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文 徐水晶

一、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

如今的社会，社会分层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马克思的阶级论强调阶级的经济分析，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种两级的阶级结构，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斗争。韦伯则提出了多元分层理论，认为在经济秩序这个要素之外，还应该有诸如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存在，共同决定了阶级的分层，而这一点被后来的西方社会学家推进为三重标准，如英国的马歇尔明确了经济收入、政治地位、社会权力共同决定社会分层及流动。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认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

社会分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早在1927年就明确提出了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概念，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完全封闭或开放的。“二战”以后，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变迁加剧，社会流动现已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按照参照基点来分，社会流动分为代际职业流动、代内职业流动、教育流动（代际）和户籍流动（代际）四个维度①。第一学历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更多倾向于代际职业流动，后学历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更多倾向于代内职业流动。按照流动的方向来分，社会流动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机会的畅通与否被视为衡量一个社会封闭或开放的重要标志②。按照社会流动的成因来分，社会流动分为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③。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也越来越细。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中指出，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再是划分阶层的唯一标准。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十个社会阶层的界定”（见右图），并且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尚未发展成橄榄形结构，也就是说，还未能形成庞大的社会中间层”。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图

许多研究表明，教育和社会流动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流动的性质、方向、速率、水平方式和趋势影响着教育选择的宗旨、目标、功能、范围、策略、内容和方法；另一方面，教育选择的目标、依据与方式等促进着社会代际流动、竞争流动与结构优化。”④关于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认为，教育是作为调节代际社会流动的中间机制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教育是必将促使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会给个人带来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以在社会分配的过程中获取得更多。我国自古就非常重视教育，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可以促使社会各阶层的良性流动，尤其是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们，往往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除了一些先赋性条件（出身、性别、父母社会地位、长相、年龄等），自致性条件特别是个人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的类型及水平对于一个人所处的阶层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73年，皮奥雷提出：“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教育程度低的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获得的职业地位也偏低，主要以次级劳动力市场为主。”中国人民大学刘精明教授认为：“急剧的市场转型时期，受过高等教育者是这个社会中具有极高的资源与机会获取能力的群体，这也是他们将成为现在和未来的中产阶级之主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都说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

二、社会分层视阈中高职教育发展的现状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在其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理论中明确指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所接纳学生数与适龄青年的比率在15%～50%为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同时，他还认为：“在大众型高等教育中，学校仍然是为了培养精英，但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精英，包括所有经济和技术组织中的领导阶层，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思路也从塑造人格转向传授更为具体的技能。”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是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主体力量。从社会分层的视阈来看，当前高职教育的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一）高职教育发展的机遇

1.教育公平越来越受关注，促使职业型高等教育与学术型高等教育并行发展。如前文所述，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有良性的促进作用，因此人们往往把高等教育看成实现社会流动的阶梯。但是，如今不同阶层在获得教育资源的能力上差异越来越大，这就涉及教育公平的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追求绝对的理想化的公平，而是应该在现实和目标之间找到一个科学合理的基点，来理解和实现公平的相对性。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这样两个基本方面。”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权利、同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权利平等和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其一般包括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平等、高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高等教育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杨东平同时还指出，目前我国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教育权利平等转为教育机会均等。教育不分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应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国际教育标准分类》（2011版）中已将高等教育分为学术型和职业型并行不悖的两类，两类高等教育都有自己完整的层次体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2.高考改革越来越被重视，推动高职教育的地位和层次提升。学生有自由选择学术型和职业型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目前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仍然不高，层次也有待提升。2014年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主观上有利于高职教育的发展，高职教育不再是普通高等教育的附属，而是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分高下，这显然在制度层面提高了高职教育的地位，也必然推动高职教育社会认可度的提高。

