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艳玲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部，北京 100032)

斯大林说过“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1]，那么民族关系问题作为民族问题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一种社会关系问题。民族关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彼此联系和作用，并产生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和谐的社会里，民族关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反之，则处于一种动态的不平衡。学者们通常对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研究对象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可是，近些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鉴国外学者们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对民族关系进行测量。由密尔顿·戈登最早提出了民族关系测度的指标体系，他认为不同族群的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用以测度其关系的变量分别是：文化、结构、通婚、认同、偏见、歧视和公共事务[2]。1975年戈登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丰富了他的变量体系，笔者通过下表1总结概括如下：

表1 民族关系测度指标体系

在戈登研究的基础之上，英格尔针对美国移民国家族群关系的状况又提出了影响族群成员特征变化的14个变量，即⑴人口规模、⑵居住时间、⑶居住格局、⑷祖籍联系、⑸体质差异、⑹语言使用、⑺社会流动、⑻迁移性质、⑼文化差异、⑽职业机构、⑾交友情况、⑿族群分层、⒀族际通婚、⒁族群意识等。国内学者马戎在结合各地区民族学调查的实践后，提出八个可操作变量指标，它们分别是：⑴语言使用、⑵人口迁移、⑶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差异、⑷居住格局、⑸族群分层、⑹交友情况、⑺族群意识、⑻族际通婚[3]。

他将研究的领域也从社区居住格局、学校、工作单位、娱乐机构扩大到了宗教组织、民族民间经济组织、社会网络空间等。

一

民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对于民族关系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学者们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讨论之后，又一次展开的激烈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关系本质上是涉及民族这个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力和利益,民族及其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特殊社会关系[4]。一般来说，民族关系的性质是民族交往与民族矛盾构成主体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属性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属性[5]。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民族关系的基本属性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消灭了私有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已不再是不同民族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关系的性质具有二重性,这是与民族本身性质上的复杂情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再来看新疆的民族关系问题时，首先要分清哪些是民族内部矛盾，而哪些是由于敌我矛盾引起的民族内部矛盾。“双泛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与新疆各民族的关系属于敌我矛盾，利用人民内部的民族关系问题挑拨国内民族间的冲突是敌对份子一贯使用的伎俩。因此有学者认为，敌我问题和人民内部问题可以相互转化[6]。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历史看，各民族有相互融合、和平共处的时代，也有民族歧视和压迫一度使民族间关系十分紧张的时期，统治阶级采取怎样的民族政策决定了民族关系的性质。

民族学者廖杨认为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特殊”就是“体现在民族共同体自身上”[7]。如果我们认同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人们通过交往以满足于自身需要的一种认同选择行为，那么，民族关系的实质就应该是民族共同体通过利益交往和精神交往以满足于自身需要的一种认同选择和行为关系。民族关系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共同体因交往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在带有明确的民族意识的交往主体之间产生和实现的”[8]。通过实际的调查，我们发现民族关系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各民族共同体通过日常的生产、生活的交往满足于自身的需要，从而确立一种自我认同与族际间认同的选择行为。在交往的实践过程中所带有的可能产生民族关系的众因素，诸如居住格局、语言交流、族际通婚等，差异使得民族间产生认同或回避，例如民族宗教信仰的差异使得交往主体双方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而产生一系列的风俗习惯的差异、禁忌仪式的差异也就影响到民族间的进一步交往，甚至更深一步的族际婚姻也受到影响，最终导致不同民族交往主体的个体态度和实践活动受到影响，那么，宗教信仰就被列为民族关系问题研究和探讨的范畴。

