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玲

[摘 要]清朝专制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内阁沿袭明制，又颇具特色。所谓“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执宰”。“居六卿之首”，“赞理机务，表率百僚”，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内阁和军机处关系非比寻常。其后，军国大计由军机大臣面奉皇帝训示，拟旨缮发。而寻常政务，仍由内阁票拟。大学士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要比顺康时期的大学士大为提高，留守内阁的内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军机大臣的“首揆”往往是内阁大学士，这就使军机大臣身兼数职，正确处理内阁与军机处的职责分权，往往也是军机大臣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清内阁；军机处；内阁学士；军机大臣

一

雍乾时期的军机大臣必在大学士中选简，自始至终，大学士中之亲信者，必然是军机大臣，而且“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1）也。”所以军机大臣与内阁大学士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割断的联系。

（一）雍正朝军机大臣

雍正皇帝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其在位的短短十三年中，他亲自处理的许多政事，无不体现了他独具的才识与胆略。在用人方面，更是慧眼识珠，独具一格。雍正朝的军机大臣共有15人，其中11人为满族，4人为汉族。

这些军机大臣中，身兼内阁大学士的有：张廷玉、蒋廷锡、徐本、朱轼、鄂尔泰、马而赛、讷亲七人。（2）

（二）乾隆朝的军机大臣

从这些表格中我们很容易对比出，乾隆朝满族军机大臣共有30人，其中身兼大学士的有15人；汉族军机大臣共有15人，身兼大学士的有10人。所以总结出满族官员处于掌实权的核心地位。乾隆朝共有军机大臣45人，而满人就有30人之多，占了一半还多。虽然满汉官员同任一职，决定权却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这一点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康熙帝时期的九卿会议上，汉大臣极少发言，只有涉及到自身事宜时才会发言，而且只有一两人发言，不涉及自己事宜的时候，基本不说话，“众俱唯唯”的场面，都以此来明哲保身。像康熙朝的名臣熊赐履，深受康熙帝重用，依然沉默不语，明哲保身。这点清楚的看出汉大臣诚惶诚恐，不敢妄加断言。

二

满汉官员的不平等还体现在行走班次上，清朝官员实行满汉复职政策，同一官职，满人行走班次在汉人之前。康雍乾时期，满人为内阁领班，所以总的来说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要在汉大学士之前。例如乾隆元年，定大学士迈柱的行走班次在张廷玉之后，朱轼之前。而朱轼是在雍正三年升任的大学士，而迈柱是在雍正十三年补授的大学士。可见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排在汉大学士之前。

乾隆早期的军机大臣有鄂尔泰、傅恒等人，都是军机首领。都深受乾隆帝的信赖。从乾隆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从前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习经教导，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才难得，并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4）

军机处设立以后，它将内阁基本排除在朝廷核心决策之外，将其职掌明确限制在日常政务范围。大学士也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较顺康时期的大学士的权力大为提高。像张廷玉、蒋廷锡等人属于内中堂。而留守内阁的外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

内中堂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军国要务，参与机密，同时可能还监管一些部务，故往往不到内阁办事。像张廷玉、鄂尔泰极少到阁办事。（鄂尔泰“惟阅散馆卷时一至堂”）（5）位入值军机处的蒋廷锡也“隔数日一至”。（6）张廷玉，雍正帝信任尤专，“内值趋承，无日不蒙召对。”（7）雍正十三年十月，命“张廷玉为世宗皇帝实录总裁官，嗣以廷玉所领事多，不必兼管翰林院事。”从乾隆皇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知道张廷玉深为皇帝倚重，交与重要职务，而对于寻常政务，张廷玉不必参与。雍正帝更是多次赞赏一些军机大臣。雍正八年十月，上谕曰：“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自间任纶扉以来，祇遵朕训，仰体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职，今年夏秋之间，朕恭偶尔违和。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赞襄机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事事安妥，数月之中，朕躬得以静养……”（8）可见，这些军机大臣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参与机密。皇帝对他们尤为信任，对于内阁的一些寻常政务，他们自然不需费心。

嘉道以后，甚至出现内中堂不看本章的情形。“大学士之充内廷者，例不看本。”（9）《枢垣纪略》中就记载了皇帝的一道上谕说军机大臣不许将部务带到军机处来看。可见皇帝也是要求军机大臣将工作重心放在军机处这里。

