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远

每回一趟家乡，都有一番伤感，时间久了，弄得我越来越不愿意回去。

清明节回乡祭祖，刚到坟地，还没来得及点燃纸钱，乡亲便一拨接一拨到来，见面都很亲热，拉几句家常，问在城里的生活情况，接着，在各自祖先的坟头添几锨新土，在墓碑前放上供品，点燃纸钱，叩首祭拜。一会儿，坟地又恢复往日的寂静。这些人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匆匆赶来的，祭完祖，连村也不进，又赶回他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几年前，他们都还靠这片土地养育，他们的父辈、甚至他们自己都还在这片土地上劳作，仅仅几年，在他们心里，这片熟悉的土地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他们想把自己连根拔起，移植到现在生活的城市里。与他们还有点关系的，只剩下这片乱坟丘下躺着的祖先，再有的，就是对这片土地的记忆。

坟地旁是连片的苹果园，洁白的果花开得正盛，树叶刚冒出毛茸茸的嫩芽，果花像飘在绿雾里。天气晴朗，春天灿烂的阳光照在果树上，田野里花香馥郁，沁人心脾。他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看见果树，想到的可能只有劳作的辛苦和逃离后的恐惧，故而，一刻也不停地钻进坟地路口的汽车，轰然离去。

过上一会，我和妻子也会离去。回来前，已与妻子商量好，上完坟，回村里看看年迈的岳父母，最多不超过半小时，马上返回。

村口也失去了以前的模样，葱绿的树木没有了，斑驳的村墙也没有了，村子已和相邻的临晋镇连成一片，早在十多年前，村前靠公路的土地盖起了一排商铺，走过去，感觉好像走在街道上。拐进巷里，却看不到节日应该有的人气，冷冷清清，家家门户紧锁，找不见一个说话的人，以前炊烟袅袅、鸡鸣狗吠的景象荡然无存，曾经让人魂牵梦绕的家园，如今已沦为老弱病残者的留守地。失望之余，远处，踉踉跄跄走来一位老太太，不用细看就知道是本家七奶奶。那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身躯，俨然成为这个古老小村的标志。一出现，便在清冷的巷道里弥漫出悲凉。走近了，艰难地抬起头，脸上皱纹很早就往一起挤。问：回来了？我答：回来了。又问：就走吗？我说：就走。这是我每次回来和村里人说话的固定模式，一般应答完了，双方转身离去。这回，七奶奶却不愿意走，兴奋的五官都移了位，拉着妻子的手，有说不完的话，说：就是过节时村里能见几个人，平常都各忙各的。又扳起指头数，说：谁谁在城里买了新房，一家人都走了。谁谁去某地打工，谁谁去城里照看孙子。最后说：都成城里人了，等村里这几把老骨头都入土了，村子就空了。

七奶奶的话，说得我一阵阵恓惶。

以前，回到村里，与村人谈论的多是家长里短，琐碎的话里有怨气，更多的是温馨，这几年谈的更多的是谁家走了，谁家准备走。本来一个村子的人，户口同在村里，却分成两部分：城里人和村里人，见面后更多是相互嘲讽和诅咒。妻子就属于户口在村里的城里人——一个现代社会的族类新品种，与妻子情况相同的，在村里还有几十位，以后会更多。

我明白这是大势所趋，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是这样。这几年，我常在晋陕之间的黄河两岸乡村游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农耕文明传统悠久得能让人回到远古。到这些村子，我更想了解的是现实社会的乡村发展状况。但是，各地农村的凋敝往往令人失望。到多数村子，能见到的只有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青壮年多数都在遥远的城市里谋生，只有年节时回家看看。最常见的是聚在墙角下晒太阳的老人，阳光照在他们衰老的躯体上，每一个过往的路人，都会成为他们关切的对象，混浊的目光带着几分渴望，很远就迎上来，又目送到看不见，然后猜测这是谁家亲戚，来做什么。每次面对这种目光，都觉得好像有一根无形的刺往心里扎。若不了解乡村情况，会以为这些老人很闲适，感觉来到“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桃源胜境。村里人都清楚，他们是在等待，一则等待着外出的儿女归来团聚，每当看见巷头有人走来，他们衰老的身体和迟暮心灵会同时擦出火花，由不得好奇激动，过后却是无一例外的失望；二则聚在一起相互说说话，借此驱除彼此的寂寞，打发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有些轻薄恶毒的年轻人，甚至连口德也不积，将这些老人常坐的地方称为“等死台”，将这些老人称为“等死队”。话虽难听，事实确实是这样。每个村庄都有一处老年人经常聚集的固定场所，这种地方一般多在村口，背风向阳，有可坐的台阶，夏天则有遮荫的大树。以前，在寂寞等待中，一位位老人先后去了，又会有新的老人加入进来，现在，等待的老人越来越少，剩下的老人越来越孤独。前些年，我们村也有过这样的情景，我年迈体弱的母亲就在等待之列，每当迎着母亲期盼的目光从外面回来，我会一阵阵地痛楚，却又不能给母亲什么。十多年前，母亲去世了，这几年回到村里，我发现连坐在墙角的老人也没有了，一些老人随儿女进了城里，剩下几位高寿的老者，或因为行动不便，或因为经不住巷里清冷，只好枯坐在家里，消耗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山西省临县碛口镇的李家山村是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山坡上窑洞重峦叠嶂，形如层楼，浑黄的背景中，窑洞随形就势，有若图画，很吸引人。去过几次才知道，这些只是给游人看的，美景背后隐藏着的是生活的困顿和心灵的寂寞。自新世纪以来，多数村人难耐大山的寂寥，纷纷举家离去，高崖之上，空寂的窑洞像瞪着一副黑洞洞的眼睛，无奈地望着村子衰落。在一户农家门前，我看到这样一副对联：农民兄弟弃农离家不务农外出打工，满山遍野生满黄蒿长满草领回直补。主人是位黝黑的庄稼汉，问他为什么这样写，他说，这还用问，别看白天人来人往，其实这村子没几个人住，都到外面打工了，到夜晚，整个村子里都空荡荡，黑乎乎，怕人呢。