由此，我们从不同角度考量民族关系的现实表现，但由于看问题的视角和层次的不同，评价民族关系的标准不同，因此呈现给世人的民族关系状况也存在着差别。有的学者把调查点的各民族的人口结构差异、人口迁移作为考量民族关系的研究基础，将调查点民族间的居住格局、语言使用、风俗习惯与禁忌、个体态度与行为作为考察的不同视角。它们既是衡量民族关系的手段，同时也是展现民族关系状态的窗口，决定着民族关系的走向。我们通过这一指标体系衡量出民族关系的状态，并对该地区民族关系的特点做一归纳，因此，我们说民族关系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决定了民族关系的特点，在影响因素中，我们了解到经济利益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非常重大。然而，少数民族的贫困并非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发展能力上的贫困，这一观点也越来越被研究新疆民族问题的学者们所关注。就目前有关新疆的问题，学者们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惠政策、经济利益的补偿措施，再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的尊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无不是为了改善民族地区各民族的生活状态，拉近民族间的距离（包括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减少因民族问题引起了人民内部矛盾，避免因人民内部矛盾被国内外分裂势力所利用转变为敌我矛盾。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天下未乱而边先乱，天下已定，而边未定。”可见，观边疆治乱兴衰，可知国家统一还是分裂，民族强盛还是贫弱，社会的和谐还是纷争，这一切都与边疆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使在辽、元、清几代以少数民族为主执掌政权的时代，中央政权也较难对边疆地区实现直接管理，无法做到各地政令完全整齐划一。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执政，封建制度决定了非执政的民族与执政民族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才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边疆也不再被边缘化。

二

通过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实质就是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在利益和精神上彼此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民族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变化的。围绕民族关系的实质内容，我们探讨不同的时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相互关系，最后我们发现以下几个方面对民族关系影响重大。

发展能力的贫困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原因，进而影响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能力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它来自于历史、环境气候、个人的知识水平、社会的教育环境等等。对于经济上的贫困，国家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力度，拨款、对口支援，虽然各方面投入较多，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根本的面貌没有改观，边疆基层社区里的老百姓还是依旧不富裕，经济生活赶不上内地其他发达地区，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这是国家投入资金、人力发展边疆经济所不希望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最根本的还是没有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民族学者杨圣敏先生提出，边疆的经济的发展不应该是越快越好[9]。近些年来,新疆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十年内不比内地城市差，但是GDP上去了，基层中的老百姓真正又得到了多少实惠。经济是上去了，但与之相配套的各项设施，例如城市建设、文化配套设施、居民的医疗、卫生、保健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都成为制约日后发展的困扰因素。少数民族地区也提出了“输血与造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等种种观念，在牧区给少数民族发放牛羊，利用滚动式发展，实现富裕的目标；国家还采取内地发达省份对口支援新疆、帮助边疆地区脱贫致富等措施。我们可以看得出，国家从没有因为新疆是地处边疆而不管不顾。在民族地区，各民族群众的发展能力得不到提高，就谈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能力的提升需要教育，需要国家各项落到实处的基础设施的配备，需要当地民众积极地配合。能力提升的过程需要时间，不然就成了拔苗助长。如过去，国家派技术人员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指导种植、养畜等技术，对于大多数农牧民原有的文化基础就很薄弱，有的甚至连汉语也不懂，让他们以很快地速度去接受这些连技术人员研习已久的知识，对于他们来说难度较大。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此，培养少数民族的发展能力，切不可图一时的“多快好省”。一味强调发展速度是现今许多政府官员想在短时间内解决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状况，拉近民族间利益差距，减少因民族间经济利益而产生矛盾冲突的错误决策。没有良好的基础，很难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因此，民族地区的民众需要花较长的时间来培育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一如既往地对边疆地区投入更多的关注，将能力培养的各项相关配套措施做好，做到位。因此，发展能力的贫困是当前制约南北疆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各民族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新疆政局稳定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基层做调查①笔者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西北民族关系新特点与建构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并于2013年7月赴新疆乌鲁木齐市、伊宁市、昭苏县、喀什市、和田等地调研。时，也有人说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也应该受到政策力的照顾，不然对这些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人”来说太不公平。在新疆，无论是维、汉、哈、回、蒙等人口居多民族，还是塔塔尔、乌孜别克族、锡伯等其他人口较少的民族，如果都在利益上仅仅维护着自己本民族的利益，长此以往，可能会使民族之间的排他性更为严重。因此，笔者认为，在兼顾公平的原则下，改善民生，走全面可持续发展路线、突出民族特色发展经济、惠及民生过程为疆内各地区建立健全各项配套措施，大到建立一个长期培训机构（职业学校或高校）、图书馆等，小到在基层社区设立农村书屋、网吧、健身广场、居民的医疗卫生服务站等，以此来改变新疆民众生存问题上的社会福利状况，它侧重于民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即当一个社会解决老百姓基本的生存和基本发展的机会之后，各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的提升，民族间关系自然会很融洽。