这些军机大臣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军国大计上，那么内阁的日常政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外中堂的手里。从制度上讲，“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10）然而雍正以后，因平常批本之事逐渐转入侍读手中，故外中堂的事物更为简要。即“票拟皆舍人，按故事为之，大学士晨入画可否，然少所更定。阅己，次阅丝纶簿，又次阅章奏文书，日亭午蔑不出矣。”（11）外中堂不到内阁的现象也常常发生，像大学士马齐在雍正中叶以后就“家居不至。”（12）虽然外中堂不像军机大臣事务那么繁重，但是内阁作为日常行政机构仍然负责很多文书工作。虽然军国大计交与军机大臣，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乾隆十二年以后，定大学士满汉各两人，一般有两到三人进入军机处当值。像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有四名大学士，三名进入军机处，仅仅留下史贻直一人在内阁。而史贻直又监理工部事务。这就出现了内阁和军机处权力失衡、内阁人手不够等问题。致使乾隆帝不得不想出一些办法来平衡军机处与其他部务的分工。乾隆十三年上谕：“户部事物繁多，尚书蒋溥专办部务，不必兼军机处行走。”以及乾隆二十五年上谕：“雅儿哈善、刘纶俱著回部办事，不必兼军机处行走。”（13）乾隆帝有增设了一些协办大学士来平衡内阁的事物。

有一些跨雍乾两朝的军机大臣，像：张廷玉、鄂尔泰、班第、讷亲、朱轼、徐本、海望、纳延泰他们既受到雍正帝的信任，又受到乾隆帝的重用。“查总理事务差委办事之侍郎纳延泰、班第，学士索柱并办事官员等，多系从前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之员，复在总理处效力行走，俱各小心谨慎，勤勉办公，并无过失，应请一并交部议敍。”（14）乾隆帝应允交部议敍。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乾隆帝当政初期重用的军机大臣主要还是雍正朝的老臣。但随着这些大臣年龄渐衰以及政事的紧要，在乾隆十年以后逐渐加入一些军机大臣，像傅恒、蒋溥、汪由敦等人。然而有一些内阁大学士从没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帝重用。像大学士史贻直，没有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乾隆帝尊重，在统一新疆战争中，乾隆帝多次咨询史贻直意见，史贻直也是从容承对，忠诚谨慎。因此，可看出大臣能否受到重用不在于是否进了军机处，在于能否成为皇帝的亲信。

对于清朝的内阁和军机处，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内阁绝不是对明朝旧制的简单模仿和照搬，不是“清承明制”所能概括的，有着本民族特色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次，军机处的建立在清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转移使皇权达于极点，也使专制制度达到顶峰。

参考文献：

[1]《簷曝杂记》赵翼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12月湖北第二次印刷；

[2][3]《清代通史》萧一山著，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9月第一版；

[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6]《内阁小志》叶凤毛《内阁署》；

[7]《澄怀园主人自定年谱》张廷玉；

[8]《国朝耆献类征》（清）李桓辑著广陵书社；

[9]《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大学士书》；

[1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11]《内阁志》习吴鳌，借月山房从抄本第十辑；

[12]《清朝内阁制度述论》高翔《清史论丛》；

[13][1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摘 要]清朝专制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内阁沿袭明制，又颇具特色。所谓“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执宰”。“居六卿之首”，“赞理机务，表率百僚”，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内阁和军机处关系非比寻常。其后，军国大计由军机大臣面奉皇帝训示，拟旨缮发。而寻常政务，仍由内阁票拟。大学士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要比顺康时期的大学士大为提高，留守内阁的内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军机大臣的“首揆”往往是内阁大学士，这就使军机大臣身兼数职，正确处理内阁与军机处的职责分权，往往也是军机大臣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清内阁；军机处；内阁学士；军机大臣

一

雍乾时期的军机大臣必在大学士中选简，自始至终，大学士中之亲信者，必然是军机大臣，而且“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1）也。”所以军机大臣与内阁大学士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割断的联系。

（一）雍正朝军机大臣

雍正皇帝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其在位的短短十三年中，他亲自处理的许多政事，无不体现了他独具的才识与胆略。在用人方面，更是慧眼识珠，独具一格。雍正朝的军机大臣共有15人，其中11人为满族，4人为汉族。