我对乡村凋敝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山西省兴县王家塔村。那是个临近黄河的村落，站在村口，只看见山色苍茫，沟壑纵横，带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我们所以选择这个村子采访，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个富裕村落，1949年前，村中多有财主富商，至今村里还保存着许多明清建筑。陪同我们的当地朋友介绍，按照户籍登记，现在村里有六百多口人，在吕梁山区算个中等村子。我和朋友走进了村里，却大失所望。这是个依山而建的村落，古老的建筑残破不堪，多数已经坍塌，院内乱石瓦砾成堆，荒草疯长，破损的窗棂流露着绝望，残垣断壁将村落的凋敝演绎到极致。到处空寂无人，沿着古朴的巷道转了两圈，一只“汪汪”狂吠的黑狗总算给山村带来了响动，固执地在巷道里走，总算遇到了三位老人。这是一个死寂的村庄，一个凋敝乡村的标本，一个城镇化浪潮的牺牲品。三位老人两女一男，其中两位八十多岁，一位七十多岁。与我们相遇时，那位八十多岁的老汉正扛着扁担准备去山坡挑黄豆颗，我和朋友没有惊叹老人的健康硬朗，反倒诧异他如此高龄还要下地干活。老人也很诧异，他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来到这个破败的小山村，带着一脸惊奇问我们是不是县里的干部，下来发补助款的。我说不是。老人更惊讶，说，村里好多年都没有看见过外面的人了。问村里的人都去哪了。老汉说，都住到城里了，村里现在就剩下不到二十口人，都是没办法的，白天在村里的就四口人，还有那个女娃娃。顺着老人指的方向，我看见一个站在崖顶朝这边望的小女孩。说话间，一位老太太同样背着黄豆颗从山坡上走下，好容易遇见从山外来的客人，有了说话对象，也站住搭上了话，不一会，另一位老人也拄着拐棍，脚步蹒跚，凑到跟前。那个小女孩则伴着黑狗的叫声，站在崖顶远眺。村里所有人都凑齐了，我们却再没有采访的心情，只觉得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我清楚，千百年形成的乡村体系正在瓦解，这些人，可能将是这个山村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代农民，以后，他们的子孙在城里混不下去时，可能还会回来，但绝不会与他们一样。从村里出来后，望着远去的黄河水，朋友不胜唏嘘，说，也许明年我们再来这个村子时，连一个人也碰不到。

告别这个破败的山村，我又想起了我们村，那个因靠近城镇而兴盛一时的村落，竟和这大山深处的村落处境如出一辙。莫非，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走向终结吗？

2

我在那个叫韩家场的小村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祖辈更不知在村里生活了多少年，但是，自从三十多年前考上大学，将户籍搬离那天起，就不再被视为村里人，我也不再把自己当作村里人，这个祖祖辈辈居住的村落，成了我的故乡，虽然还不时回去看看，却也只能在想象中，回顾儿时的美好。村里所有的事，哪怕涉及到我家的利益，也只是个旁观者。

我在村里那些年，正赶上“文革”。繁重的体力劳动，单调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每个身在田间干活的年轻人都想逃离农村，最大的梦想是能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干活之余，我常常捧着书本入迷地读，曾有一位本家长辈，望着我对别人说，这娃，早晚不是村里人。这话给了我激励，连自己都相信早晚能走出乡村，做一个城里人。事实上，我知道自己是村里最不可能走出去的年轻人，受人歧视的家庭出身，像一根巨大的钢钉，将我的躯体连同灵魂死死钉在家乡的土地上。不可能上学，不可能当兵，不可能当工人，更不可能当干部，所有的路都被堵死，唯一可做的就是老老实实面朝黄土背朝天，做个农民，我已麻木绝望。当时我才十六七岁，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让这种年龄的人产生绝望，说明社会出了问题。我在那片并不热爱的土地上整整劳作了七年，从一个翩翩少年，变成一个忧郁的青年，直到恢复高考后，我离开乡村的梦想才得以实现。至今还记得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情景，那薄薄的一张纸片，仿佛生死符一样，是逃离乡村的凭证。我将上面简单的文字看了又看，炫耀了再炫耀，随后，拿着它，一路绿灯，先办了粮油关系。所谓的粮油关系，就是将吃生产队的分配口粮，变为吃供应粮，意味着从此将成为吃皇粮的公家人。按照规定，我从家里装了一百多斤小麦，拉到粮站换成粮票和二十多块钱。接着是办户口关系，当看见派出所的女人将印戳盖到户口本上，注销我的农村户口时，有一种从地狱里逃脱的感觉。几天后，离开家乡时，望着即将收获的庄稼和远处黛蓝色的山峦，我一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可留恋的，只感觉自己侥幸，比坟地口钻进汽车离开的那些人走得更坚决。

户籍制度与土地集体化，基本上将千百年来的乡村宗族制度打烂，这一点，在我们村表现得很明显。从我离开家乡到现在，三十多年下来，村里的韩姓人家一户户转出去，上大学的上大学，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多数都在外面成家立业，走出去了就不打算再回来，渐渐，韩姓人家越来越少，反倒是其他姓氏的占了多数。按照村人近几十年形成的观念，户口离开村里，就不再是村里人。相反，哪怕你本来是外地人，刚刚通过各种关系，将户籍迁到村里，立马会名正言顺地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可以分得宅院、自留地，后来还可以分到责任田，我们那个仅有五十来户人家的村子中，起码有七八户就是这样来到村里的。尽管韩姓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小村里，尽管他们能走出去，是自身智慧和努力的结果，但一旦出去，带不走什么，也留不下什么，回到村里，看见村里人，看见自家破败的老宅，好像亏欠了家乡，全无光宗耀祖、衣锦荣归的感觉，见谁都要付出百倍的热情，送出明媚的笑意，村人也泰然受之，因为，不管你以前是哪里人，有户口就是村里的主人，不管谁来到村里，等于来到了他们的地盘。

每个农村青年都有走出去的梦想，每个家长都想让儿女有出息，而有出息的标准，就是走出去，成为一个城里人。为此，许多年轻人往往不惜代价，朝高考那座独木桥反复冲刺，前赴后继，惨烈悲壮，有的甚至连续数年参加高考，尚不能得到走向城里的通行证。许多农村青年并非有多么高远的志向，所以如此顽强地一次次参加高考，仅仅是为了逃出乡村，改变人生状态。高考的失败是十分痛苦的，意味着未来不得不在残酷的乡村环境中度过一辈子，因而，哭天抢地、寻死觅活的情景，往往不鲜见。在我们村，每个年轻人都是在绝望的情况下才不得已留在村里。从留在村里的那天开始，他们的人生已经遭遇了一次惨败，这种心灵上的疤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抚平。

曾经与许多和我一样从乡村走进城里的人交谈，问他们当年走出乡村时的情形，无一例外，都走得和我一样急不可耐。在他们的记忆里，除了童年的美好，那个曾经养育过自己的地方，留给他们的似乎只有痛苦的回忆和可怕的未来。于是，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参加工作，抑或是去城里投亲靠友，都是人生的转折，有一种忽见天日的激动兴奋感，要专门摆宴相庆。我曾参加过无数次这样的宴席，当年我和弟弟离开时，父亲也曾专门从两千多里外赶回来，为我们摆过几乎相同的宴席。在我看来，那是一种终于摆脱出身阶级的庆典，值得炫耀一番。因为，即便到了城市还暂时不能改变自己弱势群体的地位，至少能和高一级的社会阶层居住在同一个地方，晦暗的人生总算出现一道微弱的曙光。许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是这样，现在，那些走出去的年轻人也是这样。一旦走出去，很少愿意再回去。况且，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使他们在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再无落脚之地。生活与精神上的需求，使他们已经离不开城市，仅仅几年之后，便会变得比城里人还城里人。作家贾平凹说，他有一位大学同学，是由农村来的，成为城里人后决不再回老家，老家来人从不请吃和请住，老家人一走，就会用消毒水、空气清新剂喷洒沙发。我没有见过这样极端的，却见过不少一样不愿意回老家的人，曾问过一位朋友，一年能回村里几次？朋友说，以前父母还在村里时，每星期都要回去看看，后来父母去世，没什么牵挂了，一年能回去两三次就是好的，除非有亲戚朋友家婚丧嫁娶，一般没事不回去。他的老家离县城才十几里，开车回去也就十来分钟。