（二）高职教育发展的挑战

1.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高职教育的作用明显不足。陆学艺在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中指出，我国目前中产阶层快速崛起，中下阶层的比例及规模正在缩小，但社会底层的规模却在扩大；李强认为，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越来越趋于稳定，“阶层结构定型化”（界限逐渐形成、下层群体向上流动比率下降、阶层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逐渐形成、阶层内部认同得到强化）；孙立平提出了“断裂社会”的概念，认为社会结构固化并且刚化，社会排斥形成；王小鲁则认为，“新底层社会”逐步形成（这群人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居民、不能就业的学生群体、因房市坠落的“城市中产”等），并且在逐步刚化。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不平等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发挥良性促进作用。

事实上，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却并不明显，高职教育的作用更是比较薄弱。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所设置的课程都是围绕这个指针，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化”比较明显，但是目前普通本科院校为了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鼓励学生获得职业资格证，在课程设置上更注重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市场需求的接轨，这使得高职院校的突出优势也不再突出。同时，高职教育出来的学生，向上流动的层次和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同类型的教育轨道之间流动性较小。一些学校认为追求升学率就弱化了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目标，因此不提倡在校学生提升学习层次。出入口径都显示出高职教育是一种相对弱势的教育，学生毕业后大都进入中层甚至低层的社会轨道中。

2.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高职教育的质量令人担忧。从数量的指标上看，我国在2002年就已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且高职教育开始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06年高职教育占普通高校招生数的比重已经高达53.65%。但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仅是指数的增量，更是指质的提高，其质的变化“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⑤。但是，就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高职教育并未完全满足社会对其的期待及需求，突出表现就是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1999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出台后，随着第一批扩招生和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大量涌入劳动力就业市场，高职学生的就业问题日益凸显。

高职毕业生经过专业的技能培养，原本应在就业竞争中占据相对优势的地位，但其在专业理论知识和综合素养等方面却远不如普通本科毕业生。究其原因，既与高职教育的生源质量有关，更与高职教育的教学质量有关。相对于普通本科教育“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的过程，职业教育是“初中—中专（技校、职高）—高职高专”的过程，毕业后上升空间较小，导致高职教育往往是广大学生和家长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生源质量较差。更重要的是，高职教育由于起步较晚，师资配置、基础设施不足，再加上不断的扩招，导致教育质量大打折扣，很多毕业生的技能水平达不到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用人单位不认可高职学生的能力，高职毕业生在人才市场的就业形势可见一斑。

三、社会分层视阈中高职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调查表明，社会中间阶层只占总就业人员的18%，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却高达42.9%，弱势阶层所占比例尚属于大多数，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与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并不相协调。中国社科院李春玲教授认为，中产阶级的标准应该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职业、教育和收入，她认为这个阶层人员在全国范围的比例仅有7.7%（初中及以上教育水平、30000元及以上收入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企业主）⑥。研究者还认为“中间阶层”有三大功能：社会缓冲功能、社会公正地位获得的示范功能、现代社会价值观的行为示范功能。所以，大力宣传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途径，可以提高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些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早期的美国社会，其传统的中产阶级是由商人、农场主和部分小生产者构成的，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一些小生产者被逐步淘汰，一些农场主因废奴运动而面临破产，导致中产阶级产生了分化。面对这种形势，19世纪下半叶，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立法确保大力发展职业教育，1862年制定通过了《莫里尔法》，决定拨给每个州三万英亩公有土地，作为创立农业和工艺学院的基金，以促进与现有职业相联系的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由过去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工人跨越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为美国社会过渡到中产阶级社会做好了充分的人才储备。之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推进，脑力劳动阶层崛起，为其中产阶级注入了新的内容：商界精英、行政要员、专技人员等。1951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出版，书中论述20世纪美国新中产阶级，首次提出了“白领”的概念，很快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由此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逐步高级化的过程，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叶，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1870年美国社会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比重为53%，到1900年下降到37.5%，到1995年下降到1.9%，而另一方面，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公务员等职业都在大幅度增加⑦。日本传统的中产阶级由小商人和小地主阶级构成，“二战”后随着农地改革的推行，地主阶级消灭，自耕农崛起并获得了独立经营地位；之后，伴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和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迅速变革，很多新兴的高科技型产业和岗位产生，直接导致了日本白领人群的大量出现。1955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开始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SSM调查），显示白领阶层的人数比重由1955年的25.5%上升到1995年的43.2%⑧·。而联邦德国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的秘密武器就是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由行业主导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规划及考核评价，实现企业岗位和学校教学的无缝对接。

