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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派出所

2014-11-07姚璐采访姚璐雷斐然编辑张卓摄影雷斐然

人物 2014年9期
关键词:山镇龙头派出所

文|姚璐 采访|姚璐 雷斐然编辑|张卓 摄影|雷斐然

震后派出所

文|姚璐 采访|姚璐 雷斐然编辑|张卓 摄影|雷斐然

8月3号这天特别热,有人约龙头山镇派出所的辅警常礼焕去吃凉粉,她看了看外头毒辣的日头,行人都没几个,摆摆手拒绝了。下午4点半,地震突如其来,“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像世界大战飞机轰炸一样”袭来,龙头山镇派出所—那栋建于28年前的2层绿色办公楼被狠狠地击垮,一楼和二楼下陷,3位民警、2位辅警、2名办事群众一起被埋进地底。

龙头山派出所副所长常超晚上7点从鲁甸县城赶到派出所,眼前景象,“一片废墟,全塌了”,用不着开着警车去灾难现场了,这里就是灾难现场。四周乱哄哄的,被埋者家属在哭泣,武警官兵在挖人,他的同事常礼焕在废墟内哭着求救,用一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往外拨拉碎石。

“没有空去多想”,常超对《人物》记者回忆,他和同事们直接把手伸进废墟里,清理碎石,开始挖人。挖了2个多小时,救出了常礼焕和2名办事群众。凌晨,下起大雨,大家又冒着雨挖了一宿,直到第二天上午带着生命探测仪的部队赶到,“废墟下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大家才面对面哭了起来,包括所长在内的3名民警和1名辅警确认殒命,“那时候真的感觉,人死了,你一了百了,但是活着的人就恼火了。”常超说。

常超脸膛黑黑的,3年前,从部队退伍来到龙头山派出所工作,因为工作时间不规律,胖了30斤。他做事雷厉风行、语速极快,29岁就当上副所长。龙头山镇是个近6万人口的大镇子,平日警力就紧张,8名民警管辖11个行政村,一个月前,派出所刚遭遇了一场“硬战”,龙头山镇发生了泥石流,常超记得,“一接起电话来,猪、牛、羊、马,哭哭啼啼,就说这个房子冲了,现在怎么办这些,要求我们处理,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半个月后,这个地方又发生了塌方,他们又赶到现场,控制秩序、划出安全区域、等待救援,最后,每个人都精疲力尽了。

震后第二天临近中午,几名遇难民警的尸体挖出来。“有个喜欢打篮球,我叫他的妻子找个篮球烧给他。有个他女朋友跟他是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恋爱,10年了,要结婚了,哭成什么样,差点哭昏死。”常超和记者说着说着就哽咽了。震前,派出所的8个民警一周5天吃住都在派出所,大家年纪相仿,脾气也合得来。

现在,加上常超,龙头山派出所只剩下5个民警了,悲伤暂时收敛,他们要立刻开始抢救派出所的重要物资。最先救出的是一个深绿色的枪柜,平日,民警携带的手枪就锁在枪柜里,需要同时使用两把由不同的人保管的钥匙才能打开这个柜子。枪柜被转交给了县治安大队带回县局,地震发生后,民警不能再配枪了,“关键你配枪你要找到保管的地方,(地震后)你不安全,那些枪支一流失你就恼火了。”常超解释说。

派出所的废墟上如今散落着常住人口登记表、档案袋、保险柜、户口簿,可以看出派出所的两大日常工作之一—“管理户口”和“基层治安”。震后,龙头山镇派出所的主要任务依然是这两项,只是现在,治安秩序完全混乱,灾民无家可归,虽然政府、军队、医疗部门全都入驻小镇,但老百姓习惯于“有困难,找警察”,工作量无穷倍叠加。不断打进的电话,不断来咨询的百姓使常超和他的同事们“根本没有一个宣泄的时间”,常超觉得自己很残忍,“身边的弟兄不在了,我们只是在百忙之中,真的是百忙之中,给他们烧点纸钱”。