曾读过一篇名为《知青返乡记》的文章。一位叫苏试的下乡知青，返回城里四十多年，乡村那痛苦的经历仍如梦魇般不时困扰着他的生活，每每在不同的环境中，从噩梦中惊醒，大呼：不，不，我不回去！在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只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有过相同的噩梦。才当了几年乡下人，就吓成这样，会令许多人不能理解。其实，若在当时的农村生活几年，恐怕你会比苏试还要恐惧。离开乡村许多年了，我也曾做过这样的梦，梦境中，是一次次地参加高考，又一次次落榜，又一次次被吓醒。

我们村当年也有个知青，他的家在西安，来我们村时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比我大不了几岁。我们常在一起干活，玩耍。每当干活累了，他会用陕西话不断念叨：“乏的，乏的。”以后，村里人把“乏的”当成了他的绰号。“乏的”可能是返城最迟的一批知青，回城时，已经快三十岁，和邻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回到城里后，工作并不理想，在钢厂当炉前工，收入不高，工作甚至比在村里还累，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与妻子离了婚。到现在，“乏的”离开村里有三十多年了，期间，只为农村户籍的女儿迁户口回来过一次。匆匆来，匆匆去，除了让村人想起当年村里还有个叫“乏的”的知青外，没有留下一句话。村里没有人埋怨“乏的”的不忠，包括他的妻子——一个当年身材苗条、面容姣好的邻村女子，她就是我们村的“小芳”，和“乏的”只在一起生活了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与“乏的”离婚后，她等于在我们村没有了家。一次，回到村里看望故友，入夜时分，来到了我家，坐在院里的月光下，与我妻子回顾以前在一起干活的岁月，说到“乏的”，没有一句抱怨，仍然温情脉脉，看得出，尽管被无情抛弃，她对“乏的”仍一往情深。我也能理解“乏的”，感觉“乏的”是想从生活中彻底抹掉那段可怕的记忆，除却感情、道德因素，这恐怕没有什么不对。

我不可能像“乏的”那样一去不返，那个叫韩家场的小村里有我永远割不断的记忆，对家乡的复杂感情早已融入我的血液，虽然经常也做与那个叫苏试的知青一样的噩梦。潜意识中，我也有与“乏的”一样的情结，尽量少回去，或者能不回去就不回去。

3

我们那个小村现在仅有270多口人，往前推至晚清年间，才五六十口，全部姓韩，真正在外面的只有一个人，村里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只因他的孙子——一个六十多老光棍叫韩炳胡，我和兄弟们都称他胡娃爷。他是清光绪年间进士，曾在京城做官，当年高中时的荣耀，至今仍是村里的一个美丽传说。在外面做了几十年官，村人始终把他当作村里的一员，他可以隆重地回来，再从容离去，无论身在天南海北，都是村里最重要的成员。民国时期，村里在外面的人开始增多。山西人有做生意的传统，民国版《临晋县志》中说：“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无余丁及质地鲁钝者外，余悉遣赴陕省习商。”从我们家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县志所言不虚。我的父亲和许多亲戚都曾在西安做过生意。在外漂泊几十年，不管是不是发了财，年老体衰时，都无一例外地回到村里，因为，这里有他们的血脉，有他们的祖宅和土地。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我们村真正走到外面的只有区区四个大学生，虽然，他们还被当作村里人看，但村里已没有他们的户籍，也没有他们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的，属于每一个在村里有户籍的人，与没户籍的人无关。

“文革”结束三十多年来，村人陆续开始走向外面，粗略算了算，在外面谋生的竟和留在村里的人数差不多，也就是说，仅仅三十多年，我们这个小村，在全国各个城市，竟又繁衍了一个村子的人口。如果算上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现在村里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人口。这些人的分布地域呈金字塔形，县城最多，依次是市里、省城，最后是京城、国外，在其他大城市居住的仅有寥寥数人。其中在县城做事的有二三十位，若连老婆孩子都算起来，起码有七八十位。这些人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当年通过上大学、中专、当兵等途径，分配到县里的机关、学校、工厂。当初，离开村里时，他们并不知道以后会去哪里，一旦毕业或转业，若没有理想的地方可去，最后的选择一定是县城。这些人出来的途径被视为“正途”，又被称为吃皇粮的，当年很受人羡慕，我和二哥、四弟都属于这一类。最近这十多年，村里虽然每年也有大学生毕业，却再没有一个从“正途”走到外面，孩子上大学也就成为稀松平常的事，不会被人高看一眼。

县城是离乡村最近的城市，与村人联系最紧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虽大，却很遥远，好像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与乡村百姓没什么直接关系，只是传说中的地方。县城就不一样，实实在在，是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村里有一人在县城混成人物，往往能将一串亲戚带来，形成一个新的姻亲圈，免不了常来常往。不光我们村，随便去一个村，若问在外人员哪里最多，一定是县城。

另一部分人能够走出来，完全靠自己努力。他们从学校出来，没能进入乡村社会人人为之向往的大学，在人生的旅途上已输了第一阵，但是，这些人往往头脑灵活，既能适应社会，又是传统乡村的叛逆，其做派往往与传统道德格格不入。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很难从乡村走出来。与靠“正途”走出去的人相比，他们更不留恋家乡，有的甚至对曾让自己受过无数苦难的乡土产生痛恨。可是，一旦在外面获得成功，衣锦荣归的又往往是这一部分人，站在村前，望着曾经饱受欺凌的地方，他们恨不得大声质问：不是看不起我吗，现在我终于混成个人样了。

