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慧耕

编辑/柳 蕾 祁鑫林

在中国2004年多元智能大会上

俞慧耕，教育家，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她虽然不是音乐科班教育出身，但她担任校长期间培养出的学生有大音乐家刘诗昆、顾圣婴、崔世光、韦丹文、陈其钢、黄安伦、杜太航、朱亦兵、吕思清等人。退休后，她凭借着自身的力量，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为患有脑积水、脑瘫、孤独症等智力有残疾的孩子开办“音乐启智班”。通过教授这些孩子钢琴、小提琴、合唱、舞蹈、朗读等课程，给这些特殊的孩子进行音乐启蒙和智力开发，通过音乐活动帮助这些孩子回归到正常人的状态。十多年间，俞老师的“音乐启智班”里的学生来来走走，她经历了很多人间冷暖，更见证了很多人间奇迹。

1984年，俞慧耕老师在北京晚报发表了文章，证明音乐可以启发智力。一时间，“音乐使人聪明”的理论不胫而走。恰巧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相差不到一年时间，两位专家也因此成为要好的朋友。如今30年过去了，俞老师快九十岁高龄，由她亲手创办的“音乐启智班”走出了一条将阳光照进现实的实践之路。《音乐——神圣的魅力》成书于2004年5月，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音乐启智方面的指导性书籍。俞老师通过十几年来的实际案例，以及与多位教育、心理专家共同研究、商讨，在多方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协作完成。在俞老师探索“音乐启智班”的第30个年头，本刊用连载的方式回顾这段过程，以这样的方式向俞老师以及投身于这项事业的默默无闻的老师们致以深深的致敬！

——编者手记

一瞬间，我已七十九岁高龄了（2004年5月），一切好像都在昨天发生似的……

1949年9月，当我跨入这座米黄色高墙和朱红色屋顶的校园时，一群天真活泼的女孩子们伸着脖子，在二楼教室窗口观望，她们以极大的好奇心等待着我的到来。她们预想由军管会教育局派来的教师，一定是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脚踏草鞋的女八路。出乎意料，来的却是一位刚跨出原圣约翰大学校门口的年轻教师，身穿一件细小浅绿色的旗袍，脚踏白皮鞋，头上没有军帽，还是一头烫发。她们中有的同学竟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诶呀，怎么搞的？”我，就在这“诶呀”声中走进了她们的生活，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我成为了圣玛利亚女中的一名教师。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社会因教育而光明

我本着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明确提出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的宗旨，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

我记忆最深、最为怀念的是音乐教师何义法。1951年我在学校，一天的傍晚是她的琴声将我吸引进了她的房间，闲谈起来，使我得知：她本无姓，不知何许人也，故而姓何义法，她决心做一位有义有法的教师。果然，他的工作成绩斐然。她所创建和辅导的合唱队荣获上海市中学歌咏比赛金奖，誉满全市。当今天我写这些时，仍有一阵酸味涌向心头，但愿义法在天之灵能与家人团聚。

圣玛利亚女中原规定女教师不能结婚。但是我，做了第一个叛逆者——结婚、生儿，当我抱着朵儿来拜见总务主任袁葆群老奶奶，她接过朵儿在总务室窗口和同学们相见时，高兴得老泪纵横，别有一番滋味涌向心头。

1958年，我从上海来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喜出望外。真是天公作美，我与当年的学生习蓓华、谢爱明、饶洁华由师生而成为同事。

回忆过去，我在教育战线上整整工作四十年，前十年在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市三女中和培进女中，后三十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实践使我领悟到音乐对儿童智力开发的作用。现试办音乐启智实验班，也是我的教育工作的继续，我虽然经历了风云变幻，但仍开朗豁达，笑对人生，执着追求。我虽进入耄耋之年，但仍发挥余热，去服务社会和人类。我所明确的目标，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要独排众议，坚持到底！

回忆起当年初出茅庐的我，并未以老师身份高高在上，采取口头训斥和枯燥地说教的方式去对待学生，而是和学生们建立起真挚的感情，达到思想上的互相沟通、互相理解。我把学生的欢乐和痛苦挂在心上。就这样自然地走进她们的生活，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

教育“以人为本”