在教育方面加大投入，通过教育提高各民族群众的素质是构建和谐新疆民族关系的必由之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少数民族文化水平较汉族群众差，对此国家也出台了各项措施，并始终把提高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当作解决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作为”富国强民、维稳戍边”的基础，实现提高技能“富口袋”为转变观念“富脑袋”的良性互动。

在人口方面，控制各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继续落实党在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将少生、优生的思想观念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与此同时，北疆的面积60.42万平方公里，占新疆总面积的36.29%，而人口密度低，决定了北疆还有接纳外来人口的容纳空间。南疆地广人稀，但由于南疆自然气候相对北疆恶劣，所以可承载人口的数量必须与它的可使用资源相对称。民族学者李洁曾提到南疆对汉族移民的接纳空间问题，认为南疆地区缺的是人才，而且是留得下来帮当地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人才，对于这些移民当地各族百姓都是持欢迎的态度[10]。

对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民生工程建设也是社会转型时期解决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我国的城乡、区域间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东西部的社会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差距问题较为突出。然而，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走发达工业国家的路线，让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而应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即建设一大批以大城市为依托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建设是农村城市化的主要表现，对消灭城乡差距、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战略性意义。作为人口、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城市在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促进民族间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而，在许多的城市中特设了民族社区、民族乡、民族街道、民族居民委员会等，将住房公积金普及到每个劳动者，建立一套完善的医疗服务、娱乐健身服务体系等举措，便于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有效管理。目前，新疆城镇化建设和民生建设工作尚没能完成，不过，应将这一层面的民生问题作为未来的重要目标纳入中长期规划之中。

对民族文化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角色，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很多问题都是因民族文化而起。民族间关系好，是因为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民族关系不好也是因为民族文化，或因对伊斯兰教文化、或因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及蒙古、锡伯族等等民族文化的不理解或不赞同，一旦民族文化出现了不认同，而又牵扯到了利益相关的问题时，就会产生“我族”与“他族”的民族区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性产生的分歧就会很容易被转化为“利益相争”的表面形式问题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为利益争夺而成为对立的民族。但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不认同。对一种文化不了解很容易造成对一种生活方式的不理解，而由此引发的民族间的矛盾就更多了，例如生活上穆斯林群众的生活习俗（忌讳提猪、对异教徒的排他行为、婚丧嫁娶习俗）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宗教文化的影响。若是在文化上不能达成相互之间的尊重和理解就很容易造成“表面上关系好，实际内心鸿沟还是有”的民族心理距离。南北疆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虽然幕后是暴力恐怖势力做了推手，但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也是不容忽略的因素。从其他处于社会变革中的多民族国家来看：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由于多种族、多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社会，20世纪末、21世纪初所出现的种种社会冲突，如马鲁古的冲突、亚齐分离主义运动、巴厘岛爆炸案等，在这些冲突中宗教的因素，特别是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宗教份子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外，从南疆近期暴力恐怖事件来看，在经济相对落后、宗教控制力较强，且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低、民族关系基础薄弱的地区，若是管理上出现失范，很容易让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势力钻空子，利用一套歪理邪说，打着民族复兴、宗教、圣战的幌子蒙蔽和蛊惑各民族群众，而对于广大的从事合法、正常信教活动的穆斯林信众来说，暴恐活动对他们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部分非穆斯林群众也因恐怖事件的发生对穆斯林群众产生误解。我们在调查时，许多穆斯林群众对暴恐活动也表示愤慨，他们认为暴徒们是穆斯林的败类，根本不配做穆斯林，真正的伊斯兰教文化是宣扬和平的。因此，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尊重和理解可以有效地维护民族间关系。