在我父亲的姻亲圈里，我的两个表哥就属于乡村社会的典型异类。他们风华正茂时，生活在“文革”时期，加上出身不好，在村里受尽了欺凌。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颓废消沉过，与老祖母和妹妹相依为命，在那个令人绝望的年代，他们始终气宇轩昂地活着，狂傲、自信，甚至极度看不起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的人，为此他们受过不少苦。两个人都好学，读书、画画、吹拉弹唱，甚至木匠、裱糊匠，凡当时村里能学到的技能，都要学，唯独不喜欢做农活。两位表哥年幼时，父母相继悲惨地离开人世，凭着老祖母拉扯成人，在别人看来，这样一家人，即使不是苟延残喘，也一定戚戚惨惨，连睡觉都应该耷拉着脑袋。谁也没想到，就靠着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祖母拉扯，他们兄妹三人都上了中学，这在当时连许多富裕人家也难以做到。后来因为“文革”中断了学业，文化的力量让他们在那种环境中活得理直气壮。一次，二表哥受了气，心情郁闷，从巷里经过时，大家都认为他应该耷着脑袋唉声叹气，没想到他走得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到巷中间，当着那些人的面竟直抒胸臆，扯起嗓门，大声唱起歌。弄得村人大惑不解，说：这娃是不是神经了。这样的人，乡村小小的空间岂能装得下。改革开放后，他们就像被打开了笼子的猛兽，一下子冲向更广阔的社会，数年间便大获成功，成为村里人人羡慕的农民企业家。大表哥在运城、北京都买了住宅。之后，只要有修路、修巷、建庙之类的事，不等村人开口，都会慷而慨之，倾力相助。问他们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对村里还这么有感情？大表哥一笑，说：是有感情，但这种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不知道是爱是恨。一年前，大表哥出资为村里修了座观音庙，从庙门左右他自撰的对联里，我看得出，他将对家乡的复杂感情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这是一副很讲究的对联，上联是：慈航普渡观四海听八方何乎一村一舍。下联是：佛光永照佑千古化万物况兮三界三生。“何乎一村一舍”，是对当年家庭遭际的控诉，怨怼之情油然而生。

乡下各村都有一批窝里横的主儿，这些人往往凭借家族势力或玩命的匪气，自以为是村里老大，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巧取豪夺，动不动就挥拳头，一次次用暴力惊扰着乡村的宁静，令老实巴交的乡亲望而生畏。然而，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观念中，他们势力再大，再有钱，住的房子再气派，开的汽车再高档，也始终被村人看不起，一生充其量不过是个小混混儿，离开了那片土壤，恨不得把头缩进肚子里。因而，虽然在村里混得还不错，最后留在村里的往往是他们。有这些人在，乡村凋敝的就不仅仅是环境，更是传统道德。有文化、有胆量、有头脑的人本来是支撑乡村传统道德的精英，可是，他们往往毫不犹豫地走了，只在村里留下一地鸡毛。

第三部分人，是被城镇化浪潮冲进城里的。这几年，我们这个小城里的居民住宅疯狂扩张，一排排楼房拔地而起，朝四周田野无节制地蔓延。每到傍晚时分，县城的街道上会走过一群一伙的民工，他们往往由不同地域组成，有四川的、重庆的、安徽的、山东的、河南的，大楼在他们手中一天天增高，县城因他们而尘土飞扬，日夜轰鸣。一到每年六七月间，县城却变得异常宁静萧条，所有的工地都寂静下来，脚手架层层叠叠，却看不见一个民工。问这些人都去哪了，回答：都回去收麦子了。所有的事，都要等麦收过后再说，连巷道里，平时摇着拨浪鼓收破烂、喊声悠扬修电器的也没有了踪影，都回去了。市场里那摆摊叫卖的，也纷纷歇业，生意清冷，门可罗雀，不得不耐下心来，等麦收过后再开门大吉。那些天，城镇化浪潮席卷中的中国不光退化成一个大乡村，还是大打谷场，凡有小麦的地方，都会弥漫着夏收的味道，都有刚从城里回来的农民工。

望着新起的一排排住宅楼，我曾疑惑，一个才十几万人的小县城，哪里来这么多人居住。问过几位朋友，才明白我是杞人忧天。多少年来，我们这片平坦富庶的黄土地上，农民终其一生要做的事只有三件，即生养孩子、盖新房、娶媳妇。循环往复，代代如此，一辈辈农民都在这三件事中耗尽了生命，付出了终生的辛劳，代价极其昂贵。朋友说：这两年，乡下出现一种现象，因为孩子多愿意生活在城里，许多农民不在村里盖房，改为在城里购房，家庭条件好的在乡下盖好房子后，又在城里买房。他们村已经有十几户村民在同一个新建小区购买了房子。我想，农民所以愿意搬到城里，并不只有朋友所说的原因，更重要的一点是，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而乡村的生活从来没有真正好过，在封闭的年代，他们尚可以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开放的年代让现代城市生活进入他们的视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社会学者所说的熟人社会，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并非只有乡情，还有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和精神压抑，数十年前的阶级斗争更把这种勾心斗角表面化、家族化、复杂化，直到今天仍流续不绝。在城镇化浪潮助推下，一旦发现自己也可以进城居住，可能连一天也不愿意待在乡村，以摆脱所谓的熟人社会，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反过来说，城镇化所以能形成浪潮，正是有无数农民的这种心理铺垫和精神需求，并非谁想推动就能推动的。

朋友的话很快得到证实。一天，在一个小区旁，我遇见了我们村的普娃。才不到五十岁的年纪，普娃头顶已成不毛之地，满脸沧桑，却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问来县城做什么，说：在这里买了房子，正在装修，过几天就能搬进来。话语间，俨然已是这座小县城的主人。我为他感到高兴。普娃经营着六七亩果园，夫妻俩含辛茹苦，总算将一双儿女供得大学毕业。他原本想让孩子在北京、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混得风风光光。结果很快就发现，在那种地方，像儿子这样无根基的打工者，不可能混入主流社会，永远都是个漂泊的打工者，根本没有未来。即使靠才智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一辈子也不可能买起房子。后来，儿子回到了县城，他又苦恼地发现，要想让儿子在县城里成家，同样必须先有房子。这几年，县城的房价被一线城市带动，也如雨后的庄稼，节节升高，从十年前的不足千元一平方米，到现在的三四千元，令工薪阶层也望而生畏。这些情况，普娃并非不清楚，但是，为了儿子他豁出去了。十多年前，他已在村里建了房子，本来就是打算为儿子娶媳妇用的，没想到，在儿子和相恋的女孩眼里，村里的房子根本就不叫房子，因为县城没有房子，和没有房子一样，他们根本不可能回村里居住。

普娃家在村里算是富裕户，这次，为了在县城买房子，他几十年来积攒的辛苦钱被一包清尚不够，还向朋友借贷了一部分。对此，他并没有怨言，为了儿子，这钱他花得无怨无悔。碰见他那天，我正开完一个会议回来。会上，县领导做出一个前无古人的决定，要在县城南边再建一个新城区，其中大部分是高层住宅楼，以促进城镇化建设，加速经济增长。普娃不会意识到，他终生积攒的那些钱正成为这个小县城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更不会意识到党政官员的政绩与他这小小百姓有什么关联。从普娃的举动中，我不得不佩服县领导的聪明睿智，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乡村社会有普娃这样一批人，为了子女的未来，需要不惜代价地在县城定居。再看那一排排新起的高楼，感觉就是无数像普娃这样的人，用自己终生的心血和积累堆积起来的。

再见到普娃，是在他儿子的婚礼上。这次，他的头发更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被新衣服包装后，整个人怪怪的，就像他在这个小县城中的位置一样，尴尬而又生硬。

