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著名文化大师曹聚仁先生既非北大教授，也非北大学生，何来北大情缘？这首先得从曹聚仁这个人说起！

曹聚仁（1900-1972），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谜样的人物”。身兼作家、记者、学者于一身的他，一生写下了4000多万的文字，世人鲜有其匹。他还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解放后，他在香港为“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奔波，搭起了两岸和谈的桥梁，深得国共双方领袖的器重，被周恩来总理盖棺论定地评价为“爱国人士”。他早年就读于杭州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谋生，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和新闻生涯。曹聚仁与中国学术重镇的北大到底有没有一些关系？这个问题，笔者思索了很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才发现曹聚仁的确与北大有过一段不解的“红楼情缘”。

求学北大梦想破灭

中等师范毕业后的曹聚仁，由于家境贫寒，无法承受昂贵的学费，没敢报考北大。1921年杭州“一师”毕业后，曾投考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和武昌高等师范，均因故未被录取，曾经叱咤风云的“一师”学生自治会主席的他，一时成了落汤鸡，心情沮丧地流落到上海。幸好得到“一师”的老师陈望道的援手，他才在上海扎下了根。在陈望道与邵力子的帮助下，他先在浦东川沙县立教书半年，继而在陕西盐商吴怀琛家中做了三年家庭教师。曹聚仁在教书之余，坚持自修古今中外的学问，博览群书，还不时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文章，他开始崭露头角。特别是1922年4月，曹聚仁受邵力子委托，记录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在《觉悟》上连载，翌年结集《国学概论》出版。曹聚仁的记录准确完整，深得章太炎赞许，也因此纳为章门弟子。1923年，曹聚仁与柳亚子等8人发起成立了“新南社”。曹聚仁在上海如鱼得水，但他仍希望有朝一日能进高等学府深造，北大自然是曹聚仁的首选。曹聚仁于1923年7月21日写给北大教授胡适的信中说：

“聚仁，浙东金华之无知小儿也，被曾受业于单师不庵之门，以疏懈甚，且困于风尘，遂放佚至今。今夏卒有进北京大学之决计，以故中变；恐人事相迫，终无及门请益之机缘，故敢藉经子渊先生之绍介，而奉书左右，幸鉴其愚而宥之！聚仁非能有所研究者，然不敢自暴弃，终竞竞焉以从事于研究，此鄙陋之本忱也。在目今聚仁所取以为研究者中国儒家学说，愿以十年之功专注于此。然见闻固陋，未审西欧各家哲学，何者至可引为治家之借镜？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一也。

聚仁端赖工具为之阶进，故研究方法之抉择，乃入门第一步工夫。聚仁以为治中国古代学术，最宜专择一二重要典籍，究其义理，详其训诂，考其典则，然后舍而之他，则困难不生，一切可迎刃而解。而友朋多以为此法事苦而效鲜，不若遍加浏览，志其概略为上。歧途徘徊，何去何从？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二也。

儒家学说盛行于鲁，至汉初而此风未熄，则其物质环境与社会组织，必与之有重大关系。私意以为治儒家者不当专注于政治状况，于鲁之民族性，与周公之学说，皆当详为考察。此浅陋之见解，未审有当于理否？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三也。

素昧平生，而有此非分之请求，然亦希冀先生之悯我愚而矜怜之耳！闻贵体违和，至深注念！想湖山胜景，终能以康健佑先生也！附奉五版《国学概论》一册，至乞哂收！太炎先生此次讲演，聚仁终病其琐碎散漫，且意气过重，文、哲两章更不能使人满意。先生以为当否？比来寒暑靡常，诸惟珍摄！聚仁不日将由申返杭，拟晋谒先生，先生亦附允之否？”

曹聚仁这封写于70年前的求师胡适之信，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才在遗落大陆的胡适遗札中被发现，揭开了曹聚仁曾向往北大求学的这一历史谜团。曹聚仁通过他“一师”的业师、著名学者单不庵（后也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的介绍，向胡适求师请益，真是颇费苦心。据笔者所知，曹聚仁最终没有成为胡适的学生，胡适甚至在他的晚年收到曹聚仁的信时，称他为“妄人”。曹聚仁当时有没有得到胡适片言只语的教诲，笔者不得而知，曹聚仁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