综上所述，从职业分类的层面看，西方国家形成了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办事人员为代表的中间阶层群体，并且已占在业人数的一半以上，而中间阶层群体之所以能迅速扩大，主要在于各国对高职教育的重视。各国政府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制定管理条例，提高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构建“立交桥”，使得职业教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些都对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四、社会分层视阈中高职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随着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变革，大规模的技术更新对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传统的行业门类逐步退出历史，新兴的职业门类取而代之，社会阶层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高职教育应该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方向，适时调整目标，不断更新手段和方式，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而这需要从政府、社会、学校等各个层面共同着力。

（一）政府层面

1.构建高职教育立交体系。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是我国高职教育产生及发展的直接动力，区域产业结构更是决定了高职教育的专业结构。高职教育以强化技能训练为特点，更重视校内实验、实训设施和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以加强学生动手操作和模拟演练等能力培养。无论是在学校设车间，还是在工厂设学校，都是强调职业教育的高度实践性。随着科技进步和终身学习理念的推进，高职教育需要进一步提升科技含量，而传统的本科院校要改变就业难的现实，也需要进一步和社会接轨，这使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院校有了越来越多的对话和对接的机会。这就需要政府做主导，推动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之间的合作联营、课程交叉，使得师资配备更加充实；加大对高职院校的资金投入，促使其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与传统学术教育不同的教育特色，并且就高等教育改革细则的出台及落实进行多方论证，以确保其可行性。随着高考制度改革的推进，今后的教育应更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推动学术型与技能型教育既各异又融通。很多国家早已开展本科和硕士层次的职业培养活动，我国也应借鉴国际高职教育的发展经验，促进高职教育的全面发展。

2.规范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目前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如火如荼，职业资格准入认证成为衡量人们专业水平、资历的新的标尺。从宏观政策上，国家应该建立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以职业资格证书规范高职教育，并且逐步面向全体在职人员，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将学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纳入同一个框架，并且明确不同等级人员之间的互相融通。以烹饪专业为例，烹饪专业过去由人事部和劳动部两个部门颁发相应的等级证书，两者互不融通。如果能做到合二为一，并且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的人员在就业上必须具备优先权，将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与就业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必然大大提升高职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3.在校企合作方面出台一些鼓励性制度及措施。在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环境下，政府除了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外，还应对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减免税收，以有效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机制；设立专门机构（有政府背景的第三方组织，可以由政府官员、行业企业代表、校方等组成），积极联系行业企业和学校，承担“协调人”的角色，制定相关制度、完善合作程序，加强有效的执行能力，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企业生产实践活动与学校的教育教学紧密结合。

（二）社会层面

1.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要营造相对平等、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通过媒体扩大通向中间阶层途径的宣传，激发后继者向上流动的动力。社会大众应该客观而辩证地认识学生不同类型的学习能力，既不贬低、歧视、讥讽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又不能无原则地原谅他们可能出现的懈怠或者错误，应该激发学生的自信、自尊、自强，唤起他们自我实现的力量，以获得公众普遍信任的职业能力。

2.加强成功案例的导向作用。长期以来，精英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左右着广大家长和学生对专业和职业的选择，然而出生的偶然性和家庭背景的相对必然性，会导致个人奋斗失去努力的意义，一旦社会弱势阶层改变命运的想法破碎，就会促使新一轮读书无用论的抬头。因此，社会各界应加强通过职业教育而跃升为精英阶层的正向引导，邀请专家举办讲座、报告，围绕关心的话题进行访谈、座谈和讨论；学校也可以对毕业生的成功案例进行跟踪访谈，扩大宣传，建立成长档案，引导学生学习和效仿；帮助学生正确地评估自我，发挥自我潜能，培养适应能力，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鼓励他们在不断的尝试和挑战中建立自己的事业空间。