普娃两口子在县城里过得并不愉快。年轻时，他也有过走出乡村的强烈愿望，也曾一次次地参加高考，又一次次地落榜，几十年过去，早已适应了乡村的生活，眼看快到老年时，却让一股摸不着头脑的浪潮冲进城里。虽然来时兴兴的，美得像从此进入天堂一般，实际却很被动，也很无奈，不过是随波逐流。儿子、儿媳都在县城郊外的一座每天排放恶臭气的化工厂打工，他们老两口住在县城的使命是为小两口做家务。普娃很不适应县城的生活，说有时候在单元楼里闷几天，连跳楼的想法都有。好在县城离家乡并不远，可以隔三差五地回去，去务弄他的果树，重温乡村的气息。一年后，小孙子出生了，普娃老婆干脆长年住在县城，农忙时节，就只剩下普娃一人在果园干活。每年冬天，果园里没活干了，乡下没有取暖设备，房间寒冷，普娃不再来回奔波，只能住在县城新买的房里窝冬。一天，我看到他时，老两口正喜滋滋地推着童车上的小孙子在公园里晒太阳，看见我，说：等过上几年，把孙子看大了，一定要搬回去住，住这单元楼，能把人憋死。又叹息：也不知过几年还能不能回去，知道吗？村里又刚卖出去七八十亩地。普娃说的事我也是刚听说，我们村共500多亩土地，人均不到两亩，因为紧邻临晋镇，大部分土地在省道旁，十多年前，随着小镇扩张，卖出去几十亩。前几年，村里的土地一时没人买，村干部心急火燎，竟公开悬赏：谁能将土地卖出去，按百分比抽成。一年前，终于有人觊觎村里靠省道的土地，村干部像急疯了一样，热心得令人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一家一户跑，引诱加威吓，现在，总算将地卖出去了，听说才三万块钱一亩，而普娃的苹果园离卖出去的土地还不足五十米。等普娃夫妻俩把孙子看大了，不知道村里还有没有他的土地，他的宅院是不是已经被强拆。但愿他从此会按照政府官员的设想，很快适应县城里的生活。

我尽管并不怎么热爱家乡，却有着深厚的农民情结和乡土意识，在我看来，人世间的财富，只有脚踏实地的土地才是最可贵的，西哲有言：土地是财富之母。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又是最不可靠的一种财富，不知多少人因为这种财富发狂，又不知有多少人因这种财富家破人亡。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往往因土地而起，最后又因土地而结束。我们村的土地被卖后，我曾经感叹，中国农民无比珍惜的土地在权力和资本面前竟如此虚弱，只一瞬间，就会被人攫取，而一旦到了开发商手里，种出了房子，又像个恶魔般，会吞噬所有财富。这些年，读许多学者关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论著，我常常发笑，因为我知道，只要碰到权力和资本，即使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也会被轻而易举剥夺。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有许多像普娃这样的人，他们视住进城里为荣耀，想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却不能融进这座县城，县城也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住进了最能象征这个时代的商品楼，人却始终不属于这个时代。他们不可能像年轻的子女一样，利用年龄和知识的优势去适应环境，即使住到城里，仍然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农民，从思维到行为，都还没有脱去农民的影子。去年秋天，我去一个新建的小区里看朋友。只见小区外的大街两侧摊满黄澄澄的玉米，只为往来车辆留下窄窄一缕，另一面，玉米脱粒机轰轰作响，小区外俨然已成打谷场。朋友说：住在这里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农家，到秋天收获时节，这些人每天早出晚归，没等人苏醒，三轮车突突响，留下一股黑烟后，回到村里，等天黑很久，又载着一车收获的庄稼从十多公里外的村里赶来，每天如此。

我能想象到朋友的烦恼。其实更苦恼的是那些住在这里的农家，他们或因为儿女、或因为自己追求城里生活，浑身不自在地居住在这个小区，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经济来源还在田里。住在城里，不是为谋生，更不来淘金，不过是被儿女或者说一股浪潮卷了过来，他们并非不清楚这一点，却只能认了。这里是他们的子女进入现代社会的过渡地带，或者是摆脱乡村的跳板。在他们看来，有了房子，就等于有了在县城落脚的基础。却恰恰没有料到，城镇化浪潮将他们变成了两栖动物，在城里，他们是乡下人；在乡下，他们又是城里人，两种身份的存在，使他们不得不随时转换角色。和城里人一样，逛超市，买面买菜，交电费网费电话费燃气费，遵守城里的各种规则；一到农忙季节，他们会急不可耐地回到果园、枣园，拿起锄头、铁锹去做干惯的农活，自然而然地恢复自己的村民身份。心却不再像以往那样平静，操心果园的收成，又放心不下城里的子女，就只能这样两头奔忙。等停下手里的活，静下来想，蓦然发现：乡下的空气很清新，视野很广阔，在劳累中带着闲适；城里的楼房很舒适，设施很全面，却在闲适中带着烦恼。他们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事实上，如果稍加思考，他们会发现自己在下一个赌赢几率很小的筹码，因为他们的心永远不会待在这个小县城，他们的身体也永远不会适应这里的生活，促使他们下注的是儿女们缥缈的希望。以后，还会有许多人和他们一样疯狂地下注，前赴后继，浩浩荡荡，形成一个混乱拥堵的大军，毫不吝惜地将钱投给权力与资本联手操作的吸钱机器，呜呼，在当代中国，这该是一种多么宏大壮烈的场景。

4

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嗅不到田里的花香，看不到远处的山峦，更无乡亲之间的熟络与亲切，能看到的只有人群中漠然的目光和水泥住宅的冰冷单调，这种目光往往让他们自卑、畏惧。躲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巢穴里，他们的骨头和意志渐渐软化，在田地里灵活的手脚和灵敏的头脑，到了这里显得异常笨拙迟钝，经常被人嘲笑，好像从一个荒蛮的世界刚刚落脚到人类世界。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没有改变，祖祖辈辈沉积在脑子里的东西，不会因为住在城里一下子就去掉，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普娃老婆在县城没住几天，就开始串门了。电动车后座上坐着小孙子，挨家看每一个住在县城的村里人。来到我家时，还是村里的做派，没进门就粗声大气地喊我的小名，无拘无束地粗声大笑，将她泼辣而又单纯的心灵展示完毕后，站在院里，与妻子交流怎样用城里的小锅小灶蒸馍，菜市场哪家的菜便宜。说完笑完，留下一句话，说：这下记住门了，以后会常来。又一阵风似的离去。

