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民工父亲
2014-11-04洪秀莲
党员文摘 2014年11期
洪秀莲
父亲今年67岁了。从小到大,我和父亲每年呆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因为这么多年父亲一直在外打工。
我记得小时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爸爸写信,妈妈说一句我写一句,写了什么我完全不关心。只是知道信要寄给在新疆的舅爷爷,让他转给爸爸,爸爸在他那儿打工。信寄给爸爸,爸爸是要请人代念的,他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分得清男女厕所外,其余的字大概都不认识。爸爸很少写信回家,但过一段时间,邮递员就会在门口喊:“刘牛巧,汇款单。”妈妈就会满脸喜气地去房里翻她的印章,交给邮递员,然后在左邻右舍“啧啧”的赞叹声中谦虚一番。那是妈妈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我关心的是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给我带那种咬一口就会有个双喜字的糖,然后在伙伴们贪婪的目光中每人分几颗。爸爸的大包裹里除了糖,还有苹果。那时吃苹果是奢侈的享受,那一刻,小伙伴们大概都会羡慕我有个打工的爸爸吧。
爸爸总是在过年前的几天回来。他一回来,家里面就会多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是那种灰尘、烟草和烂苹果混合的气味,那是男人的气味,旅途的气味。在有限的日子里,爸爸特别娇宠我,走到哪儿他都会把我带在身边,逢人便说,我家姑娘这次考了第一名,我家姑娘又得了一张奖状,我家姑娘写的字像刻刀刻出来的……每次他当面夸我,我都会浑身不自在。但孩子是容易被笼络的,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在吃饭时,爬坐到他的肩头,肆无忌惮地揪他的头发,摸他的胡茬,学他打哈欠时发出的怪声,甚至直接叫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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