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磊

十九世纪英国保险业创新影响因素分析

陈 磊

19世纪中期是英国保险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个时期。在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沉寂后，随着意外保险的诞生，英国的保险业在海上、火灾和人寿保险之外，再添新业务。19世纪英国保险业的创新与技术机会、公司文化中的保守主义、保险中的不确定性、制度约束和市场结构密不可分，是这五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保险 创新 技术机会 公司 不确定性

17世纪晚期，英国已经出现了现代形式的火灾、人寿和海上保险，并“在不同程度上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商业。”①但在此后长达近150年的时间里，受制于技术机会、公司文化中的保守主义、保险中的不确定性、制度约束和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再无新的保险业务诞生，保险业创新遭遇停滞。因此在英国保险业发展史上，上述五种因素对英国保险业的创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技术机会

技术机会是限制保险业创新的首要因素。最具代表性的是铁路、自行车和汽车等保险，而这些保险均是在相关技术产生之后才出现的。

乔治·斯蒂芬孙在1814年设计出第一辆火车，用于在煤矿和泰恩河之间超6英里的区域范围内进行煤炭运输。②1823年，他应聘修建斯托林克顿至达林顿矿区的铁路，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条铁路。紧接着1830年9月15日，利物浦—曼彻施特铁路通车，标志着第一列客运列车诞生。自行车的诞生更是经历了数人“接力式”的连续发明创新，1874年英国人劳森在前人基础上加装链条和链轮，用后轮的转动来推动车子前进，催生出现代化形式的自行车；1885年德国机械工程师卡尔·本茨制造出一辆以汽油为动力的三轮汽车，这辆汽车被认为是世界第一辆现代汽车。而铁路意外保险、自行车保险和汽车保险分别产生于1848年、1883年和1896年。

然而在1850年之前，英国普遍缺少偷盗、蒸汽机和个人意外保险，又说明该因素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以偷盗保险为例，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随着人们对财产犯罪的关注日渐增多，出现了众多起诉重罪犯的地区性协会，但在大城市的火灾保险公司中却没有响应地产生偷盗保险作为回应。同样的情况还适用于早期交通革命时代，在火灾保险公司中鲜有运河保险、河流保险及陆路运输保险成功发展的事例。

公司文化中的保守主义

公司文化中的保守主义是公司发展过程中一种“作茧自缚”的表现。公司创办者和业务管理者形成一套关于实现自身目标的分担模式，成为一种公司文化。在年代久远的保险公司中，人们发现这种公司文化会导致经营死板和缺乏进取心，逐渐演变为一种保守主义。萨普尔（Supple）谈及皇家交易保险公司追求利润的模式主要依据年代、历史经验等。特雷比尔库克（Trebilcock）在提到凤凰保险公司的“制度回忆”时，则把它描述为“对过去灾难的谨慎回应”，公司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面对竞争压力确立了一条日益保守的路线。维斯塔尔（Westall）则宣称，这是一条“强调管理程序标准化”的路线。③

公司文化中的保守主义在当时的一些火灾保险公司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任何偏离所谓“可靠的承保业务”的做法（其中包含索赔未经时间验证的新业务）会被大多数公司视为风险太大，不予考虑。甚至在1840年代之后，火灾保险业的风险评估水平有所提升，也没有证据证实英国大的火灾保险公司有业务多样化的意愿。

未受到保守主义束缚的个体公司，在该时期反而充分展现出自身的创新才能，19世纪英国最大的保险创新者正是来自于大的保险公司之外。克斯伯特·赫斯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劳埃德海上保险商，在他最早的决定中，有一项是承保英国最早的火灾保险协会—携手火灾保险社的再保险业务。④该项业务使传统的火灾保险公司感到惊讶，因为经营领域已经超出了固定的责任范围，赫斯甚至遭到火灾保险公司委员会主席的传唤，并被告知“他正在破坏火灾保险”。正是在赫斯等人的引领下，其它非海上保险业务在劳埃德发展起来。

保险中的不确定性

英国的保险业创新还受到保险中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保险创新是为了赚取利润，利润源于不可量度的风险。这里的不可量度指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划分成市场不确定性、事件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是指新业务能否推广；事件的不确定性指灾难、战争和不可抗力；技术不确定性则指新业务能否按照宣传那般发挥作用。