8月5日,常超和同事们在龙头山镇主街道旁搭起了一个12平方米的帐篷,8月9日,帐篷又变成了3间板房。没有选择建在指挥部是因为—“在路边方便老百姓看见”,这很快造成了周边路段的拥堵,老百姓在临时派出所外排起了长队。震后的10天时间里,这里一共接到了刑事警情8起(盗窃7起,冒充军人诈骗1起),纠纷5起,求助276起,咨询6878起。

这个曾经依山傍水的清秀小镇也变得一片狼藉,各个村社都把玉米秆轧倒,灾民住进了玉米地里扎的帐篷。集镇上仅有的两条主街道上,商铺大敞着门,杂货散落一地,一些小混混趁机偷鸡摸狗,杂货铺里的啤酒都被喝光了。常超叹了口气说,“因为涉及到一些未成年人,又是初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能处理那些,都是要劝,你给他做工作。”有些时候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镇上有一家鞋店没人看着,“有的老百姓进去拿一双穿,可能真的是没鞋子穿,想买也没地方付钱”。

“复杂得很。”常超说,地震之后,龙头山镇不少人“来行骗、来偷、来发国难财”。

8月14日,一个自称“救灾专家”的中年男人在镇上四处溜达,他穿着一件白T恤,自己用中性笔在衣服上写满了字,“近几年的汶川地震、彝良地震,各大洪灾、泥石流灾害,损失这么严重,就是因为没用我的设备”,他的设备是一套排污水处理系统,他可以先画图纸,画出图纸来然后就可以制造了,然而这套系统是要收费的。有人去派出所反映,当天办案的民警崔华超去了解了情况,看这个人高谈阔论又两手空空,觉得“他可能神经也有问题”,“但是也没骗着钱”,保险起见,开着警车把他遣送到了鲁甸县城。

让常超愤慨的、也是唯一一件真正的案子是一个诈骗案。一个四川男人,包了一辆摩托车来了龙头山镇,他找到镇政府的临时办公点,说自己是来支援的军人,家里有急事需要赶回去,没有路费,想来借点钱。镇政府的职工一听,“挺敬佩他”,当即决定个人给他拿400块钱。在场的另一个人警觉一些,问他要证件,他拿不出来。

常超接警之后赶了过去,一查证件,确认了这是个骗子。在押送县看守所的车上,军人出身的他愤愤不平,把这个人说了一通:“你这是影响老百姓对军人的信任,你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来发这种国难财,我觉得羞愧!”这个人被判了最严重的行政拘留20天,本来行政拘留只可以拘留15天,“但是他有两种违法行为,冒充军警人员、诈骗,采取合并处理。”

老百姓报案的也不少,地震头几天多是报“联系不上亲人”,之后主要是报“财产损失”。19岁的邓荣朵9月就要去上大学了,她搁在帐篷枕头底下的2万元学费却找不到了,一想安置点人又多又杂,肯定是被偷了,她慌慌张张地打电话报警。派出所指导员杨崇银立刻出了警,“先叫她仔细找一下”,“很快在床脚那边找到了”,钱就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那几天,派出所印发温馨提示,其中一条就是“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帐篷里”,杨崇银想着,“刚好做个宣传”,“我们又带着人过来镇上,帮她开了一个农行的卡,把现金存到卡里。”

还有一天过了午夜,常超都已经躺在板房派出所那张临时行军床上休息了,有村民打电话来,说自家的耕牛被偷了,一头耕牛价值近万元,派出所立刻出警,叫上熟悉山路的村社干部一起,在黑天里打着手电找了两个小时,发现是耕牛自己走失到山坳里了。还有报警8只山羊被盗,那时候震后山路不通,民警得走六七个小时才能进山,但这些看似小到琐碎的事情在山区也是顶天的大事,“一头猪、羊、牛,是他们仅有的财产,有些牲口比他们生命还重要。”

也有号称自家液晶电视被盗的,“房子成了废墟,其实不知道是被盗了还是被埋了”。镇上一家百货商店老板报警,说地震后,自家店里的矿泉水、茶叶、啤酒、被子都被现场人员拿走了,“造成了数十万元的损失”。大家都不相信,觉得这个人是想趁混乱多报一点损失,“怎么可能在门店里放这么多钱存货呢”,《警情通报》上,数十万元损失前面加了“自称”两字,这还得等待拿到进货单一点点核实。

