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江

中秋假期前的一天，在上海郊县青浦区的一家日资企业内，34岁的朱华跨出职工宿舍，走向他的那辆雪佛兰小轿车。他开着车来到一家大卖场，采购中秋礼，一个星期后，他就要开车回苏北老家，那里，他的妻儿老小一大家子正对他的回归翘首期盼。

经过十年的打拼，朱华已经从当初生产线上的一名最普通的产业工人升职为车间主管，高中毕业的他如今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月收入过万元。在他的老家，外婆喜欢扬起眉宇介绍：“我们家朱华现在是厂里的领导……”不过，在上海，为人谦逊的朱华介绍完自己的职务后，通常会带着自嘲的口吻加上一句，“农民工，呵呵，农民工而已”。

“农民”作为一个沉重的身份标签，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存在的50多年里，已经牢牢地烙在朱华一家三代人身上。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意见》被认为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与媒体上普遍的叫好声有些落差的是，朱华和他身边伙伴们的表现却有些平淡。为何“农民”这个理论上最大的受益群体却有着如此的表现？

户口的记忆

“户口有区别，投胎需谨慎。”1958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区分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城乡分化和差别就此被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朱华对户口最早的记忆，是从四五岁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