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欢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清末以降，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帝国，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变局，这种巨变不仅是原有社会结构形态上的，还连带着深刻的现代化诉求。中国的现代化在屈辱彷徨中缓缓拉开了序幕。面对被枪炮打开国门后突如其来涌入的新世界，传统社会赖于生存的一切根基都受到了冲击，并试图从两个不同世界更替的夹缝中长出新的种子。从民间社会的日常礼俗、平民百姓的生活习惯和娱乐到国家的上层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思想文化和阅读领域，以儒家四书五经为基本阅读框架，以经史子集为分类基础，延续数千年的内部知识共享体系和建筑在这种普遍知识上的民族共识也逐步被来自外部西方世界的知识和方法所撕裂。晚清到民国，正是传统阅读向现代阅读的过渡，经书的学习和阅读也从旧时教育的全盘内容变成了国文教育的组成部分。阅读这些内容的功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实用转变到文化功能，即从以往“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安身立命作用变为了涵养情趣、传承文化与提高素质。在民国政府教育部制定的初中、高中国文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其目的在于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培养学生读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而经典训练也应成为中等以上教育的一个必要项目[1]。

1 教育内容的变革与中小学生阅读导向的变化

1.1 教育体制的转变与阅读结构的变化

在以往的传统教育体制下，学生学习和阅读的主要书籍有两种，一种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之类的蒙学读物;另一种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指导教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