（三）学校层面

1.促进高职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技能性、实用性、职业性是高职教育的本质特征。在如火如荼的国家示范建设中，不仅要重视学校管理层面以及基础条件层面的建设，更要狠抓专业教学质量。要将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估作为一种促进，真正实现示范性的社会效应。而这种社会效应的实现，离不开“学校―学生―企业―社会”的利益共赢，从而使学生具有更强有力的就业竞争优势，有更好的职业前景和职业地位。高职院校的毕业生进入人才市场后，其专业养成是否真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仅要看就业率如何，更要看就业后的职业表现如何。要使培养的学生真正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和行业企业的需求，首先，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应与劳动力市场、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等紧密相连，在设置专业时要根据就业机会、发展前景、经济情况、区域范围等做出综合性的判断，在实施订单培养、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人才培养模式时要考虑到自己所培养的技能型人才（毕业生）是否与企业特定的工作环境、物质条件等相契合。其次，职业院校应邀请企业高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根据企业的反馈来优化学校的教学模式，聘请企业的能工巧匠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让企业参与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并提出相应建议，充分考虑企业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校企合作的优势。同时，也要注意，并不是所有专业都适合进行最大化的校企合作，高职院校应综合考量，合理引导专业发展。

2.合理设置通用型课程。高职学生毕业后面临的是一个完全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劳动力技术水平相当、企业对劳动力的偏好相当的情况下，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质量只是间接地接受企业的检验，毕业生却只能直接而又被动地接受市场的挑选，而企业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学生通用能力方面的比较。因此，除了专业的技能教学之外，高职院校还应贯彻“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的办学宗旨，注重培养学生的通用能力。首先，要设置丰富的通用型课程内容。这主要包括设置通用知识课程，如语文、历史等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设置通用能力课程，如人际交往课程、职业规划课程，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设置德育和美育课程，引导学生追求民主、正义、平等、公平、温和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优良的行为教养方式，讲究品位格调，陶冶情操，培养意志，提升对美的鉴别力；等等。其次，要合理安排通用型课程教学。这主要包括保证通用型课程的课时，不能觉得有些通用课程可有可无，压缩课时；保证通用型课程的师资，应选择那些既懂得专业知识又具备通用课教学资格的教师，让学生能将通用型课程的内容与专业知识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保证通用型课程的教学条件，有些通用技术课程可能需要相关设施，必须予以保障。

3.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因中考和高考招生的分层分批录取，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习惯会有所区别，这些学生可能要比其他学生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巩固学习知识。同时，相当一部分高职学生来自于弱势家庭，有时会表现出对社会的愤懑、对自我的茫然或躁动，感觉游离于学校的（或城市的）边缘。作为职业院校的教育工作者，要尽量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减少并且逐渐消除师生之间的排斥感，帮助学生克服学习过程中的心理障碍，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

［注释］

①王甫勤.社会流动与分配公平感研究［DB/OL］.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CurRec=1&recid=&filename=2010194440.nh&dbnam e=CDFD0911&dbcode=CDFD&pr=&urlid=&yx=&v=MTYyODI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NVUkw2ZlllWnNGaURuV3IvTVYxMjZIckt4R3RYSXI1R WJQSVI4ZVg=，2010-05-01.

②李骏，罗忆源.转型中国的高等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公平［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2.

③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3-244.

④董泽芳，王彦斌.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7（1）：13.

⑤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1（6）：1.

⑥李春玲.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J］.学海，2013（3）：71.

⑦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0―2005年我国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J］.统计研究，2008（2）：39.

⑧李培林.重新崛起的日本［EB/OL］.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102661624_japanrebuildingup/20.shtml，2004-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