过了没几天，我与妻子回访普娃夫妇。进了那个新建的小区，只见小树低矮，树冠若球般圆圆的，没有股叉，都是刚长出一两年的枝条，绒球玩具一般，倒也俏皮可爱。花圃里，月季、牡丹开得正艳。妻子喜欢养花，正沉浸在花朵的美丽中，突然，空中一声炸雷般呼喊：博博——声音分贝极高，悠长嘹亮，在四周的楼群中回荡，让人一下子想到了乡村巷里的呼儿唤女声。仰头看，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从五楼阳台玻璃窗伸出头，扭着脖子，扯开了嗓门，毫无顾忌地呼喊，大概在叫她的小孙子回家吃饭。

普娃家住六楼，没等我们上去，普娃已带着满脸微笑站在楼前，看见我们很高兴，像迎接贵客一样，把我们让进电梯。进了他的房里，我感叹普娃住房装修的讲究，吊灯、壁橱、博物架、沙发、茶几、大尺寸平板电视、大功率空调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木地板光亮得让人不敢落脚，打开灯光，房间里金碧辉煌，有若宫殿。这是普娃的家吗？普娃在埋怨中带着得意，骂：贼熊儿子，非要弄成这样，多花了多少钱。接着领我去各个房间看，说儿子本来让他和老婆住主卧，为了孙子，他和老婆现在住次卧。我看了看，普娃的房子大概有一百三四十平方米吧。在我们这个小县城，连毛坯房带装修，再加上买家具，没有六七十万下不来。

普娃老婆正在厨房做饭，说马上就好，过会儿一块吃。妻子问：还是两顿饭吗？普娃老婆说：是，吃不惯三顿。晋南一带乡村自古都是每天两顿饭，早晨九点多一顿，下午两三点一顿，没有晚餐。到晚上实在饿了，一般胡乱吃些剩饭菜对付。这种习惯，其实是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传统形成的，非常适合田间劳作。没想到，普娃住到城里一年多了，还吃两顿饭。问儿子、儿媳上下班要吃三顿饭怎么办。普娃老婆说：他吃他的三顿，咱吃咱的两顿。妻子笑：那一天得做多少顿饭。其实，县城里有许多每天吃两顿饭的人家，我邻居老两口，住在县城差不多五十年了，至今还保持这种传统。

我在县城混迹三十多年，在乡亲眼里并不算个成功人士，又是个不善交际的书呆子，基本上没有能力为村里人办事，与居住在县城的乡亲们交往并不多，普娃老婆以后再没来过。县城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村落，刚入住不久的乡亲往往会以村里某个成功人士或先驱者为中心，组成一个新的姻亲或同乡中心。这些成功人士或先驱者往往是他二叔、他三舅之类，至少也是表亲或本家兄弟什么的，若实在没有这些关系，还可以认干亲，你的儿子称我干爸，我的女儿称你干妈，以后见了面，就相互称亲家，比同乡同族还亲。遇到什么事都要靠人情，七勾八拐，各种关系就成了一张巨大的网，亲戚、朋友、同学、同乡、上下级，老同事，说不定遍布县城里的各个部门，没有办不了的事。若还想办得更好，只要多跑跑腿，动动嘴，几天就能弄到书记、县长那里去。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刚在城里落脚的年轻人，要靠这张网才可能有所发展。

正因为如此，县城里一个村，一个家族的人往往抱团儿，连买房子也喜欢凑在一起。本来嫁出去的姑娘婆家在外村，这下好了，反正要在城里买房子，干脆就买在同一个小区，热热闹闹又成了一家人；本来只是要好的哥们儿，却不在同一个村，要在城里买房子了，干脆就买在同一个小区，同一个单元，甚至住对门儿。还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原来在村里就是吵吵闹闹的邻居，住到城里后有了分开的机会，却偏偏要选择同住一个小区，不几天，又将在村里的吵闹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城里。

为什么会这样，表面看是为亲情、乡情、友情，实际是初入城里的胆怯，想遇到事儿有亲戚朋友帮忙照应。

前几天，一位朋友给孩子结婚，喜棚就搭在小区广场上。忙前忙后的人都很亲切，男的称兄道弟，女的以姊妹相称，晚辈见了女的叫姨叫婶，见了男的称舅喊叔。不知道的会以为全是亲戚。问了主人，他说：哪有这么多亲戚，都是会子里的人。我明白了，因为我知道，若是一个会子里的人，平时会比亲戚还亲，帮起忙来，会比朋友还卖力。热情的样子足以让所有的亲戚朋友通通都成为外人。

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乡村的“会子”，以为那是一种神秘的帮会组织，加入时需要有歃血盟誓之类的仪式，后来，知道自己想错了。第一次见识会子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子里。那回是个白事，一位同事的父亲突然故去，单位的人都赶过去帮忙。没想到，到了家里，我们根本插不上手，所有的事都井然有序，所有干活的人都尽心尽力。一问，也说帮忙的都是会子里的人。

回去后，拜访了几位地方史学者，再查看相关资料，才明白，所谓会子，原来是一种古代乡村社会自发的互助组织，源自于古老的民间结社，至今流行于晋南一带的黄河沿岸。

在现代社会，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我对此极感兴趣。

会子又叫“会”，由同村意气相投的同龄人组成。黄河沿岸土地贫瘠，民风淳朴。每逢灾害之年，需要大伙相互帮助才能渡过难关。黄河沿岸人又重感情，讲义气，人与人相处掏心窝子，往往把大伙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更重要，这可能是会子形成的基础。会子有会首，或轮流担任，或大家推选。一个会子里的人见面不称名道姓，互称会仗。一家有红白事，大家都有义务帮助，就像干自己家里的活一样，要抢最脏最累的干，礼金也会比别人多几倍。妻子叫会婆婆，也参与其中，而且乐此不疲。会子以窝论，一般村子每窝会子有十几二十几人不等，不同年龄的人组成不同的会子。每个村会子数量不等，视村大小而定。从十二三岁入会子，到七八十岁，每个年龄段都有好几窝会子。因而，往往一家有几个男人就有几窝会子。家里有事，事主会酌情启动几窝会子，看是老辈的会子还是小辈的会子，老大的会子还是老二的会子。入了一个会子，从此就是弟兄，事事抱团，以后，无论你走到哪里，当了多大官，发了多大财，一个会子里的人如有事，一定要倾力帮助。这种结社比宗族关系更紧密。听一位入会子的朋友说：前两年，他们会子中有人在县城乔迁新居请客，在外边做生意的、工作的，哪怕远隔千山万水，都要风尘仆仆赶回来，有北京、上海、广州的，热闹一两天，再赶回去。

以前，曾听说过县城某某与某某是一个会子的，仕途中相互扶助提携，青云直上。没想到，他们又将会子这种形式原封不动地搬到社区，为浮躁的县城增添一份乡情的同时，又增加了一种江湖气。

