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丹

[摘 要]嘉靖《彰德府志》作为安阳地区现存的较早方志，其编纂具有鲜明的特点。在体例方面，嘉靖《彰德府志》抛弃当时惯用的罗列细目的方法，采用分纲列目的方法，使得整部书有统有属，条目分类简洁严谨。同时，嘉靖《彰德府志》还在叙后附载议论，立意深邃。在内容方面，重视地理志的编修，对寺庙阙而不录，重视考证，治学态度严谨。然而，嘉靖《彰德府志》也存在着没有注意用图和表，以致叙述繁复，以及人物志归类混乱的缺点。

[关键词]崔铣；嘉靖《彰德府志》；体例

崔铣，字子钟，一字仲凫，号曰后渠，又号洹野，安阳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敏”，著有《洹词》《彰德府志》《文苑春秋》《士翼》《读易余言》等。而嘉靖《彰德府志》是其著作中较为有影响的一部，是崔铣赋闲在家的时候应彰德府知府陈策之邀所作。崔铣根据宋代陈申之所纂《相台志》和元代《相台续志》以及当时所存其他史志材料删润修改并详加考校编成《彰德府志》。此府志体例严谨，编纂特点鲜明，颇为后世称道，对安阳地区地方志的编修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对嘉靖《彰德府志》的编纂特点及不足之处进行总结研究。

一、体例编纂特点

（一）条目分类有统有属

嘉靖《彰德府志》的条目分类有统有属，简洁严谨。明代，河南地区编修地方志大多沿用永乐年间颁布的《修志凡例》，将地方志的内容分为建制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例如正德《新乡县志》、弘治《偃师县志》、正德《汝州志》等等，都是在《修志凡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稍加修改而成。根据《修志凡例》编修的志书包罗虽广，但是体例稍显繁杂琐碎。因此，崔铣在修纂嘉靖《彰德府志》的时候，对地方志所应包含的内容重新进行了分类归纳。

崔铣将嘉靖《彰德府志》全书分为八卷九志，即地理志、建置志、田赋志、祠祀志、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邺都宫室志和杂志。其中，地理志包括了建制沿革、城池、里至、山川、户口、河流、水利等内容；建置志包括学校、军卫、廨舍、坊廓等内容；田赋志则专记贡赋；祠祀志专记祠庙；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以记人物为主；邺都宫室志专记古邺城宫室；杂志则将不能分入其他类别的物产、石刻、园林等总括其中。这样使得全书内容分类有统有属而又简洁明了。同时，崔铣在嘉靖《彰德府志》的序文里对各类目的编修目的有十分明确的表述，“地理稽实而黜附会，建置遵制而明则，田赋以恤隐，祠祀以正典，官师均列而信教，人物、选举，上行而下秩，宫室刺奢，杂志辅化”[1]，可见，崔铣在府志体例的组织上具有较为成熟的思考以及严谨的态度。因此，《河南地方志提要》认为此书“在体例上显有特点，即由前期之条目无统，进至纲举目张，有统有属，实为方志目录分类学上一大进步”[2]。《四库全书总目》同样认为嘉靖《彰德府志》“其书颇为严谨，盖铣本儒者故也”[3]。嘉靖《彰德府志》严谨简洁的体例对后世安阳地区地方志的修纂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朝万历年间，郭朴编修《彰德府志》时就几乎全部沿用了嘉靖《彰德府志》的体例。郭朴在序言中亦指明“义例一循前志之旧，无敢轻易焉”[4]。此外，康熙《安阳县志》、乾隆《安阳县志》、顺治《汤阴县志》、乾隆《汤阴县志》等都借鉴了嘉靖《彰德府志》的体例结构。

（二）叙后有论

崔铣虽然甚少从事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但是他对编修地方志的目的亦有自己的认识。在嘉靖《彰德府志》的序言中，崔铣提出“夫志者，郡史也，备物垂轨。不轨不物，眩观惑乡，虽文奚用哉”[1]。为了达到“备物垂轨”的目的，崔铣不满足于对史事和各种典章制度的叙述，而是在叙述之后插入议论，以达到画龙点睛，警示和教育后人的目的。据统计，全书一共有九处议论，一般以“论曰”“后渠子曰”或者“议曰”为引导，也有直接在叙述后面加议论的。例如，嘉靖《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就是在正文后面直接阐发作者对于定都邺城的统治者荒淫无道的批判。