第一，市场不确定性在阻碍保险业务发展中的作用尚存疑问。例如，在财产保险市场快速扩张期（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盗窃保险的市场不确定性相对较低。有人猜测，像这样的保险创新投入成本较低，尤其是在那些有现存销售渠道的地方。但是盗窃保险没有很快产生，而是直到1846年才出现。因此，需求拉动并不是保险创新的充分条件。而且，即使存在大量需求，似乎也无法缩短1840年以后许多新的保险业务的长期孕育时间。

第二，事件不确定性对保险市场的影响有限。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霍乱爆发后，传染病发病率的下降有助于寿险承保人降低承保风险；城市中的消防设施有了很大改进，意味着破坏性的特大火灾数量有所降低；在海上保险中，伴随海盗袭击的减少、轮船的出现和航海技术的改进，相应的事件不确定性也大幅减小。而自1815年之后，欧洲步入长期的和平时期，因战争造成的不确定性几乎消失，保险业分支机构的经营预测准确性得到提升。

第三，技术不确定性给保险业创新带来难题。比如，如果一种新的人寿保险业务出现诸如精算不正确之类的失误，或在新的财产保险业务中承担高风险，就有可能导致大批高额索赔，使小的保险公司赔光收入和资本，甚至风险分散未做好的大公司也会深陷其中。但有人认为，在火灾保险中一些声誉良好的保险公司，凭借其长期积累的道德风险知识，会对新业务的发展有帮助。以偷盗保险或忠诚保证保险为例，如果一批投保人被证明是值得信赖和安全可靠的，保险公司就会在相对较低的风险道德水平上进行定价。然而，工业革命时期火灾保险的发展历史发映出，在一个持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很难测量道德和技术风险。特别是在1840年代之前，主要的保险公司之间的定价协议尚未订立，很可能会在主要保险业务中出现持久的技术不确定性，使得在一般保险业务中也会遭遇创新的难题。

制度约束

制度是对保险作出的规范化要求。制度约束对保险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保险业创新就是为了规避制度约束。金融创新通常被视作规章制度的副产品，大部分的金融创新都试图避免制度约束。⑤可以说，保险业创新“需要”制度约束，制度约束给保险创新带来契机，对保险的意义十分重大。例如，为抑制“南海泡沫”的恶劣影响，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泡沫法案》。当时股份公司制度被视为造成灾难的原因之一，《泡沫法案》给作为商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蒙上了一层长达一个世纪的阴影，并最终完全停止它的发展。⑥由此许多公司被解散。但18世纪成文法对保险商活动的负面影响不应被夸大，大部分火灾保险公司无视《泡沫法案》并使用扩大所有权的组织形式开办业务，该形式非常灵活，可以通过召开全体股东会议修改协议契据等形式扩大公司的业务类型或投资范围，但这种改变是极为困难的。公司董事通常拒绝股东通过召开特别全体会议进行干预，大部分人始终担心按他们的要求承担有限责任的法律脆弱性，为了保证合法性，公司规章制度总是被制订的非常明确。这种组织形式不鼓励保险公司对业务进行区分，通常仅有一到两项业务并且严格限制资金管理运作。这一点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到19世纪，美国有接近40家公司同时经营火灾、人寿和海上保险。⑦

另一方面，保险业创新需要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规章制度。在1844年以前，英国的立法不鼓励保险业创新。作为一种新型的保险业务，再保险在《1746年海上保险法案》中遭到明令禁止，“关于禁令未给出任何具体理由。”该禁令直到1864年6月25日才被取消。火灾保险公司承保再保险也同样受到阻碍，直至1820年代才得以解禁。从1844年开始，情况开始发生转变，1844年的《合股公司法案》采用法人准则设立主义—凡符合法定条件之社团，一经注册登记即取得法人资格，不必另有特许状和议会法令授权。这表示，从1844年开始，除少数例外情况，英国公司可以不经申请特许状就可获取一份营业执照。⑧这就为此后保险公司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法律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保险业务的研发和创新，诸如铁路意外保险之类的保险新业务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甚至有的制度法案可直接引发一项新的保险业务诞生，比如19世纪晚期的工人赔偿法案便是新保险业务雇主责任险的前身。