这些军机大臣中，身兼内阁大学士的有：张廷玉、蒋廷锡、徐本、朱轼、鄂尔泰、马而赛、讷亲七人。（2）

（二）乾隆朝的军机大臣

从这些表格中我们很容易对比出，乾隆朝满族军机大臣共有30人，其中身兼大学士的有15人；汉族军机大臣共有15人，身兼大学士的有10人。所以总结出满族官员处于掌实权的核心地位。乾隆朝共有军机大臣45人，而满人就有30人之多，占了一半还多。虽然满汉官员同任一职，决定权却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这一点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康熙帝时期的九卿会议上，汉大臣极少发言，只有涉及到自身事宜时才会发言，而且只有一两人发言，不涉及自己事宜的时候，基本不说话，“众俱唯唯”的场面，都以此来明哲保身。像康熙朝的名臣熊赐履，深受康熙帝重用，依然沉默不语，明哲保身。这点清楚的看出汉大臣诚惶诚恐，不敢妄加断言。

二

满汉官员的不平等还体现在行走班次上，清朝官员实行满汉复职政策，同一官职，满人行走班次在汉人之前。康雍乾时期，满人为内阁领班，所以总的来说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要在汉大学士之前。例如乾隆元年，定大学士迈柱的行走班次在张廷玉之后，朱轼之前。而朱轼是在雍正三年升任的大学士，而迈柱是在雍正十三年补授的大学士。可见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排在汉大学士之前。

乾隆早期的军机大臣有鄂尔泰、傅恒等人，都是军机首领。都深受乾隆帝的信赖。从乾隆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从前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习经教导，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才难得，并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4）

军机处设立以后，它将内阁基本排除在朝廷核心决策之外，将其职掌明确限制在日常政务范围。大学士也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较顺康时期的大学士的权力大为提高。像张廷玉、蒋廷锡等人属于内中堂。而留守内阁的外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

内中堂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军国要务，参与机密，同时可能还监管一些部务，故往往不到内阁办事。像张廷玉、鄂尔泰极少到阁办事。（鄂尔泰“惟阅散馆卷时一至堂”）（5）位入值军机处的蒋廷锡也“隔数日一至”。（6）张廷玉，雍正帝信任尤专，“内值趋承，无日不蒙召对。”（7）雍正十三年十月，命“张廷玉为世宗皇帝实录总裁官，嗣以廷玉所领事多，不必兼管翰林院事。”从乾隆皇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知道张廷玉深为皇帝倚重，交与重要职务，而对于寻常政务，张廷玉不必参与。雍正帝更是多次赞赏一些军机大臣。雍正八年十月，上谕曰：“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自间任纶扉以来，祇遵朕训，仰体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职，今年夏秋之间，朕恭偶尔违和。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赞襄机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事事安妥，数月之中，朕躬得以静养……”（8）可见，这些军机大臣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参与机密。皇帝对他们尤为信任，对于内阁的一些寻常政务，他们自然不需费心。

嘉道以后，甚至出现内中堂不看本章的情形。“大学士之充内廷者，例不看本。”（9）《枢垣纪略》中就记载了皇帝的一道上谕说军机大臣不许将部务带到军机处来看。可见皇帝也是要求军机大臣将工作重心放在军机处这里。

这些军机大臣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军国大计上，那么内阁的日常政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外中堂的手里。从制度上讲，“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10）然而雍正以后，因平常批本之事逐渐转入侍读手中，故外中堂的事物更为简要。即“票拟皆舍人，按故事为之，大学士晨入画可否，然少所更定。阅己，次阅丝纶簿，又次阅章奏文书，日亭午蔑不出矣。”（11）外中堂不到内阁的现象也常常发生，像大学士马齐在雍正中叶以后就“家居不至。”（12）虽然外中堂不像军机大臣事务那么繁重，但是内阁作为日常行政机构仍然负责很多文书工作。虽然军国大计交与军机大臣，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乾隆十二年以后，定大学士满汉各两人，一般有两到三人进入军机处当值。像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有四名大学士，三名进入军机处，仅仅留下史贻直一人在内阁。而史贻直又监理工部事务。这就出现了内阁和军机处权力失衡、内阁人手不够等问题。致使乾隆帝不得不想出一些办法来平衡军机处与其他部务的分工。乾隆十三年上谕：“户部事物繁多，尚书蒋溥专办部务，不必兼军机处行走。”以及乾隆二十五年上谕：“雅儿哈善、刘纶俱著回部办事，不必兼军机处行走。”（13）乾隆帝有增设了一些协办大学士来平衡内阁的事物。