另一方面，在工作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学校要办得好，除了要有非常适合孩子们身心健康的客观环境、优美的校舍和齐全的教学设备外，关键是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塑造。一个教师自我的修养，学识渊博，品德优秀，才能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真生感化和影响学生们，我在工作中非常重视教师们的备课教案，进教室听课，以了解实际教学等。过去，我以为“以教为本”、“以教师为中心”才是最重要的，而强调教师的深厚的修养是必须的。这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一代新人，并去发掘学生的多元智能潜能，至关重要。“以人为本”才是教育的核心。

当时，在班上发现学生李世济上课时经常打瞌睡，精神不振。经深入交谈，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位京剧爱好者，从幼年时代开始学习程派京剧，每天放学回家后，从下午四时到晚上十一、二点都要练习京剧，从吊嗓音到练身段，直至排戏，一整套严格的训练过程。原来事出有因。但当我检查她各门功课时，却都很优秀。日后成为优秀的程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市三女中时，碰到一个学生名叫顾圣婴，她性格非常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什么课外活动也不参加，下课就回家，经了解，原来她是钢琴好手。课余大部分时间都在练琴。然而她的学习优秀，不仅文科好，数理化也门门5分（当时实行5分制）。高中毕业后就考上了上海交响乐团，任独奏演员。后来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高材生，成为著名的钢琴演奏家。1957年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金奖。李世济、顾圣婴的成长，她们的毅力和才华令多少人叹服！

调入中央音乐学院后的新发现

1958年我到了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工作时，又亲眼看到刘诗昆的成长过程。当时的刘诗昆是一个非常顽皮而又非常聪明的孩子，课余时间也不得空闲，经常捉弄同学，使大家啼笑皆非。此外，还目睹了当年附中的学生，而今在乐坛上颇有声誉的崔世光、陈其钢、黄安伦、韦丹文、吕思清、杜太航、朱亦兵等的成长。

以上这些是我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实例，一个个都像是原始资料在我大脑里存储，并给我带来某些思考。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些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无意识地感觉到：这些学习音乐艺术的孩子，都非常地聪明。为什么学了音乐艺术，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功课，相反更能促进他们将其他的课程学得更好。

现在细想想，我领悟到学习音乐艺术能促进孩子们智力发展，还是在“文革”期间的一个偶然的发现。

2004年“零点项目”核心专家与琼梅克教授于美国合影

那时，我们这些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每天清晨，就背着箩筐清扫厕所，下午各自被关在小房间里写检查，有时“造反派”也带领我们去看批判我们的“大字报”，也就在一次次观看“大字报”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孩子们的文笔非常生动，论述得很有条理，层次分明，中心突出。对不同对象都有不同的内容来批判，似乎把我们这些人的作风、性格，平时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以及所谓的“罪行”都刻画的形象逼真、一清二楚、淋漓尽致。几次看完回来，我就和同行的“患难伙伴”——副院长、声乐教育家喻宣萱教授讲：“孩子们批判文章写得不错啊！”喻先生表示也有同感。我想，平时附中文化课设置比例很少，初中阶段占教学计划的3/5，到高中阶段仅占2/5，大部分时间是专业课和练琴，还有排练、演出、体验生活等等。这倒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当时，我虽被囹圄在“劳改队”，但心里毫无负担，真是心中无愧天地宽。所以对“大字报”所批判的内容，不是生气、抱怨、反感或是想不通，反而欣赏起孩子们的文笔和他们的“造反”精神。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很活跃，很会思考，有的还很有新意和创造性。但那时，也只是暗暗思量而已。

1978年“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我们“劳改队”人员浩浩荡荡回校恢复正常上课。此时，我就急不可待地向各任课老师来找寻我心中的疑惑：音乐艺术学习对孩子们智力开发的影响？

从李世济、顾圣婴、刘诗昆等人的成长，一直到音乐院孩子们的大字报，这一幕幕情景，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挥之不去。我问当时的语文老师方承国和黄旭东，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学生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很不错，这是很明显的。有时一堂课上完，学生已经能够背诵课文了。”我又问英语老师武思聪，她的回答更是正中我意。她说：“我在普通中学教英语，每周六节课，而你们每周只有四节课，虽然课时少了，但进度快，学习成绩也比外校好。”这两门是主要文化课，听到这样的回答我非常高兴。“学习音乐的孩子就是聪明”的观点，开始在我脑海里逐渐形成，但还是有些不确定，不能仅仅根据两门课程就来轻易下结论呀！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