对进一步发展与新疆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的思考，新疆地区与周边众多邻国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意义深远。传统观念认为，中亚是中国“利益攸关的地区”。因此，维护好新疆地区的安全，必须要发展与中亚邻国的友好关系。当边疆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能够改善、发展能力能够提升时，即使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沙特再富有，边疆的穆斯林群众也不会去羡慕，“东突”份子也就无法再拿民族问题的幌子搞分裂。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着诸多安全问题。加强边界地区安全，军事上信任与合作，维护边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是边疆各族人民和邻国的共同需求。面对三股势力的威胁，双方需要加强军事上的信任与合作，共同对付西方欧美国家与各国境内外反动分裂势力的相互勾结。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是推动新疆与中亚地区民族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美国加紧向中亚国家军事力量的渗透，新疆地区的安全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中国文化对中亚的影响远不及西方文化、斯拉夫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过去苏联时期的长期隔绝、互不往来甚至敌对的状态，使新疆地区的民众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甚至处于敌对状态，这样的关系不利于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容易造成误解。特别是各国境内的跨国民族，在心理上具有文化心理的认同，再加上宗教信仰的因素存在，与任何一方的民族关系处理不当都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此，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当地民众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三

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民族间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不会影响民族间平等、团结、和睦相处的大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式，全国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将成为推动社会转型时期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因此，需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民族关系在发展中的曲折性。

一是新疆维、汉、哈、回、蒙等各民族共同构筑的平等、团结、互助、友好的主流不会改变。在历史上，新疆的各族居民经历两千多年的相互交往、融合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相互联系。和睦相处、团结协作、共同对敌的历史不仅在过去有，现在也比比皆是，因此我们说新疆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是前进的，各民族会朝着更加友好的方向发展，从而为祖国边疆筑起牢不可破的防线。

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国家在新疆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落实为新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五十多年来，新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依赖于党和国家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少数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在慢慢地缩小。在调查中，随处都能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照顾和关怀。新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正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是可行的、正确的，也得到了基层各族群众的拥护。

三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使新疆各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民生活水平明显得到提升，民族间差距会不断缩小。历史上遗留下来民族间的差距正在随着新疆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缩小。疆内农牧区的各族群众翻身做主人后，依靠勤劳致富和国家的科技扶贫帮助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科学教育在新疆各民族中间的普及使得其成员的素质逐步提高。

四是新疆各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共同抵制国内外试图破坏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敌对势力。国外敌对势力的虎视眈眈和国内民族败类的倒行逆施行为古今有之，但无论是历史上哪个民族执掌统治大权时，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是人心所向，但凡是遇到外敌内侵时，各民族间总会是通力协作。时至今日，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反动势力对新疆地区的威胁还将长期存在，但它无法阻挡各民族要求稳定、和谐、繁荣发展愿望的实现，所以，新疆各民族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协作关系势必筑起一道攻不可破的“长城”。

五是新疆民族间关系的互融性将进一步加深。少数民族牧民的定居，农牧区及城市社区中民族间的相互联系、在生产、生活方面的相互影响，反映在语言、风俗习惯、个体行为、族际通婚等多方面指标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民族间可交叉的地方越来越多，互融的趋势不是以个人或国家的力量为转移的，它顺应民族这一共同体发展的自然规律，民族间互融性的进一步加深有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民族关系，这也印证了民族关系的本质即民族间经济利益与精神情感方面相互依存、彼此依赖的关系。

六是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制约因素会依然存在，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而不断得到解决。从目前来看，一些围绕利益所展开的民族间的各种合作和争夺还将持续。影响民族关系的诸多因素，比如环境、人口、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在某一段时期内影响力会变小甚至不存在，但又会在一段时期内重新成为主要影响因素，这取决于国家政策力的有效引导。我们不能夸大国际环境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民族分裂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对新疆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后果。新疆在维护边疆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南北疆各族人民担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各民族在精神上彼此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