5

除了这些能在城里落脚的幸运者之外，许多乡亲还在继续漂泊，候鸟一样来往于城市与乡村之间。

我在村里的邻居宝才是个光棍汉。此人身材高大，动作迟缓。早年因为是独子，又有一样毛病——懒惰。幼时，涎水鼻涕不绝，天生带着几分傻相，但傻人有傻福。集体化时，凭借父母的精明，娶了个能干的媳妇。父母老迈后，宝才的婚姻再也不能维持，打打闹闹，没过几年就离了婚。三十多年来，宝才含辛茹苦将收养来的儿子拉扯大，儿子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此生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儿子念大学，走进城里。这个目标在儿子三四岁时就制定好了。二十多年前，一个炙热的中午，他摇摇晃晃来到我家，郑重而神秘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你是咱村里有学问的人，给我出出主意，你说，是在村里盖房子讨老婆划算，还是倾尽全力供儿子上大学划算。他的神情极认真，分明是在探讨决定他与儿子一生命运的大事。作为外人，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他十分固执，坐在我家客厅整整待了一上午，翻来覆去说车轱辘话，谈他对儿子的希望，说他生活的困顿，认定了我是村里唯一能给他拿主意的人。被他磨得实在不耐烦时，我说：这要看你怎么想，要想自己过得舒服，当然是盖房子讨老婆好。若为了孩子前途，还是供孩子上大学。当然，如果你有能力，两件事情可以同时做。宝才尴尬地笑，显然，他根本没有能力同时做两件事。想了一会，他狡黠地笑，说：你是说，若孩子将来有出息，会在城里落脚，就不必在村里盖房子了，这样，又培养了儿子，还能住在城里。我说：是这样。宝才又是一阵沉思，最后仿佛拿定了主意，说：还是这样划算。

以后，宝才果然没讨老婆，很少待在村里，常年在外面打工。偶尔回来，穿一身邋遢的工装，容颜苍老，带着一副疲惫的神态。晚上，独自一人睡在残破的老屋里。他家的房子是土改时分的，几十年来从没有动过一砖一瓦。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早就破败不堪，已是危房。宝才从不收拾，墙斜了，弄一根木椽顶上，房漏了，弄一块塑料布苫上。一场大雨过后，南房轰然倒塌了，在巷里扬起漫天尘土，砖瓦木料和碎土混在一起，狼藉一片。要是勤快人，哪会让房子自然坍塌，即使塌了，很快就会将砖瓦木料归置好。宝才连理也不理，好像塌的是别人家的房子，仅从中间铲出一条小路，供回来时出入。后来，西房也塌了，宝才照样不理会，最多回来时做饭，从废墟里抽出根木料烧火。他要节省一些费用和精力，不计代价地供儿子上大学。这样一个邋遢懒惰的光棍汉，在村里地位极低，没有人能看得起。宝才并不在乎，对村人的讥讽往往一笑了之。那年秋天，一个天高云淡的晌午，宝才突然来我家借钱，数目不大，只要一百块。说是邮局的人给儿子送入学通知书，要买鞭炮庆贺。我给了他钱，说不用还了，算我们一家的贺礼。随后，与宝才一起来到门外。巷内已经围了一大堆人，女人们叽叽喳喳朝宝才讨喜酒喝。鞭炮是邮局的人带来的，属于邮局的一个收费项目。宝才将钱交给一个女人后，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硝烟弥漫，宝才笑逐颜开，挥舞着儿子的入学通知书，如同拿到皇帝圣旨一样得意自豪，好像儿子中了状元一样眉飞色舞，向每一位在场的男人发烟。看得出，他为自己赢得这场人生豪赌兴奋异常，那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刻。那一会，村里再没有一个人看不起宝才，所有人的祝贺都是发自内心的。

宝才没想到，儿子上大学，只是他人生赌注的开始，以后，他回来得更少了。有一年春节期间，我又在巷头遇见他。与上一次相比，他显得更加肮脏邋遢，没有因为春节到来换上一件稍微体面点的衣服，那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工装，油腻破损，看样子很长时间没洗过。手上、皱纹里有明显的污垢。说起话来，却精神焕发，长年在外面，他长了不少见识，国内国外、天文地理、基金股票、萨达姆卡扎菲，说起来滔滔不绝，有滋有味，全是满不在乎的口吻，似乎所有的事都不值一提，只有谈起钱才郑重其事，表情极为严肃。问他这几年都在哪，他说：北京、天津都待过，后来在西安，给人家炼油。接着用极羡慕的神气说老板炼油有多赚钱、车有多值钱。最后，我听明白了，原来他是在为老板炼地沟油。说：这可是犯法的事，没见电视上成天说呢。他还是满不在乎的神情，说：犯法的是老板，咱小老百姓只要能挣到下苦钱就行。

去年春天，我惊异地听说，宝才在运城市买房子了。儿子大学毕业后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般荣耀。只在离家乡50多公里的运城市做了一名普通教师。他并没有失望，继续用他的生命为儿子换取在城里的居住权。那段时间，他比儿子没有上大学前更辛苦，几乎忽略了自己的衣食住行，每天要做的事，就是不计代价地赚钱。他与儿子并无血缘关系，对于抱养来的儿子，他从无怨言，亲切的程度甚至超越了许多亲生父子，只是对儿子的女友甚为不满。对我说：现在城里娶媳妇，没有房子车子不行。接着大骂那个女孩，说：房子刚办了按揭，那女孩还要买汽车，对我说，爸，汽车差一点没关系，十几万的就行。说到最后，那未过门的儿媳好像成了他的仇敌，面色赤红，大骂：说得轻巧，当我是银行吗？如今的年轻人怎么就这么贪。

又有一年没见过宝才了。回到村里，他那座残破的院子已经没有了围墙，南房、西房坍塌后，只剩下低矮的东屋蜷缩在四周高起的房屋中间。房门没锁，我走进去，只见尘土盈室，光光的炕上没有铺盖，一些杂物胡乱丢弃在地上。看来他早已不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还努力着，想在晚年与儿子一起住进城里的高楼。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漂泊在什么地方，还在炼地沟油吗？可以肯定的是，他还在某个城市拼命赚钱，但在村人眼里，他还绝对不能算城里人，在城市人眼里，他还绝对是个乡下人。

我老婆的侄儿是个“90”后，叫云冲，身材一如现在的年轻人，高高瘦瘦，留一头不小心就遮住眼睛的长发，说话总甩头，样子很潇洒。前几年，内弟媳得乳腺癌去世时，云冲初中还没毕业。内弟为给老婆治病，四处借贷，穷得家徒四壁，不得已住到我家老院。内弟比我小十多岁，又在同村，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性格内向倔强，本分勤快。这几年，随着生活境况越来越差，内弟越来越封闭，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受到伤害，却常常毫无由来地被伤害。结果，越来越卑微胆小，才四十出头的人，便整天蹙着眉头，仿佛随时都有祸事降临。送别妻子后，他又发现儿子悄悄长大了，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过不了几年就到娶媳妇的年龄。他明白，自己生命的后半段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供养儿子长大成人，至于自己是不是续弦娶妻，已经是次要的。事实上，照他的家庭状况，也没有女人愿意做他的妻子，他已经死心，只盼着儿子能有出息。