市场结构

研究英国保险创新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需详查英国保险业的三大主营业务。

海上保险。19世纪英国海上保险市场保持由经纪人主导的高度分散性，公司的参与是有限且保守的，几乎不涉及任何业务创新。1810年两大特许公司—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和伦敦保险公司，仅占不到4%的保险市场份额。⑨公司创新主要受制于两大因素：第一，19世纪延续了1720年特许状中的许多规定；第二，在1824年特许状垄断被取缔之后，经纪人仍拒绝出售航运信息，令新保险公司的加入倍感艰难。新的海上保险公司直到1860年代才获得迅速发展，这一发展夺走了原本属于经济人的份额，逼迫劳埃德加入到新的过程创新。即在风险评估、销售和组织方面加大改进力度。此时的劳埃德市场愈发具有组织性和专门性，一些渐进的过程创新顺利开展起来。到1880年代，劳埃德承保意外保险标志着海上保险商经营业务多样化。

人寿保险。19世纪上半叶，人寿保险业经历了较为迅速的增长。在1800年，大约有10家保险公司承保近1200万镑，而到1850年，随着新公司大规模地参与到市场中，人寿保险公司的数量已超150家，保险额达一亿五千万镑。⑩人寿保险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组织和投资中。在组织方面，从19世纪开始，保险公司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利润率的下降，引进了新的簿记制度，并引发机构巡检和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进行风险分类。甚至，为提高精算方法，英国于1848年专门设立保险精算职业；在投资方面，为寻求资本积累的高产出，大部分人寿保险公司先于火灾保险公司几十年就发展了抵押贷款、年金贷款和对公司实体、教区会以及公用事业公司的贷款。在一个兼具快速增长、容易进入、日趋分散和垄断控制瓦解为特色的市场上，1850年以前人寿保险创新主要表现为增量性质的过程创新。

火灾保险。火灾保险是三大保险业务中增长速度最慢的。在1800至1850年期间，火灾保险承保总额增长了四倍。1800年火灾保险公司数量为24家，1830年之后数量固定在40到45家之间。⑪火灾保险公司在组织、承保和销售等方面存在增多的过程创新。比如，对风险分类作出了相当大的改变。从1820年代开始，英国保险公司对风险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除了基本保费之外凭“额外的危险”收取保证获利的补充费用。在约克郡和兰卡郡纺织厂，保险公司需要了解涉及保险财产的全部信息，保费需按材料、厚度和地板、墙壁、隔墙、天花板、楼梯等建筑质量来设定。⑫面对有利可图的住宅保险竞争，各大保险公司积极围绕商业和工业财产捆绑销售，在考虑额外风险价值的基础上降低后者的价值。1850年以后，随着市场渐趋饱和，更加基本的过程创新被引入，这其中包括建立分支机构、加大广告传播力度，在风险评估中增加使用电报交流及在再保险经济人的出现。⑬

在19世纪影响英国保险业创新的五个因素中，技术机会为保险创新提供了时机，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趋于尾声，大批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需要保险业为其保驾护航；作为保险市场的主体—公司，其文化中的“保守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前限制了保险公司自身在新领域开拓业务，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业务创新的缺乏，包括市场、事件和技术在内的保险不确定性是保险业创新的未知因素，稍有闪失，可能带来重大损失。但其中蕴含的机遇也不容抹杀：制度约束是英国保险业创新的契机和条件，一方面保险创新有规避制度约束的要求，另一方面有利的制度可促进保险创新；通过对保险创新的市场结构研究发现，三大保险业务的创新保持了既统一又独立的特征。“统一”表现为均缺乏业务创新，“独立”则体现在各市场主体在不同业务领域注意发挥自身优势，在过程创新方面作出改变。（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BSXR）【注释】

①C. H. Wilson：England’s Apprenticeship，1603-1763，London，1965，p333.

②H.L.Beal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50，London: Longmans,1928,p.39.

③J.Brown and M.B.Rose,eds.,Entrepreneurship, networks and modern business, Manchester,1991,pp191—208.

④H. Cockerell：Lloyd’s of London—A Portrait，Cambridge,1984,p.21.

⑤W. L.Silber：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3,No.2,pp89-95.

⑥R. Harris：The Bubble Act: Its Passage and Its Effects on Business Organizati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 No. 3 (Sep.,1994), pp610-627.

⑦⑩⑪⑬R. Pearson：Towards an Historical Model of Services Innovation: The Case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1700-1914”,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Vol.50,No. 2(May,1997),pp235-256.

⑧C.E.Walker：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Stock Company, The Accounting Review,Vol.6,No.2(Jun.,1931), pp97-105.

⑨H. E.Raynes：A history of British Insurance, London, p181.

责编/于岩（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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