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薛政超

[摘 要]东晋邵陵周崎所生活之年代，正值晋室南渡，国家政局从早期的“王与马，共天下”，到后期演变为“王与马，争天下”，由此导致“王敦之难”。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个侧面反映，时任湘州从事的邵陵人周崎成为了双方斗争的牺牲品，而在另一面也展示了当时邵阳人敢担大任、临危不惧和勇而有谋，而且忠诚朝廷、义信官长和至死不屈的忠义精神。这种精神历来受到史家与儒家学者的推崇，影响深远。

[关键词]东晋；周崎；邵阳；忠义；正史

邵阳地区历来为多民族杂居，位列南蛮之域。在文明待开之先秦时代，拥有文化自豪感的中原史家对南方蛮夷之载笔往往粗略而模糊，更不会着墨于特定的人物加以特写。而自汉代史学大家——司马迁所撰《史记》的出现，在以纪传体的形式创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成就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中国官修史学——正史的基本体例，自此以后，后朝修前朝之正史成为了一种学术或政治惯例，二千多年的王朝史被浓缩于所谓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二十六史之中。历史时期邵阳风气的开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它与正统王朝的关系愈来愈近并逐渐融为一体，官方史家对其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越来越多，人物形象也越来越丰富，但为其正式立传者仍然非常罕见。据有关学者的统计，中国古代正史为邵阳人物立传者总计仅有2人[1]（228），其中一人即为东晋邵陵周崎，列《晋书·忠义传》。清道光《宝庆府志》云，“郡贤见史传记载灼然可纪者，自周崎始”，其言当为不谬。本文就周崎生活之年代背景和相关之事实略谈其忠义之精神及影响，以为当代邵阳精神之反思与借鉴。

一

《晋书》将周崎列为忠义人物传，案其史实，主要与“王敦之难”有关。王敦（266-324）者，字处仲，出身于当时的著名门阀士族琅琊王氏。王敦为后来位至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永嘉之乱时，二人一同协助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并掌握朝廷军政大权，当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2]（2554）可见王氏兄弟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随着地位的巩固，以及建康东晋政权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晋元帝司马睿就不太愿意王氏兄弟把持朝政了。而此时自恃有功的王敦，居长江中上游建瓴水之势，手握重兵，仰仗着强大的宗族势力，越来越骄横跋扈，不大把元帝放在眼里，于是性格张扬又目中无人的王敦就成了“出头鸟”。元帝为打击王敦，抑制大族，加强皇权，改变强枝弱干、强臣弱主的局面，前后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

首先，冷落王氏兄弟，起用旧人。重用琅邪王幕府中的两个旧臣刘隗和刁协，执行“以法御下”的“刻碎之政”，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予以参劾处决，一开始就处置了王敦的亲信桂阳太守等一批违法的官吏，力挫王氏兄弟的威风。称帝之后的元帝，虽然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进爵，但是在态度上渐趋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均不再与其商议。

其次，实行化“客”为兵。元帝采用刁协的建议，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即家奴）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让这些人恢复平民百姓的地位。这样做并不是为僮客着想，而是要与大族争夺劳动力，使朝廷获得更多的税役来源。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招致他们的怨愤，以至后来在王敦兵犯宫阙之时，这些人大多持默许纵容的态度。

再次，任用心腹掌握重要地区的军权。由于东晋政府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掌握在各地外藩手中，元帝迫切需要扩建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以对付王敦。太兴三年（320），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调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同时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派遣自己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湘州据长江上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控制湘州，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第二年，晋元帝又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征西将军，镇合肥；刘隗为青州刺史、镇北将军，镇淮阴。这表面上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实际上却是针对王敦而来。

王敦面对晋元帝的步步紧逼，决心放手一搏，以争取主动。永昌元年（322）正月，以诛刘隗为名向建康进兵。由于众多不满“征奴为兵”政策的门阀士族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进军神速，一路上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一举攻入建康，重掌朝政，然后返镇武昌。不久元帝抱恨去世，继位之晋明帝则乘王敦病重而于太宁二年（324）平之。

二

王敦起兵向晋元帝发难之时，除亲率主力进攻京都建康外，还派心腹大将出攻元帝分派驻扎在各地的守将，湘州即是其中之一。时任刺史者为晋元帝所信重的叔父谯王司马承，周崎正任湘州从事。《晋史·周崎传》载：

周崎，邵陵人也。为湘州从事。王敦之难，谯王承使崎求救于外，与周该俱为魏乂侦人所执，乂责崎辞情，临以白刃。崎曰：“州将使求援于外，本无定指，随时制宜耳。”又谓崎曰：“汝为我语城中，称大将军已破刘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阳，无复异议，三江州郡，万里肃清，外援理绝。如是者，我当活汝。”崎伪许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军败于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众来赴此急，努力坚守，贼今散矣！”乂于是数而杀之。[2]（2313-2314）

这是周崎本传的全文，文字不多，但已将周崎的忠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传中所言魏乂，时任南蛮校尉，为王敦亲信之一。当时王敦派他率军二万进攻湘州治所长沙城，因长沙城城池不稳固而又缺乏军需储备，守城众人都十分恐惧，有人更劝司马承投靠陶侃或退守零陵或桂阳，司马承却坚持婴城固守，于是派周该和周崎向外求援，但二人很快就被攻打长沙的魏乂手下捕捉。魏乂以刀相逼，要他们交待准备向何处求救，周崎以“本无定指，随时制宜”而巧言敷衍，绝不透露任何军情。魏■又谎称王敦已击败朝廷军队，主掌建康朝政，而甘卓亦已回襄阳，援军不会再来，要周崎去劝降，瓦解军心。周崎假意答应，但却和城中人说援军快到，鼓励继续坚守，最终惨遭杀害。这些都说明他不但敢担大任，临危不惧，勇而有谋，而且忠诚朝廷，义信官长，至死不屈。

东晋邵陵周崎在王敦之难中所表现出的忠义精神，历来受到史家与儒家学者的推崇。唐代房玄龄等编撰《晋书》之时，序周崎所在之《忠义传》云：

古人有言：“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信哉斯言也！是知陨节苟合其宜，义夫岂吝其没。捐躯若得其所，烈士不爱其存。故能守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书名竹帛，画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仰其徽烈者也。

是篇以儒家经典与圣人之言，高度赞颂周崎等人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的忠义精神是成仁之美德操守，是贞心之高风亮节，可名垂青史，可以为美谈，亦可激励后人。

到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著名理学大师朱熹任潭州安抚司，在长沙城北门外建五忠祠，祀奉东晋谯王司马承等，在其周围又以周崎等七人肖像从祀，皆因之“捐躯以殉，百折不回者”也。[3]（1700）清代时，因原祠久废，又将周崎等像附祀于长沙城南书院南轩祠前。时人认为，他们“英风毅魄，千载犹生，实自（周）崎等倡之”。[3]（1700）由于历代只在长沙城设祠祭祀周崎，道光时修《宝庆府志》的作者们呼吁说，“崎，邵人也，宜专祀于邵，以安忠魂而励颓俗，亦守土君子之责也”。[3]（1700）可见周崎忠勇义信精神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2]（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清）黄宅中等修，邓显鹤等纂.道光宝庆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项目基金：2010年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