这些议论立意深邃，体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为政思想。首先，崔铣尤为重视地方水利设施的修建。他认为“夫敛薄则用足，力余则农修水泉之溉，督劝之警，又出山泽，使贫者得业如此，十年家可使给，是故礼教兴而颂声作矣”[5]。而崔铣在嘉靖《彰德府志·地理志》中亦插入关于水利之利的议论。其开篇就提出“渠之利不其大哉”，崔铣认为“善守城者，必凭高据水，可以有功”，然而“夫水徙无恒，暴长则塞”，所以必须“相地因势，彼塞此开”[1]，兴修水利。

其次，崔铣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认为安民惠民是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洹词·守略》中他提出“夫守之道一，所以行之者三。何谓一，曰安民，一郡之命悬于守，以恩则父，以政则长，以教则师……何谓三，曰明，曰惠，曰断，情则为惠，合性之谓情，敦行右良惟民之好，抑末去僻惟民之恶，斯为惠矣”[5]。在嘉靖《彰德府志·田赋志》末，崔铣撰写议论，评述沉重赋役给人民带来的负担，“故有一人而数役，一日而用千钱者。民如之何，其不亡且贫也”[1]，堪称秉笔直书。崔铣在府志第八卷分邺都南城、邺都北城两部分记载了邺都宫室。他详细描述了邺城宫室的豪华奢靡，并于邺南城和邺北城的记载之后各插一篇议论，批判了曾定都邺城的曹魏、后赵以及北齐统治者的残暴骄奢。他认为“石氏都邺十九年，其事不足道者，特志其奢虐之迹，嗟乎，亦足垂永鉴矣”[1]，而北齐高氏沉湎玩乐，以致国破家亡，君主“欲丐身为穷儿不可得也”[1]。以此来警示统治者以民为重，以民为本。可见其论述的立意之深邃，用心之良苦。

此外，崔铣也会使用叙后插论述的方式对已记叙的内容加以补充。嘉靖《彰德府志·地理志》只记叙彰德府地区及所属州县的地理沿革、城池、户口以及山川水利等。因此在地理志的最后，崔铣用一大篇的论述介绍了彰德府及各州县的田亩产量、民风民俗以及作物种类等等，以弥补地理志叙述的不足。例如“安阳……田附西城东城者多为圃，县东夹洹水者，田皆填淤，宜麦、宜蓝。秋潦或连岁无成。民颇饶裕，田多者至三千亩或四千。自善应西皆山，田中下，多种柿、梨、枣、核桃，宜菽、谷，又善牧羊。县南田近冈阜。在县北者，土黑多沙，又其下也。军校错民而居，易犯法，逮之辄匿，颇称难治。成化前，俗朴厚而民富。弘治间奢靡。自壬申盗起，岁入损少，乃更简俭，多弃贾为农。”[1]此外，他还在嘉靖《彰德府志·人物志》中，以在人物叙述之后插入“后渠子曰”的形式对人物的事迹进行补充，补充的内容多是崔铣走访得到的关于此人物的逸闻轶事。例如人物志“石璞”及“李和”两个人物的传记下面就进行了这样的补充。

（三）不足之处

尽管嘉靖《彰德府志》的体例比较严谨，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崔铣在嘉靖《彰德府志》中没有注意用地图。地图在地方志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保存地方资料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中就提出“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辞；史不立图，而形状名象，必不可旁求于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图之要义，所以更甚于表也”，“地理之书，略有三例，沿革，形势，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势水利之体宜图，俱不可求之文辞者也”[6]。嘉靖《彰德府志》所叙述山川水利以及府廨宫室建筑甚多，然而却没有将他们的地图保存下来。尽管崔铣的文字叙述再为精彩生动，缺少直观的地图为之补充，终究是一个缺憾。

其次，崔铣在嘉靖《彰德府志》的编修中，太过沉迷于人物传记的撰写，而没有注意使用表格。嘉靖《彰德府志》全书共九志，除了在人物志中记载人物生平事迹之外，在地理志、祠祀志、杂志、官师志、选举志等类目中亦有关于人物事迹的内容。甚至有些人物的事迹同时见于不同的类目之中，例如晋朝嵇绍救驾晋惠帝的故事就同时见于“地理志·嵇侍中墓”和“祠祀志·晋太尉嵇公庙”两个条目。出现这种情况的症结在于崔铣对人物传记的沉迷及没有注意表格的使用。例如官师志和选举志之类，如只用表格表明其职务及任职年月或中举位次及时间等基本情况，而人物生平事迹则统一集中到人物志中叙述，那么整个志书内容就会显得整齐划一，简洁明了了。而崔铣却在官师志和选举志中采取了罗列人物的方式，其中间有时候还间插人物介绍，从而使得这两部分内容显得杂乱无章。