他没想到儿子初中毕业后，再也不肯读书。为此，他伤透了心，却又无可奈何。辍学当年，云冲开始外出打工，小小少年，志向倒不小，决心在几年时间内为家里盖起房子，然后，靠自己的能力娶媳妇。他根本没有想到闯荡社会的不易。一年之内，他去了三个城市，在东莞干过六个月，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拿到，说是被人骗了。后来又在上海崇明岛造船厂干过三个月，又是靠内弟汇路费才回家。此后几年，又辗转数个城市，始终像个游魂一样没着没落。每次接到儿子电话，内弟黑黑的脸就拉得老长，双眉紧皱，不用问，这是孩子又没钱花了。只好尽其所能，再将赚来的血汗钱汇往一个不知名的所在。每次外出打工失败，云冲都要在家里待一段时间，像一只受伤的羔羊，舔干了浑身血痕，等养好了伤，再次出去。前两年，我们这地方劳动部门组织招收去非洲修铁路的劳工，云冲跃跃欲试，瞒着内弟报了名。得知情况后，内弟将儿子叫回家，那么五大三粗的汉子，面对儿子竟泪流满面，说：中国这么大，都混不住个你，到非洲那地方能混住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你妈。父子俩相对而泣，云冲到底没去成非洲，也找不到合适的事干，有一段时间，我每次回老家，都能看见云冲闲住家里。问以后打算做什么，竟一脸茫然。说：谁知道。

每次看见云冲，都觉得这孩子成熟了，同时又更消沉了，再没有刚离开学校时的锐气，变得和他爸一样寡言少语，前几天，妻子突然接到她兄弟电话，兴奋异常，说：这下好了，云冲有工作了。原来，通过另一位亲戚，云冲在省城某公司找到了一份差事，活很苦，待遇也不高，但是工作稳定。内弟很知足，表现出空前的兴奋。我为内弟感到高兴，祝愿云冲的人生因此能得到改变。同时又想，内弟或许已将改变一家人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在一个陌生的，处处充满凶险的城市里，云冲年轻的心灵能承受得了吗？

6

我们家在村里是个大家庭，走出去的人数最多。早在1949 年前，父亲就在西安的商铺里熬相公（当学徒），以后在远离家乡的山东德州工作长达四十多年，年近七十才落叶归根，却不愿意回到村里，直到故去前，都住在县城。和我们兄弟相比，他身上的乡土味反而最少。我们兄弟六人也都走出了乡村，当年曾被村人视为榜样，其中四弟走得最远，至今一家人还生活在法国。我在村里待的时间最长，走的也最近，浑浑噩噩在离老家仅二十余公里的县城一待就是三十多年，因而，乡村生活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最深。最大的毛病是小气，狭隘，过于老实，不愿见当官的，很后悔农村八年，没学会农民的狡黠与聪明。连写作也讲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来不会像聪明的作家那样，讲究作品的深度厚度，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获。有时，做了什么自己也好笑的事，不由感叹：做了八年农民，就一辈子都是农民，永远也脱不开农民的痕迹。

按照户籍制度划分，妻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尽管跟我已经生活了三十年，住在县城也有十多年，但因为是农村户口，她的名下还有几亩土地，想说不是个农民都难。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她身上的乡土气最浓，突出的表现是关心村里的事，谁家儿子结婚，老子发丧，只要接到信儿，一准风尘仆仆赶回去，一则为人情，二则图乡亲见面时的那份亲切与热闹，与村人聊上一天，趸来一大堆家长里短，能津津有味地说好长时间。碰见我拿不定主意的事，她多用村人的思维考虑，结果，往往比我的办法行得通。

女儿也是从乡村走出去的，属于北漂一族。最近一次回来是“五一”小长假，我陪她回去看望了年迈的姥爷和姥姥。在她的眼里，家乡的一切都那么新奇美好，往往不自觉地用美好的记忆诠释看到的一切，路边的树、院里的花和古旧的房屋，这些在我眼里极平常的东西，都成为她感叹赞美的对象。现代都市生活，已经让她远离了乡村，经历了都市的喧嚣后，相对宁静的乡村对她来说只不过是生活的调节。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至今还记得女儿上大学时的情形。那是一个淫雨纷纷的日子，与女儿同去省城的还有三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去省城的目的不是上大学，而是要去打工，为自己、也为家人挣得一份辛苦钱。女孩都是第一次出门，我去送女儿，受三个女孩家长的委托，顺路将她们带到省城，交付给开一个小工厂的堂弟。三个女孩的家长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孩子被恶魔般的城市呑噬，送行的场面让我至今难忘，其中一位女孩的母亲抱着孩子痛哭流涕，仿佛生离死别。另一个女孩依偎在她妈怀里，默默流泪。但是，等一上了火车，女孩们马上换了一副神情，她们向往城市生活，对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稀奇，巴不得马上就到目的地。同时，又与上大学的女儿格格不入，一路上甚至没有交谈过一句。在她们看来，女儿根本与她们不是一路人。

仅仅一年，去省城的三个女孩又都回到了村里，又两年，先后结婚生子。在她们看来，城市是不适合她们居住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到处漂泊，过不安定的生活。只有女儿留下了，而且走得更远，毕业后一个人闯进了大都市。至今，女儿已经在北京漂泊了五六年，仍然不能成为其中一员，尽管还在努力着，却到底还与我和她妈一样，是个乡村城里人。她已没有了土地的概念，但是，在村里的责任田登记簿上，她与她妈一样，也有两亩土地，按照上面的规定，农村土地先是三十年不变，后又改为七十年不变，女儿从一出生分下那片土地，可能一生都在她名下，除非被强征去。在农村待了那么多年，我很珍惜那片土地，二十年前，栽植了苹果树，精心务弄，每当看见红彤彤的苹果堆满地头时，我会像个老农般心花怒放，可是，苹果并没有给我带来预想的收入。十多年前，我将那片土地连同苹果树一起交给内弟，现在，苹果树早已老化，被内弟拔了栽上桃树。每次提及这些，女儿都会神情兴奋，说：那是我的地呀，没想到我还有一片桃园啊！但是我相信，女儿也许一辈子都不知道登记在她名下的那片土地在什么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在那片土地上劳作哪怕一分钟。因为，她已经将自己划归到都市人的行列，尽管那个地方还没有接纳她。

二十年前，栽下苹果树时，我曾想象过自己晚年时的情景，朝阳初升，露珠欲滴，与老妻相携，呼吸着田野新鲜的空气，走进果园，看果花绽放，赏果实挂枝，该是一种多么惬意的生活。二十年后，我明白，这只是我想象中的田园生活，事实上，我是回不去了，不管那片土地还属不属于老婆和女儿，因为，我已是个地道的乡村城里人，怀念乡村，又惧怕乡村。而且，在汹涌的城镇化浪潮中，现实的乡村已经纷纷沦陷，小农生活正在被摧毁，到时候，“乡愁”会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不治之症，我，还能有一块容身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