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毛泽东读书。有详有略，有经有权。在他读过的书中，有的作了大量批注并推荐给别人阅读，有的在他的著述和谈话中时常引用和发挥；有的是在某个时期集中阅读，有的是从青年时代到迟暮之年多次阅读；有的对他思考和解决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有明显影响；有的则需要放到他一生的经历中来品味，才能看出潜在的渊源关联。

下面选列毛泽东喜欢的几部哲学著作，具体看看他是怎样阅读的，着重体会他的学用之道。

《伦理学原理》：探索理想人格的早期轨迹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之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湖南第一师范老同学杨韶华托他将早年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归还毛泽东。杨还在该书扉页上写道：“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人事之“趣”，缘自命运之“奇”。毛泽东投身革命后，曾将他在长沙求学期间读过的一些书籍和笔记、日记，送回韶山老屋放置，土地革命时期，乡亲们担心它们落入敌手，均烧毁了。这本写满毛泽东批语的《伦理学原理》，却因被杨韶华借去而得以幸免，成为见证毛泽东早年思想探索轨迹的珍贵物证。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泡尔生是柏林大学教授，康德派哲学家，其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中文本《伦理学原理》，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1909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除序论和导言外，共9章。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伦理学，以这本《伦理学原理》为教材，讲课时，多数同学兴趣不大，不甚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毛泽东还根据书中的一些观点，写了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给打了100分。在杨韶华归还的这本《伦理学原理》上，毛泽东逐句圈点，画了许多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全书共约10万字，毛泽东写的批语即达12100多字，批写时间是1917年下半年。毛泽东的批语及原文，已经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湖南省委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绝大部分是表达他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一些观点的引申和分析；小部分是对原著论述的赞同语和一些章节段落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也很多，常见的批语是“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等。批语中还有不少是结合墨子、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联系五四运动前夕的政治国事和文化思潮，对原著观点进行发挥，饱含探索真理真知、塑造人心道德、改革国家社会的热情和沉思。

据周世钊记述，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青年时代拥有一个鲜明主张：要拯救多灾多难的国家，就必须改变人的精神和身体，塑造新的国民。通俗地说，就是要先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去改造客观世界。

《伦理学原理》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其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毛泽东的批语，大多从这个观点出发，比较深刻反映了他当时的思考，并对他后来建构新的伦理观发生不小影响。诸如，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消极无为，重视人的行为精神价值，赞扬豪杰精神和圣贤精神，追求济世救人，献身崇高理想，等等。这些，都极具理想主义甚至是浪漫主义的个性气质，隐隐然透出其理想人格的影子。毛泽东当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和后来著名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也都强调人们的思想、理想、道德、意志之于人们干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在毛泽东的批语中，“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精神上之利己主义”，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颇为奇异的观点。

青年毛泽东认为，人们的道德评价来源于自身的利益感受，即“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由此，他认可《伦理学原理》讲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观点。但是，毛泽东认为，这只是人格道德的表层内容。社会固然需要个人主义，需要冲破一切压抑个性的东西，但由此解放和实现的，应该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精神上之利己主义”。只有彻底、完美地实现自我的冲动和意志，才算是“遂其生活”，才会是最高境界的“善”。因此，道德上的“善”和精神利益有关，和肉体利益无关，“肉体无利己之价值”。所谓“利己”，应该是“高尚之利己”，本质上是“精神之利己”。这样的利己主义，与平常说的损人利己的自私，不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一般的利他主义更为高尚。

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只有不顾一切追求崇高理想，仅仅在“精神上”利己的人格，才是崇高的人格。这就是毛泽东年轻时的人格道德理想。

《物种起源》和《天演论》：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自然科学依据”

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文全译本，由马君武于1919年译出，当年和次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以《物种原始》、《达尔文物种原始》为书名出版。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负责选进图书，《达尔文物种原始》即是其中一种。这年10月，他向股东们提交的营业报告里说该书已销售10本。11月，他又在报上刊登售书广告，把《达尔文物种原始》列为“书之重要者”。

毛泽东1912秋冬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第一次读到《天演论》。显然，他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了解，是读《天演论》在先，读《物种起源》在后。事实上，《物种起源》是比较忠实地翻译过来的生物学著述，在非专业读者中，影响远不如《天演论》。1941年12月，毛泽东把自己保存的一批图书捐赠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室，这批图书后来带到北京，入中宣部图书馆保存，该馆目前盖有毛泽东藏书章的还有近300册，其中就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由此推断，毛泽东自1912年读到《天演论》后，在延安时曾保存此书，或继续读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常提及《天演论》和《物种起源》及达尔文进化论。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他列举古今中外青年创造发明的事迹，便谈到达尔文，说他是“大发明家，青年时开始信宗教，也被人轻视。他于是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只是没有到过上海。创造进化论时也是个年轻人”。1961年，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读《社会进化简史》《物种起源》，并拿着一本《物种起源》对当时在中办机要室工作的一位年轻人说：“这本书，值得一读，可以了解社会发展史。”1969年8月初，毛泽东同李德生谈话时，要他多读《天演论》。1970年12月29日，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读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后的体会，毛泽东遂让姚文元找一本《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给他。赫胥黎在这本书中利用当时解剖学、胚胎学新成果，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述了人猿之间的亲缘关系，首次明确提出“人猿同祖”论。毛泽东由这本《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还想到《天演论》，在姚文元报告上批示：《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送给他一张有达尔文签名的照片，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交谈中，毛泽东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毛泽东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希思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毛泽东说：“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所谓“咬狗”，是指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与人激烈辩论的事情。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外宾，对方谈到要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毛泽东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要自己想一想。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引了什法师的话。”《天演论·译例言》确实写道，“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足见他读此书印象之深。