有一些跨雍乾两朝的军机大臣，像：张廷玉、鄂尔泰、班第、讷亲、朱轼、徐本、海望、纳延泰他们既受到雍正帝的信任，又受到乾隆帝的重用。“查总理事务差委办事之侍郎纳延泰、班第，学士索柱并办事官员等，多系从前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之员，复在总理处效力行走，俱各小心谨慎，勤勉办公，并无过失，应请一并交部议敍。”（14）乾隆帝应允交部议敍。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乾隆帝当政初期重用的军机大臣主要还是雍正朝的老臣。但随着这些大臣年龄渐衰以及政事的紧要，在乾隆十年以后逐渐加入一些军机大臣，像傅恒、蒋溥、汪由敦等人。然而有一些内阁大学士从没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帝重用。像大学士史贻直，没有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乾隆帝尊重，在统一新疆战争中，乾隆帝多次咨询史贻直意见，史贻直也是从容承对，忠诚谨慎。因此，可看出大臣能否受到重用不在于是否进了军机处，在于能否成为皇帝的亲信。

对于清朝的内阁和军机处，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内阁绝不是对明朝旧制的简单模仿和照搬，不是“清承明制”所能概括的，有着本民族特色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次，军机处的建立在清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转移使皇权达于极点，也使专制制度达到顶峰。

参考文献：

[1]《簷曝杂记》赵翼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12月湖北第二次印刷；

[2][3]《清代通史》萧一山著，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9月第一版；

[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6]《内阁小志》叶凤毛《内阁署》；

[7]《澄怀园主人自定年谱》张廷玉；

[8]《国朝耆献类征》（清）李桓辑著广陵书社；

[9]《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大学士书》；

[1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11]《内阁志》习吴鳌，借月山房从抄本第十辑；

[12]《清朝内阁制度述论》高翔《清史论丛》；

[13][1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摘 要]清朝专制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内阁沿袭明制，又颇具特色。所谓“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执宰”。“居六卿之首”，“赞理机务，表率百僚”，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内阁和军机处关系非比寻常。其后，军国大计由军机大臣面奉皇帝训示，拟旨缮发。而寻常政务，仍由内阁票拟。大学士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要比顺康时期的大学士大为提高，留守内阁的内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军机大臣的“首揆”往往是内阁大学士，这就使军机大臣身兼数职，正确处理内阁与军机处的职责分权，往往也是军机大臣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清内阁；军机处；内阁学士；军机大臣

一

雍乾时期的军机大臣必在大学士中选简，自始至终，大学士中之亲信者，必然是军机大臣，而且“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1）也。”所以军机大臣与内阁大学士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割断的联系。

（一）雍正朝军机大臣

雍正皇帝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其在位的短短十三年中，他亲自处理的许多政事，无不体现了他独具的才识与胆略。在用人方面，更是慧眼识珠，独具一格。雍正朝的军机大臣共有15人，其中11人为满族，4人为汉族。

这些军机大臣中，身兼内阁大学士的有：张廷玉、蒋廷锡、徐本、朱轼、鄂尔泰、马而赛、讷亲七人。（2）

（二）乾隆朝的军机大臣

从这些表格中我们很容易对比出，乾隆朝满族军机大臣共有30人，其中身兼大学士的有15人；汉族军机大臣共有15人，身兼大学士的有10人。所以总结出满族官员处于掌实权的核心地位。乾隆朝共有军机大臣45人，而满人就有30人之多，占了一半还多。虽然满汉官员同任一职，决定权却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这一点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康熙帝时期的九卿会议上，汉大臣极少发言，只有涉及到自身事宜时才会发言，而且只有一两人发言，不涉及自己事宜的时候，基本不说话，“众俱唯唯”的场面，都以此来明哲保身。像康熙朝的名臣熊赐履，深受康熙帝重用，依然沉默不语，明哲保身。这点清楚的看出汉大臣诚惶诚恐，不敢妄加断言。

二

满汉官员的不平等还体现在行走班次上，清朝官员实行满汉复职政策，同一官职，满人行走班次在汉人之前。康雍乾时期，满人为内阁领班，所以总的来说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要在汉大学士之前。例如乾隆元年，定大学士迈柱的行走班次在张廷玉之后，朱轼之前。而朱轼是在雍正三年升任的大学士，而迈柱是在雍正十三年补授的大学士。可见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排在汉大学士之前。

乾隆早期的军机大臣有鄂尔泰、傅恒等人，都是军机首领。都深受乾隆帝的信赖。从乾隆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从前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习经教导，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才难得，并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4）

军机处设立以后，它将内阁基本排除在朝廷核心决策之外，将其职掌明确限制在日常政务范围。大学士也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较顺康时期的大学士的权力大为提高。像张廷玉、蒋廷锡等人属于内中堂。而留守内阁的外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

