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启鑫

[摘 要]建国以来，“龙凤”款官印在全国多地陆续发现，为我们研究元末韩宋政权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安徽作为韩宋政权兴起之地，近年来亦不时有类似官印的发现。将安徽出土的“龙凤”款官印进行梳理，结合全国的出土情况加以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韩宋政权的机构建制和官印的形制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安徽；韩宋政权；龙凤；官印

一、“龙凤”款官印在安徽的出土情况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安徽省内的六安和明光等地先后出土了三方“龙凤”款的铜印，分别为“元帅之印”、“管军总管府印”和“管军万户府印”。“龙凤”为元末北方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建立的宋政权所使用的年号，据此可以基本判断这三方铜印为元末韩宋政权所颁发。现就三方铜印的基本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元帅之印”（图一、图二），1978年9月出土于安徽省六安市城北物资局，铜质，印面正方，每边长9厘米，通高9.5厘米，重1650克。长方形扁柱钮，钮高7.8厘米，钮顶有一楷书“上”字。印面阳刻九叠篆书“元帅之印”四字。印背右刻“元帅之印”，左刻“中书礼部造”、“龙凤六年十一月日”，印的左侧刻“珍字八号”，皆阴刻楷书，现藏安徽博物院。这类“元帅之印”，1955年在河南省固始县发现一方，年款“龙凤三年十月日”，边长9厘米。[1]1960年在山东莒县也曾发现一方，年款“龙凤六年四月日”，边长同为9厘米，三方铜印形制上基本相同。[2]

“管军总管府印”（图三、图四），1975年出土于安徽省金寨县燕子河，铜质，印面正方，每边长8.4厘米，通高8.8厘米，厚1.8厘米，重1540克。长方形扁柱钮，钮顶刻一楷书“上”字。印面阳刻九叠篆书“管军总管府印”六字，印背右刻“管军总管府印”，左刻“中书礼部造”、“龙凤四年八月日”，印的左侧刻“難字肆拾陸號”，皆阴刻楷书，现藏金寨县文管所。此外，“管军总管府印”尚有五方，一方存南京博物院，边长8.5厘米，年款“龙凤五年正月日”。[3]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济南市博物馆亦各存一方，《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收有一方“管军总管府印”拓片，年款为“龙凤四年六月日”，[4]五方铜印形制皆与金寨出土的相同。

“管军万户府印”（图五），1984年6月出土于安徽省嘉山县，铜质，微残。印为正方形，每边长7.8厘米，通高8厘米，重1300克，长方形扁柱钮，钮顶刻一楷书“上”字。印面阳刻九叠篆书“管军万户府印”六字，印背右刻“管军万户府印”，左刻“中书礼部造”、“龙凤四年二月日”，印的左侧刻“谈字拾贰号”，皆阴刻楷书，现藏明光市博物馆。另外，湖北襄樊、江苏丹阳、山东枣庄、莒县等地也都有形制相同的“管军万户府印”出土。

综合来看，此类铜印都属于韩宋政权管军机构所有。此类官印的大量发现，侧面反映了韩宋政权建立之初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以及其政权本身高度的军事化倾向，对研究韩宋政权的机构设置及军制都有很大价值。

二、韩宋政权的管军机构设置

有关韩宋政权管军机构的建制情况，留存下的史料并不多。从实际情况看，其建制多仿元朝，元朝有都元帅府和元帅府。都元帅府品级不详，每府有都元帅二名，副元帅二名。元帅府为正三品，其中达鲁花赤、元帅各一名。韩宋政权承袭了元代都元帅府和元帅府的设置。龙凤元年，韩林儿封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可见，韩宋政权曾在其所属军队中设置都元帅府这一机构。此后，韩宋政权又在各地广泛设置诸翼元帅府这一管军机构，这在朱元璋的军队中多有体现。

朱元璋曾长期依附韩宋政权，尊奉“龙凤”年号，其军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承袭了韩宋政权管军机构的设置。龙凤元年三月，郭子兴死，朱元璋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六月取太平，“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5]开始仿照韩宋政权建立管军机构。此后，朱元璋每攻克一座较大的城市，便在当地建立翼元帅府。同时规定诸翼元帅府的统军元帅为正三品，同知元帅为从三品，这与元朝元帅府的级别大体相同。六安发现的“元帅之印”就是这类翼元帅府的元帅所持有的印信。

管军总管府和管军万户府在宋元时代也已普遍设置，按元制诸路设管军总管府和管军万户府，总管府分上、下两等，分别为正、从三品，万户府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正三品，中、下等俱为从三品。这两类管军机构与翼元帅府一样，在朱元璋的军队中也都有设置，如杨璟“以管军万户从太祖下集庆，进总管”，[6]郭兴则“累功授管军总管，进统军元帅”。[7]