胡适晚年说他从未与曹聚仁交接，也不认识他，显然与事实不符。曹聚仁在《谈胡适——答杜兄》一文中曾谈到：“一九四七年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集会时，胡适邀我到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组政党，实现你的民主政治的理想。他还是用了回答罗敦伟的话对我说：‘一个民主国家，也需要几个不参加党派的公民的。”

曹聚仁在另一文《胡适与“水经注公案”》中写到“过了十年，胡适邀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闲谈，他一开口就说：‘你是否又带了清单来了。我说到‘水经注公案的事，他摇摇头说‘难、难、难！“曹聚仁在1931年8月创办的《涛声》，曾出了“批判胡适专号”，对胡适的崇洋媚外的学阀态度作了无情的批判，笔者认为在当时外强入侵，民不聊生的时代，认为曹聚仁的批判还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曹聚仁评价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时曾写到：“那一时期，实际领导中国新文学的，乃是胡适。”“他是五四运动以后，在散文上最有成就的一个人。”

曹聚仁非常推崇胡适的学问，可惜他们一生终无师生缘。

亦师亦友周氏兄弟

鲁迅与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中曾谈到： “‘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致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

笔者很赞同钱理群的这一看法，同时笔者还要补充一句，从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还是我们考察北大精神的一个切入点呢！

曹聚仁在五四运动时，他已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他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新青年》的文章滋养了曹聚仁，周氏兄弟已然成为曹聚仁推崇的对象。据曹聚仁的回忆，曹聚仁与鲁迅最初的见面，是在1927年12月21日，地点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当时鲁迅应暨南大学邀请，到该校演讲，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为之笔录，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之后，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便逐渐多起来，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书信就达43封，最后收入《鲁迅全集》的就有25封。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在上海创刊，鲁迅匿名寄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作为支持。《涛声》创刊二周年，鲁迅寄来《祝涛声》，称赞曹聚仁“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精神。鲁迅发表在《涛声》上的文章还有《“蜜蜂”与“蜜”》、《悼丁君》、《〈守常全集〉题记》等。特别是《〈守常全集〉题记》一文，更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合作。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为了纪念李大钊，写信给曹聚仁请代为联系出版。为了更快出版李大钊全集，曹聚仁邀约鲁迅、蔡元培等人为之作序。鲁迅欣然应命，写了《〈守常全集〉题记》在《涛声》上发表。鲁迅不幸于1936年病逝，曹聚仁并未忘怀鲁迅，他与夫人邓珂云编选了《鲁迅手册》作为纪念。解放后，曹聚仁在香港从事新闻与写作，他并未停止对鲁迅的研究，于1956年完成了《鲁迅评传》，1967年又编著出版了《鲁迅年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聚仁所写的《鲁迅评传》，是将鲁迅描画成有血有肉的人的，他反对把鲁迅神话，这一点更值得钦佩。周作人在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写信给他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曹聚仁一生完成了鲁迅研究的“三步曲”，总算完成了他的一个宿愿，对得起九泉之下的鲁迅了。endprint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可能早于鲁迅。据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介绍，周作人于1925年11月2日的日记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可能是他们的交往之始。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周作人正是当时《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主持人，并且是曹聚仁所说的《语丝》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代表。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向往或许是曹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思想基础。对这一点，曹聚仁在1930年9月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里也有过明确的说明：“我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消极的意义，有些近于虚无主义，在积极的意义，有些近于新自由主义”。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在由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引发的“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的思想交锋”中，曹聚仁主动站出来为周作人辩护，就不是偶然的。他在《申报·自由谈》的文章中，一面指出周作人“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其“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同时提醒世人注意：周作人虽“谈狐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曹聚仁的观点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在给曹聚仁的私信中发表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撩，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也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此时周氏兄弟早已失和而断绝了来往，曹聚仁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沟通他们思想的作用，这自然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笔者最近翻阅周作人早年日记，其中二三十年代，曹聚仁与周作人往来书信就有20多封。周作人受李大钊亲人委托编辑出版《守常全集》，就写信给在上海的曹聚仁帮助联系出版，曹聚仁邀请鲁迅为之作序，这也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特殊意义上的交流。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见面，已是解放以后的1956年。当时，曹聚仁作为《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访问了北京，并特别拜访了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神交数十年后的见面，曹聚仁解决了周作人晚年作品无处发表的窘境。周作人大量的晚年散文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曹聚仁功不可没。特别是周作人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也是曹聚仁催生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当时病重，腹痛如割，仍忍痛校对亡友周作人的遗稿，在曹聚仁的努力下，该回忆录最终在周作人身后得以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珍品。周作人在后记中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非常“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曹聚仁与周作人晚年书来信往，非常密切，收入《周曹通信集》的周作人书信就有三百余封。至于未发表的书信也还有不少。令人遗憾的，曹聚仁在为鲁迅立传之后，他一直希望并准备着为周作人写一本传记，可惜，天不假年，他终究带着遗憾走了，这也给我们后人真正了解周作人留下了缺憾。