最后，“人物志”编写整理和归类混乱。崔铣在编修“人物志”的时候是以朝代为顺序安排人物传记，结果文臣武将，隐逸名宦穿插杂列其中，使得“人物志”一目内容缺乏条理。同时，在此部分的最后又单列出“列女”“义民”两目，这样既有按时间顺序的记叙，又有分类记叙，使“人物志”这一总目的内容体例更加显得杂乱无章。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在“杂志”一目中加入了本该列入“人物志”的“节臣”“义仆”“吏征”三个分目，因此崔铣在“人物志”编写上显然存在整理和归类混乱的缺憾。

二、内容特点

嘉靖《彰德府志》在内容的编写上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重视地理志的修纂。前文提到在嘉靖《彰德府志》的序言中，崔铣对地方志有明确的认识，认为编修地方志的目的在于“备物垂轨”。因此，地方志的编修必须突出实用的特点。而地理志记载一方的建制沿革、山川水利、物产民俗，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是最为实用的内容。因此，崔铣在修纂嘉靖《彰德府志》的过程中，尤为重视地理志的编写。地理志占到整本志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府县介绍了彰德府及所属一州六县的建制沿革、里至、城池、户口以及人口等情况，是对彰德府当时所辖州县的整体情况的介绍；第二部分以县为单位介绍了彰徳地区的山川风景、河流水利、陵墓桥梁等等，其中对于河流的介绍尤为详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整个地理志以第二部分为重，崔铣描写山川风景，文字生动优美，引人入胜。在记叙山川景色的同时，崔铣还在其中插入名人关于此景的诗词文章，使人对名山大川有了更为感性的理解，也使得地理志成为全书的亮点之一。

第二，寺庙阙而不录。嘉靖《彰德府志》是崔铣根据宋《相台志》和元《相台续志》删削而成。今将嘉靖《彰德府志》与《相台志》辑佚本对比发现，《相台志》中原有的“因明寺”“圣道尼寺”“光天寺”[7]等条目在《彰德府志》中都被删去了，而且通观全书，也鲜有关于寺庙道观的记载。对寺庙阙而不录是源于崔铣对佛教所持的否定态度。“予读通典，西域诸国，其金花座及身披珠宝即佛书自炫者，幻人之术即佛书诳世之诞也，佛盖黠胡善幻服其域之人，近理之言中国士以庄列文之傅，子奕可谓高识矣。予旧著述谓佛为西方上智，今读通典考西域列国之俗，则佛乃其国之黠者，予昔日之言过矣。”[5]。因此，崔铣删去了旧志中所有关于寺庙的记载。这也表明，嘉靖《彰德府志》带有崔铣思想的深刻烙印。但是，从客观方面来说，崔铣对于府志材料的这种取舍，对于保存明代安阳地区的寺庙建筑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资料来说是一种遗憾。

第三，重视史料考证。崔铣作为明代著名的学者之一，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其编纂嘉靖《彰德府志》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史实的考证，即便是一个人名也务求精准，例如：“旧志作胡嵩，今据《遗山集》正之。正德末，孝明村民得胡氏志石，亦作景崧”[1]。而对于一时无法做出判断的内容，崔铣则并不妄加揣测，武断决定，而是条列所有可能的情况以待后世验证。例如，在考证传国玉玺的下落时，崔铣就将当时他能够掌握的情况一一列出，并在文后提出“以是知其非实，故括诸书所载，以俟后之君子”[1]。可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也正是因为崔铣的这种严谨的态度，嘉靖《彰德府志》的内容大多可信，并且历经几百年流传至今。

嘉靖《彰德府志》是安阳地区现存较早的地方志，其编纂之严谨，向来为人所称道。《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认为嘉靖《彰德府志》“行文简洁多采，并间插议论，立意深邃，颇有卓见”[8]徐元文在《日下旧闻考》的序言中将嘉靖《彰德府志》与康海的《武功县志》相提并论，认为“若崔后渠之彰德府志与康对山之武功县志，诚未易才也”[9]。陈光贻所编《稀见地方志提要》亦对嘉靖《彰德府志》有极高的评价“凡古今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古迹悉以括之，大干立而体裁备矣”[10]。同时，嘉靖《彰德府志》的编修还对安阳地区之后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研究嘉靖《彰德府志》的编纂特点对于安阳地区地方志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明]崔铣.彰德府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2]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3][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明]郭朴.郭文简公文集[M].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5][明]崔铣.洹词[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许作民.邺都佚志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8]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9][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10]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M].济南：齐鲁书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