从元朝的制度来看，元帅府、总管府、万户府的品级大体相当，如元帅府的元帅和上总管府的总管、上万户府的万户都是正三品，下总管府的总管和中、下万户府的万户都是从三品，三者之间没有明显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在红巾军系统中，三者出现了等级上的高下，即元帅高于总管，总管高于万户，对应的管军机构亦自上而下。这在茅成的履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自和州从军，隶常遇春麾下。克太平，始授万户。从定常州、宁国，进总管。克衢州，授副元帅。守金华，改太平兴国翼元帅”，[8]经历了一个由万户经总管、副元帅直至元帅的升迁过程。

三、韩宋政权官印的形制

结合安徽及此前国内其他地方发现的“龙凤”款官印来看，韩宋政权官印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形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铜印统一为方形直钮，沿袭了宋元以来官印的基本形制，这应当与韩宋政权长期活跃于北方，深受中原王朝影响有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同期以徐寿辉为首的南方红巾军建立的天完政权，其所颁发的官印在形制上则一反宋元旧制，创变颇多，突出表现在印面外圆内方，正方框内镌刻文字，框四廓饰以对称云雷纹。

二、印背及侧部的款识布局已经相对固定。印背以钮中分，右侧刻“×××印”，用以标明铜印的名称，左侧分别刻铸造机构“中书礼部造”和年款“龙凤×年×月日”等字样。印的左侧则刻有该印的编号“×字×号”，印的右侧留白。值得注意的是，安徽出土的三方铜印钮上都有一个“上”字，类似的标记在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管军总管府印”[9]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津宁县印”[10]等“龙凤”款官印上也都出现过。很显然，该标记是用来指示正确的用印方向，以防官员行移公文时出现错误。

这种标记原非韩宋政权首创，至迟在宋代便已出现，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北宋“驰防指挥使记”、金代“义军副统之印”、元代“益都路管军千户建字号之印”的钮上也都有“上”字标记。此标记的出现与广泛使用，应当与宋代以后印文书体的变化，特别是“九叠篆”地位的确立有很大的关系。“九叠篆”笔画繁复折叠，盘旋屈曲，难以辨识，满足了官方行文时保密的需要，但书体辨识上的困难，给掌印人的日常使用也造成了诸多不便，尤其是文化层次较低的中下层官吏和武职官员，“上”字标记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而就韩宋政权的成员构成来看，主要来源于社会底层，“多田野无赖子，目不知书者”，整体文化程度偏低，这从其高级将领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白不信、大刀敖等人的姓名也可窥见一二，因此其官印中“上”字标记的广泛使用也就很好理解了。

三、从印文书体来看，铜印的背款及侧款皆用阴刻楷书，印面则统一使用阳刻“九叠篆”。“九叠篆”又称上方大篆，是一种摹刻印章时用的篆书别体，自北宋以来便作为常用的“国朝官印”书体，在宋、元、明各朝都很盛行。“九叠篆”笔画折叠堆曲，均匀饱满，其“九叠”为约数，形容其折叠之多。具体视笔画的繁简，实有五叠、六叠、七叠、八叠、九叠、十叠之分，也有多至十叠以上的。就安徽出土的三方铜印来看，三者虽同为韩宋政权颁发，但其在“九叠篆”的使用上却略有不同，其中“元帅之印”恰为九叠，而“管军总管府印”和“管军万户府印”实为八叠，这应当是韩宋政权为体现品级高低有意做的区别。

四、铜印的尺寸、重量与品级高低直接相关。“龙凤”款铜印虽同为方形直钮，但从国内已经公开的材料来看，其印面尺寸却各不相同，其中“元帅之印”为9厘米，“管军总管府印”约在8.3到8.5厘米，“管军万户府印”则在7.7到7.8厘米之间，三类官印印面尺寸依次变小，重量方面也依次变轻，这与红巾军系统中元帅、总管、万户的品级高低也是完全吻合的。结合前面书体上九叠、八叠的差异来看，韩宋政权在铸造官印时，等级区分已经十分严格。

安徽为韩宋政权肇兴之地，农民起义由淮泗发轫，席卷全国，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明朝和后世中国的历史走向，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龙凤”款官印在安徽省内的陆续发现，见证了韩宋农民政权在安徽境内英勇斗争的历史，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元末红巾军起义和韩宋朝廷的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赵新来：《元末农民起义军使用的铜印》，《文物》，1965年第3期，第54页。

[2]山东莒县博物馆：《莒县出土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两颗铜印》，《文物》，1960年第10期，第53页。

[3]邱树森：《元末农民政权几方铜印的初步研究》，《文物》，1975年9期，第76页。

[4]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上虞罗氏影印，1916年，第101页。

[5]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4页。

[6]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808页。

[7]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843页。

[8]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888页。

[9]李晓峰、杨冬梅：《济南市博物馆藏古代铜印选释》，《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第49页。

[10]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