫌疑，详细记录在油漆木牌上“悬挂公示”。这样一来，从禁闭室门口来往经过的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与禁闭相比，其他几项惩罚相对较轻，做各项杂役（苦役）、禁止出营房（禁足）、长时间罚站军姿（立正）。此外，对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学生，黄埔军校还有传统的中国传统教育法宝——戒尺。

关于黄埔军校的严格与严训，蒋介石的有一句经典评语：“军纪训练的行程，是由外而内的，就是要先从形式上训练起来，然后慢慢地引导到精神上面去”。正是依靠这种严格的纪律约束、高强度的训练和严密时间管理，黄埔军校仅用7个月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将一名普通青年学生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军官，在现代军事人才培养上创造了极其罕见的教育奇迹。

决战沙场

“风云起＼山河动＼黄埔建军声势雄＼革命壮士矢精忠”，这首原国民党军《陆军军歌》仅用开头几句，就把黄埔军校抬高到了建军意义的高度。从史实来看，虽然黄埔军校后来的历史命运经历曲折，但谁都无法否认它的历史影响。在风雷激荡的大革命时代，黄埔军校汇集了国共两党一代精英，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著名将帅的摇篮，走出了无数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人。尤其是前几期的黄埔师生，经过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涌现出一大批高级将领，成为国共两党军队的骨干力量和风云人物。

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也正是依靠着黄埔军校校长任上打下的军队根基，出任北伐军总司令，以效忠于他的黄埔学生军官为骨干、以十几万中央军为主力，接连击败老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再同中国共产党撕破脸皮，又在中原大战中打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兴军阀，完成了旧中国的统一大业，问鼎天下、独霸四方，成为各方公认的政治盟主和独一无二的军事领袖。可以说，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是蒋家王朝统治中国的基本军事班底，成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铁杆嫡系——黄埔系。历史影视剧中老蒋偏爱黄埔系军官、黄埔系军官尊称他为校长的镜头，大多都是真实历史的反映。蒋介石宠信的军中三鼎甲（陈诚、汤恩伯、胡宗南）、“十三太保”以及亲信的军事将领，几乎全部都出身黄埔。在国民党军队历次整编中，黄埔学生都被优先任命或晋升，不管是抗战前德国人冯·塞克特指导建立的德械模范师，还是抗战后期美国人史迪威帮助筹建的中国驻印远征军中，高中级指挥官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郑洞国、张灵甫等绝大多数都是蒋介石所信赖的黄埔系军官。据统计，在整个国民党军队中，90%以上的国民党将军都出自黄埔军校；担任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60余人是黄埔生。只有极少数像卫立煌、孙立人那样的非嫡系将领，能以自身非凡的战绩出人头地，但他们最终还是未能获得蒋介石的信任。

当然，并非所有的黄埔师生都效忠于“伟大的蒋校长”。当清党、分共的风潮在黄埔岛刮起时，有相当一部分黄埔学生不顾官位诱惑、不惧死亡威胁，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毅然决然地同背叛者分道扬镳。这些跟着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走到底的黄埔师生们，有人牺牲在黄埔清党的屠刀下，有人牺牲在国共内战昔日黄埔校友的枪口下，有人牺牲在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烽火中。即便经历了这样一条漫长的血色征程，新中国成立后，出身于黄埔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的成为中共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外交家。比如，当年在黄埔军校讲过课的政治活动家毛泽东，已经是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昔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成了新中国国务院总理。更多的人则成为八一军旗下的将帅之星，1955年授勋时，在人民解放军的开国将帅中，获少将以上军衔的黄埔师生就有36人，元帅有5位：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大将有3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上将有周士第、杨至成、宋时轮、张宗逊、陈伯钧、郭天民等8人、中将有9人、少将有11人。如果（仅仅是如果）没有国民党对共产党三十多年的围捕杀戮，人民解放军中的黄埔将帅恐怕会更多。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的36位中共军事家中，有16人曾经在黄埔军校留下过青春的足迹，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许继慎、蔡升熙、段德昌、左权、黄公略、刘志丹。

历史学者对旧中国三大军校做出了这样的概括：“保定陆校的学堂、云南讲武堂的操场、黄埔军校的战场”。黄埔军校的魅力，更体现在战场上。如果说，美国南北战争中，西点军校垄断了南北双方的战争指挥岗位，创造了“西点战争”的历史名词。那么，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黄埔军校的学生们都是中国战场的主角。从黄埔校门里走出的国共精英们，忽而沙场对决、同室操戈，忽而联手抗敌、同仇敌忾，在波澜壮阔的战争风云中书写自己的时代，构成了中国现代战争史上影响最大的历史群体。endprint