内中堂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军国要务，参与机密，同时可能还监管一些部务，故往往不到内阁办事。像张廷玉、鄂尔泰极少到阁办事。（鄂尔泰“惟阅散馆卷时一至堂”）（5）位入值军机处的蒋廷锡也“隔数日一至”。（6）张廷玉，雍正帝信任尤专，“内值趋承，无日不蒙召对。”（7）雍正十三年十月，命“张廷玉为世宗皇帝实录总裁官，嗣以廷玉所领事多，不必兼管翰林院事。”从乾隆皇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知道张廷玉深为皇帝倚重，交与重要职务，而对于寻常政务，张廷玉不必参与。雍正帝更是多次赞赏一些军机大臣。雍正八年十月，上谕曰：“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自间任纶扉以来，祇遵朕训，仰体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职，今年夏秋之间，朕恭偶尔违和。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赞襄机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事事安妥，数月之中，朕躬得以静养……”（8）可见，这些军机大臣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参与机密。皇帝对他们尤为信任，对于内阁的一些寻常政务，他们自然不需费心。

嘉道以后，甚至出现内中堂不看本章的情形。“大学士之充内廷者，例不看本。”（9）《枢垣纪略》中就记载了皇帝的一道上谕说军机大臣不许将部务带到军机处来看。可见皇帝也是要求军机大臣将工作重心放在军机处这里。

这些军机大臣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军国大计上，那么内阁的日常政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外中堂的手里。从制度上讲，“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10）然而雍正以后，因平常批本之事逐渐转入侍读手中，故外中堂的事物更为简要。即“票拟皆舍人，按故事为之，大学士晨入画可否，然少所更定。阅己，次阅丝纶簿，又次阅章奏文书，日亭午蔑不出矣。”（11）外中堂不到内阁的现象也常常发生，像大学士马齐在雍正中叶以后就“家居不至。”（12）虽然外中堂不像军机大臣事务那么繁重，但是内阁作为日常行政机构仍然负责很多文书工作。虽然军国大计交与军机大臣，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乾隆十二年以后，定大学士满汉各两人，一般有两到三人进入军机处当值。像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有四名大学士，三名进入军机处，仅仅留下史贻直一人在内阁。而史贻直又监理工部事务。这就出现了内阁和军机处权力失衡、内阁人手不够等问题。致使乾隆帝不得不想出一些办法来平衡军机处与其他部务的分工。乾隆十三年上谕：“户部事物繁多，尚书蒋溥专办部务，不必兼军机处行走。”以及乾隆二十五年上谕：“雅儿哈善、刘纶俱著回部办事，不必兼军机处行走。”（13）乾隆帝有增设了一些协办大学士来平衡内阁的事物。

有一些跨雍乾两朝的军机大臣，像：张廷玉、鄂尔泰、班第、讷亲、朱轼、徐本、海望、纳延泰他们既受到雍正帝的信任，又受到乾隆帝的重用。“查总理事务差委办事之侍郎纳延泰、班第，学士索柱并办事官员等，多系从前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之员，复在总理处效力行走，俱各小心谨慎，勤勉办公，并无过失，应请一并交部议敍。”（14）乾隆帝应允交部议敍。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乾隆帝当政初期重用的军机大臣主要还是雍正朝的老臣。但随着这些大臣年龄渐衰以及政事的紧要，在乾隆十年以后逐渐加入一些军机大臣，像傅恒、蒋溥、汪由敦等人。然而有一些内阁大学士从没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帝重用。像大学士史贻直，没有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乾隆帝尊重，在统一新疆战争中，乾隆帝多次咨询史贻直意见，史贻直也是从容承对，忠诚谨慎。因此，可看出大臣能否受到重用不在于是否进了军机处，在于能否成为皇帝的亲信。

对于清朝的内阁和军机处，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内阁绝不是对明朝旧制的简单模仿和照搬，不是“清承明制”所能概括的，有着本民族特色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次，军机处的建立在清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转移使皇权达于极点，也使专制制度达到顶峰。

参考文献：

[1]《簷曝杂记》赵翼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12月湖北第二次印刷；

[2][3]《清代通史》萧一山著，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9月第一版；

[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6]《内阁小志》叶凤毛《内阁署》；

[7]《澄怀园主人自定年谱》张廷玉；

[8]《国朝耆献类征》（清）李桓辑著广陵书社；

[9]《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大学士书》；

[1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11]《内阁志》习吴鳌，借月山房从抄本第十辑；

[12]《清朝内阁制度述论》高翔《清史论丛》；

[13][1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