毛泽东喜欢读这两本书，并时常谈到进化论，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在毛泽东看来，进化论创立以来的遭遇，典型地反映了科学发现的传播规律：新的进步的学说要让人们认知，不经过剧烈的争论，不进行有效的宣传、阐发和普及，大约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谈到“百家争鸣”之必要，便举例说，“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再次谈到这个认识，并且把它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联系起来。

第二，毛泽东服膺进化论，与他的个性及经历有关。敢于斗争，在矛盾和风浪面前迎难而上，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他的鲜明个性。毛泽东起起伏伏的革命生涯，所经历的血雨腥风和大悲大难的斗争，特别是中国革命从几度危机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与严复在《天演论》中宣传的“物竞”“天择”“以人持天，与天争胜”“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等理念之吻合，不言自明。

第三，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社会演变规律的认识，自然远远超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但终其一生，确实也强调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通过奋斗才能立足，进而由弱到强，而且始终注意和强调阶级斗争。毛泽东看重《天演论》和进化论学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他多次讲，自己在1920年读到《共产党宣言》，一下子抓住其中最核心的4个字：“阶级斗争”，就很可能与此前接受的进化论思想有关。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读了《天演论》，1920年就读了《达尔文物种原始》。

《反杜林论》：认识和改造世界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1878年出版的批判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杜林的论著。全书除序言和引论外，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编，总结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30年来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和自然科学成就，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联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毛泽东最早接触《反杜林论》，是1932年红军打下福建漳州获得的书籍中。毛泽东从此把它放在身边，经常阅读。1938年1月同梁漱溟谈话时，他特意推荐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这本书，外出视察也带上它。

毛泽东读《反杜林论》之细致，可举一例。

《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节“暴力论（续）”，为了说明“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是推动作战方式变革的前提，恩格斯举了拿破仑军队的例子。毛泽东1964年2月9日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便随口引用了《反杜林论》的这段论述：恩格斯说，因为有了步枪这种武器，法国军队的组织就改变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拿破仑之所以能横行欧洲，在军器上的原因，就是这个。在政治上是因为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这说明，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

《反杜林论》出版后，恩格斯把书中的“引论”第一节和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一、第二节，改写为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出版。这本小册子也是毛泽东经常阅读和向党内推荐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便随口引用了恩格斯在这本小册子里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随即评论：“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由于《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联系起来作了系统论述，毛泽东读它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在著述和谈话中引用《反杜林论》的语句和观点，很频繁。概括起来，他从这本书受到的启发，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理解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反杜林论》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后来的许多教科书事实上都是以《反杜林论》的论述基本观点和框架来写的。毛泽东1937年7、8月间为抗大师生讲授《辩证唯物论》，基本概念和观点也主要依据《反杜林论》。我们知道，他很少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大段引用马列原文，但《辩证唯物论》讲课提纲却大量引用了《反杜林论》中的句子，诸如关于辩证法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关于思想逻辑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关于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关于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等等。毛泽东的哲学名著《矛盾论》，就是由其《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一节改写而成。

二是运用发挥“自由与必然”这个哲学命题的含义。自由与必然是《反杜林论》阐述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书中从两个方面谈到二者的关系。一是从认识论方面提出，自由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一是从唯物史观方面提出，进入社会主义，由于摆脱了资本的束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在控制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可以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这个论断，特别感兴趣。在他公开发表的著述中，常常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角度，来强调认识、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不光运用《反杜林论》中“自由与必然”这个论断来分析革命和建设实践，还对这个论断本身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发挥。他在1964年8月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仅要靠对必然的认识，更要靠对必然的改造：“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在 1964年12月《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毛泽东还把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理解为永不会完结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毛泽东对《反杜林论》这个论断的以上两个发挥，重点都落到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永远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撰写《矛盾论》和《实践论》的重要准备

1935年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是苏联当时最为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这两本书的中文译本，前者由李达、雷仲坚翻译，后者由沈志远翻译。毛泽东读这两本哲学书，是1936年秋至1937年7月之间。他在这两本书上用红蓝铅笔、黑铅笔、圆珠笔和毛笔在书中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并写下15800多字的批语。

毛泽东当时下功夫读这两本书，具有强烈的现实需要。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后，急需从思想方法角度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但党内干部理论准备又明显不足。多数人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素养，对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片言只语，导致中国革命出现严重曲折这样的历史教训，认识上不是很清楚。毛泽东当时曾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犯“左”倾错误，从哲学上讲，就是没有吃透唯物论和辩证法，导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没有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不能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证明人们的认识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的标准。总之，是不懂得需要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此，毛泽东把提高哲学素养，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头等大事。

毛泽东细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他第一次集中和系统地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读这两本书，为毛泽东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产生了直接影响。毛泽东1937年5月至8月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4小时，这两本书，便成为他每次备课的参考书。读这两本书，还为毛泽东撰写哲学代表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了直接准备，其哲学“两论”，均脱胎于1937年5月至8月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的提纲。

毛泽东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有这样一句批语：“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道：“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因此，“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读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毛泽东写有这样一句批语：“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