最多的还是纠纷,常超说到这语气就有点烦躁,“因为分点被子这些救灾物资(觉得不公平),加上本来平时有矛盾的,发生大灾情,心里也难过,牲口、猪这些跑在他家门口,他们借此机会就骂,骂那个猪,比鸡骂狗嘛,实际就是在骂对方。那么对方就听得出含义,听出含义肯定就会回嘴。一回嘴双方就要吵架,一吵自然肯定就干上了。”有村民报警,说没分到东西,“我打电话给村支书,通过了解,他已经领了油了,领了泡面了,领了米了,他就骗我们,后来打电话给他批评”,常超鄙夷地评价:“他就是自私!”

在这个大山深处的镇子,地震后,看似发生的琐事其实都是长年累月的家长里短,常超和他的同事,几个大老爷们,说起调解劝架条条是道,“你有道理,他也没错”,“退一步海阔天空”。过去,这个地区大案很少,3年,凶杀案发生了两起,常超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去年一起奸杀案,杀人者竟然就是死者葬礼的主事人—复杂的破案过程,当然会带来工作的成就感,但这样的机会不会太多,处理琐事是最主要的。

震后一周,琐事越来越多:生病了要急救车、发现了一具腐尸、应该去哪里办XX证,龙头山镇派出所得一一处理,生病的给120打过去;腐尸要去确认是地震死亡还是其他非正常死亡,请消防部门去处理尸体;办证指引是无时无刻不在做。常超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是深夜10点,他中途接了个电话,是翠屏村的一匹马死了。他马上打电话给村社干部,确定马是不是死于疫情,如果是的话,要再联系防疫部门,还要组织村民挖一个深坑,掩埋这匹死去的马。

地震之后,不少上级领导来视察“艰难重建的派出所”,“你要介绍,派出所在哪里,要陪着领导,你要找点饭给他们吃,找点泡面,什么都要操心,一天都有人在那里吩咐你工作,一天都有人来找你办事”,常超觉得累极了,“派出所的工作就是当兵的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他的家安在鲁甸县城,地震后妻子带着女儿在家,他一天连电话都没空往家里打,“只能说理解万岁。”

唯一的户籍民警吴朝芬从早到晚地坐在板房派出所,给人办证。“办身份证、户口本是免费的;落户要的证件就是户口簿、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补办身份证,任何证件都不需要”—这句话所有民警、辅警都会背,一天得说几十遍。地震头几天,每天有五六千人来窗口咨询、办证,吴朝芬戴个口罩,声音极度疲惫。

“有的人非要在这办结婚证,那是在民政部门办的”,还有的人错过了叫号非要插队,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吴朝芬气极了也发火—“你往后站,下一个人过来!”

还有好多人是来办死亡证明的,一个男人来给3个娃儿开死亡证明,“一次性注销3个户口”,吴朝芬自己的孩子快3岁,看一脸悲伤的农民拿着火化证,办好死亡证明才能领到抚恤金,她心里也“堵得难受”。

甘家寨子是此次地震最惨烈的村落,山体滑坡将一个村子全部掩埋,50多人随着一个村子消失了,8月8日,村里有威望的长者召集幸存者开了会,决定放弃搜救,只希望政府以后立一块碑纪念这些亡灵。这些人的死亡证明还办不下来,只能先算作失踪人口,等到法院出具证明才行。

有一些“头脑灵活的村民”,过来派出所办理分户,他们听说地震以后的物资发放和重建方案都是按户头来处理的。但是政府已经有了通知,灾后重建工作,8月3日以后落的户头不算,以地震前的数据为准。

每个人都明白,接下来的两三年,面临灾后重建物资的分配,那才是最艰难的时期,“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矛盾”。常超以当地的一句谚语比喻他和同事们现在的状态—苦荞粑粑没动边。苦荞粑粑是当地一种饼子,味道极苦,“才吃的时候你就不吃,以后还得吃好多呢,万事才开头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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