在蒋介石政府对红军发动的五次围剿中，除了第一次轻视对手、任命湘系军阀鲁涤平担任总指挥外，第二、三次围剿的前敌总指挥是曾经的黄埔总教官何应钦，第四、五次围剿的主将是当年的黄埔教官陈诚。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派出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红十军团军团长，是黄埔军校的1期毕业生刘畴西；红军长征途中，作为红军主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是黄埔4期生林彪，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赞他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鹰”。值得一提的是，以重兵围攻红十军团的国民党主将，也是黄埔1期同学俞济时。刘畴西战败被俘后，俞济时不念丝毫同窗之情，直接把刘押往南昌，蒋校长劝降不成后最终处决。俞济时的这种做法惹来了1期同学黄维的极大不满：“那么冷，你也该叫老同学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界始终把蒋介石的黄埔系政府军作为头号敌人，无意间轻视了中共的土八路和新四军。结果，国共双方分别依据各自特点选择作战方式，在整体上坚持了两个作战系统之间的协同抗战：国民党把国防工事一路修筑到西康，即使屡败屡战也决不投降，保存了中国的战略反攻基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民众武装发挥游击战争专长，在敌后坚持作战，不停地破坏敌人对中国占领区的战略消化，同时发展壮大自己。在两个战场上，黄埔军校走出的国共精英们暂时放下了内战的仇恨，调转枪口一致对外，无论是平型关（主将林彪）、万家岭（主将张灵甫）、台儿庄（主力汤恩伯）三次鼓舞人心之战，还是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松山大战等正面战场惨烈之战，以及昆仑关战役（主将杜聿明）、雪峰山战役（主将王耀武）等经典战役，都少不了黄埔师生的身影，他们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在1945年以后国共决战的战场上，从西北、华东到东北乃至全国战场，国共两党的黄埔同学们又一次开始了沙场对决。在晋南战场上，胡宗南动用11个师对战老同学陈赓的4个旅，兵力占优却总是屡屡受挫。有意思的是，陈赓每次捉到胡部高级军官，总要亲热的声明：“我是陈赓，是你们胡长官的同学”，并尽量给予生活优待，显然比俞济时做的更有人情味儿。在华东战场上，黄埔大师兄王耀武带着他的“二李”同学（李延年、李仙洲），同共军中新崛起的军事英才粟裕斗智斗勇，结果一个不小心，把同学李仙洲丢在了莱芜，把师弟张灵甫搭进了孟良崮，最后老王自己也老本输光、被俘于济南。

在参战人数最多的东北黑土地上，国共双方的战地主帅都是黄埔师生。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都是黄埔1期生，陈诚、卫立煌也是黄埔教官；共产党的主帅林彪是黄埔4期生，一群黄埔师生大打出手、逐鹿东北。几年以后，国民党的一大批黄埔名将，全被林师弟打得一败涂地，国民党在东北精锐尽丧、全部输光，范汉杰同学还进了师弟的战俘营，气得蒋介石当面大骂：“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可你们是黄埔一期的！师兄打不过师弟，老师打不过学生。”可惜没骂多久，淮海战役告终，黄维兵团被围歼，黄埔2期师弟邱清泉阵亡，5期师弟廖运周阵前起义。战争结束后，杜聿明、黄维等黄埔门生进了共军战俘营，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成为胜利者的老同学陈赓。

1949年12月，当原黄埔教官白崇禧的桂系钢军也被林彪的四野大军轻松吃掉后，国民党阵营中的黄埔将星大部分都去了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49年年底，在解放军对四川的进军中，最后一期（第23期）的黄埔学生，有3000多人宣布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旗下。几个月后，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之战，不少人甚至永远长眠在了朝鲜半岛上。也有部分教官被选送到刘伯承新办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为新中国早期军事教育做出了新的贡献。

根据资料反映，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又续办了黄埔军校，也就是今天台湾高雄的凤山军校。然而，时过境迁、“庙堂虽在、神已走远”，在陈水扁当政期间，凤山军校校长甚至公开支持搞台独，这哪里还有当年那个黄埔军校的影子，“怒潮澎湃、党旗飞舞”的理想真的荡然无存了。

（编辑/笔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