从红楼走进未名湖

一直向往北大的曹聚仁，在接近花甲之年的他，在1958年才圆了他的北大梦。他参观了老北大的沙滩红楼，也到了景色迷人的燕园和未名湖。这次他是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访问北大。北大是他青年时的梦想，他的思想与文学，与北大的不少教授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杭州“一师”的业师单不庵后来也被聘为北大教授。北大高才生朱自清、俞平伯毕业后曾到一师任教，成为曹聚仁的国文老师。曹聚仁在回忆文章《后四金刚》中写到：“不过蒋（梦麟）先生的确替我们安排了复课后的国文教师。他推荐了朱自清、俞平伯二师，他们刚在北京大学毕业，的确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五四的第三年，学校风气又渐渐平静下来，朱师渐渐为同学们所认识，成为信仰中心的新人物。”“俞平伯先生，他是俞曲园老人的曾孙，他的诗词修养，深湛得很，我们还不够来欣赏。我记得俞师初到一师时，穿了一件紫红的缎袍，颇有贾宝玉样子，风流潇洒。”曹聚仁为出版李大钊全集，费过一些心力，还邀请过鲁迅为之写序。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朱光潜等都很相熟。特别是30年代初陈独秀被国民党被捕后，曹聚仁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公开信声援陈独秀，并将陈独秀狱中亲书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在《涛声》上公开发表。后来，还为狱中的陈独秀提供资料，催生了陈独秀的自传（可惜没有完成，只写了开头部分）。1958年，曹聚仁访问北大后，写了《从红楼到未名湖--新文化运动的摇篮》的访问记发表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上。这篇访问记至今尚未在国内的出版物上发表，也未收入大陆出版的曹聚仁著作中。现将该访问记重新抄录在这里，作为曹聚仁不解的北大情缘的纪念。全文如下：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

六月十一日诏：“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五大臣会同妥速奏议。”

七月四日，创设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管理，官书局及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

八月九日，京师大学堂成立。

六十年前，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景山东街建校，其地原是乾隆驸马福长安故第，这便是北京大学的开始。（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二院，那并入北京大学的北河沿译学馆，乃是第三院，至于有名的北大第一院，沙滩红楼，那是民初所建造的。“京师大学堂，原是戊戌新政之一：却因为它成立在康谭新政措施之前，因此，戊戌政变后，其他新政都取消了，只有它还保留着。它在戊戌维新运动过程中，倒是很有意义的记程碑。今年北京大学纪念六十周年，在领导中国的社会文化运动上，那位著名的译介西洋文化的严几道，也做过他们的校长。但北京大学成为最高学府，成为时代的风信旗，却自民初蔡元培（孑民）任校长始。（蔡氏，几乎成为与北大成为不可分割的混合体了。）时人论蔡氏的很多，记者在这儿只介绍一段一般人所不会看过的，周启明先生的话，他说：“蔡先生貌很谦和，办学主张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可是其精神却又强毅，认定他所要做的事，非至最后不肯放手，其不可及处即在于此；此外，仅多有美德，但在我看来，最可佩服的总要算是这锲而不舍的态度了。蔡先生曾历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等事，其事业成就彰彰在人耳目间；若举提大纲，当可以‘中正一语说之，亦可以称之曰唯理主义。其一，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不可定于一尊，故在民元废止祭孔，其实他自己非是反对孔子者。其二，主张学术平等，废止以外国语讲书，改用国语语文，同时又设立英法德俄日各文学系，俾得多了解各国文化。其三，主张男女平等，大学开放，使女生得入学。蔡先生的教育文化上的施为，既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我以为他一生的价值以着重思想，至少当较所施为更重。蔡先生的思想，有人戏称之为古今中外派，或以近于折衷，实则无疑解释为兼容并包，可知其并非是偏激一流，我故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批判事物，以合理为止，故即可目为唯理主义也。”这便是蔡氏的精神，也正是红楼（北京大学）的精神。endprint

