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兰雪滢 顾玥

鉴定办主任李国红一个医生的诊疗行为扭曲了，所有病人都是受害者

文|兰雪滢 顾玥

北京东四西大街中华医学会的院子里，一个对医疗事故鉴定结果不满意的年轻小伙，突然情绪激动地把全身衣服脱光了。李国红先生没动摇，依然直视对方，讲道理：这是公共场合，你就想把自己弄得跟猴似的？你老婆就在旁边，你这么光着你觉得有好处吗？现在入秋了，你这样着凉生病了谁会心疼？

僵持了几个小时之后，年轻小伙穿上衣服和老婆回家了，周围看热闹的人群散开，李国红走回办公室。

作为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简称鉴定办）的主任，类似的事件在他工作的12年间，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

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疗事故，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与地市、省级医学会不同，由李国红担任主任的中华医学会鉴定办负责鉴定的，都是另外两级医学会鉴定办难以准确鉴定的事故，现在控制在每年二三十例的处理量已让他倍感分身乏术。

李国红和他所在的鉴定办想尽最大努力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从2002年起，他带领鉴定办开始建立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每一个专家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过程，挑选全国各地在各科中的顶级专家入库。“像钟南山，他在没有当我们会长之前，就坐在这个屋里开鉴定会呢。”每次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他和鉴定办就根据医疗纠纷所涉及的科室，邀请相应的7名专家来北京，召开鉴定会，开展鉴定工作。

邀请专家库中该领域的哪7位专家来北京？为了保证公平性，这个环节总要大费周章。每次开鉴定会前一周，李国红要把医患双方召集在鉴定办的会议室开会。首先，向他们展示专家库中相应领域的专家名单。其次，医患双方分别将他们认为需要回避的专家从名单中剔除。最后，隐去专家姓名，打乱顺序，医患双方轮流抽出6位专家的编号，最后一位由医学会抽取。至于具体是哪7名专家，医患双方只有在鉴定会正式召开的现场才能知道了。

李国红告诉《人物》记者，曾经有一对天津的专家夫妻被一起抽中，他们分别收到参加鉴定会的短信，彼此都只告诉对方要去北京开会。“因为他们俩下班时间不同，俩人还分坐不同的火车，”直到第二天鉴定会现场，才发现原来两人开的是同一个会。

鉴定会的流程并不复杂。患方和医方分别陈述意见和理由，专家鉴定组成员提问或现场检查，并在当事人退场状况下进行讨论，最后根据半数以上专家鉴定组成员的一致意见形成鉴定结论。

为了避免医方到了鉴定会场认人后给专家做工作，鉴定会全程都要求专家手机关机。“专家鉴定会完了以后，专家一开手机，开了以后看见说情短信，向我这儿报告，你看这个医方给我发来短信。”这时鉴定结果已经板上钉钉了。

十几年的鉴定会开下来，让李国红感受最深的是专家们的气场。和外界猜测和想象的不同，老专家对待患者的态度总是很和蔼，患方你讲一讲这个境况好不好？患方如果说没解释清楚，那有什么没解释清楚的你再跟我讲一讲？“就是很和蔼地跟患者说。”相反地，往往是面对医方时，“专家压不住火，恨不得就拍桌子”，他常听到专家在现场教育医生：“讲了多少年了！你们还办这种事情？”

鉴定的工作做久了，他也总结出鉴定办工作容易被人诟病的几点，鉴定书没有专家签名，鉴定书逻辑欠严密等等。最近，他和同事正编写一本医疗事故鉴定书的书写规范，就希望能教会全国各层级的鉴定办和鉴定专家组成员怎么写鉴定书。关于鉴定书上的专家签名，他也在想办法推动，总希望能快点解决。

屡屡见诸报端的医闹事件，在医学会鉴定办也常有。他也曾被人恐吓、威胁，他知道对方不是闹着玩，“我当时把警察叫过来了，能不能保证我的安全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被他吓死”。下班后他时不时绕路回家，“这种压力不可能没有，但是得自己扛着，不会对家里人说。回到家放下工作，该怎么办怎么办。像那几天我回家都是绕着很诡异的一条路回去的。”

让他头疼的事情还有近几年才出现的“鉴定二元化”。2010年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社会司法鉴定机构，这些机构因为没有权威的专家，只能找法医来鉴定，就从结果去推定你是不是有过错。“而临床专家他是一个正常思维，就来一个病人，判断第一步检查什么，第二步检查什么，他是一个从常见病、多发病去推，他是一个临床思维过程。”由逆向思维得出的鉴定结果总是会有偏差。可因为种种原因，法院却会用他们的鉴定书作为审判证据。

他想了很久，最后希望把医学会鉴定办的专家库和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共享，让二者“并轨”，有统一的标准。不然的话，他总觉得这种“鉴定的二元化”很可怕，会让医生感到寒心，难治的病不敢治，危重的病往外推。“你说作为一个大夫，本来自己做得没什么错，突然被判了一个错，心理上就会受影响；一旦他心理上受到影响以后，他的诊疗行为就会受到扭曲。”他顿了顿，语气越发沉郁，“一个医生的诊疗行为一旦扭曲了，他后面的所有病人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