北大的教授，有刘师培、黄侃、辜鸿鸣、陈汉章，也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李大钊，也有陈大齐、陶孟和、王世杰、张慰慈、陈源、高一涵，可说是真正的兼容并蓄。

说到“红楼”，我们知道那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原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春雷一般，四野茁生，便形成了振幅广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推进而为社会革命的狂潮。我们知道代表“五四”精神的“新青年”，他虽是在上海出版，它的核心细胞，都在“红楼”。陈独秀、胡适、高一涵、李大钊、张慰慈、陶孟和、钱玄同、王抚五、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在新青年宣言说：他们相信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的；他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的成见，他们决计抛弃旧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他们说：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反对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他们主张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政客们的政党绝对断绝关系。他们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他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他们要改革文学的体性，要破除迷信妄想，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他们明明白白向旧社会及传统观念挑战。他们的“新信仰”，是：

“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是挂在红楼屋角上最鲜明的旗帜。

“五四运动”，离开现在已经四十年了。记者站在沙滩红楼门前，缅想旧迹：当年，我们所敬仰的文化革命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许多后来都分化了，像陈独秀和胡适恰好成为急进派（陈）与改良主义派（胡）的分野。（胡适在文学革命以后，甚至很快就提出“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主张。）后来，陈独秀把新青年带上社会革命的路向，但脚步走得最切实而坚定的，却是李大钊（守常）与鲁迅。在文学革命的进程上，胡适曾经做了“时代骄子”，态度最积极的是钱玄同、刘半农，而建立新文学记程碑的却是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

说到新青年的内部分化，也就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分化。红楼那一群文化思想家，无论结合到《独立评论》、《现代评论》那一旗帜之下，或者结合在《语丝》的旗帜之下，也都代表着从新青年这一母体分化出来的两种倾向。笔者曾经到北京大学的校史博物馆，看到了有趣的纪念品，也曾在红楼图书馆中，看到了李大钊先生纪念室和毛泽东主席在校工作处。新中国的蓝图，可以说从红楼那一角上孵出来的。郭沫若的《咏红楼》，就是这么说的：

“星星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力量看方生，勋勤垂后代。寿与人民齐，春风永不改。”

记者到了北京，先后访问了北京大学，低徊不能自已。不过我所到的北京大学，已经不在沙滩红楼，而是搬到北京西郊未名湖畔的燕园去了。（燕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当年，北京青年男女的心头，对于那几个大学的风格，曾经有过这几句谚语：“师大太穷北大老，燕京最好，清华还可通融。”他们的印象，便如此的不同。而今，清华成为最新型的大学，非复清华园的旧日气氛。北大进入燕京大学，气氛也不相同。（今日北京的少女，她们的观点，也大大地改变了。）燕园原为明代的勺园，亦称“风烟里”，原为当时书画家米万钟所构筑，饶有水乡景物。明人诗云“才辞帝里入风烟，处处亭台镜里天。梦到江南深树底，吴儿歌拍放秋船。”甚得其趣。）到了清乾隆时，便是权相和珅的“淑春园”。（淑春园，仿拟御园，凿湖建岛，有如南海瀛台。湖本无名，故称未名湖；湖中小岛或称枫岛。）丘陵起伏，细流萦回，未名湖景物娴美，在青年男女心头，自是人间乐园。

北京大学移到了燕园，（一九五二年）镜春园、蔚秀园先后划入新校的范围，又购入了毗邻的朗润园和承泽园。（这些都是从前满清贵族的家园，即如蔚秀园，先前便是醇亲王奕儇的私园。）这么一来，全校面积就比燕京大学时期增加了两倍。今日北大的学生，也比红楼时代增加了四五倍，比之燕京大学，却增加了十二倍以上了。记者到北京大学时，未名湖四围都是新建筑。其中，一部分是八千学生的宿舍大楼、大膳厅、卫生室及教职员宿舍。一部分是教室大楼、阅览室、文史楼、哲学楼、地学楼、化学楼、力学楼、物理楼和图书馆；图书馆将为新建筑的核心，馆舍很大。旧的燕园，以幽静胜，新的北大以宏伟胜，今日的北大，依旧是文化圈子的老大哥，正如马叙伦校长所说的“北大毕竟是北大”。

记者这回到北京大学去看他们的“西瓜园”，心头还留下去年五月间北大民主墙上大鸣大放的影子；今日的“大字报”，也是当时的“民主墙”，只是切实得多了。（一九五八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