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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

2014-10-23郑小平

金融博览 2014年10期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无法成为发达国家的现象。目前,在东亚及拉美地区,确有许多国家人均GDP已达到3000~10000美元的中等水平,但长期没能突破10000美元大关,被怀疑是否落入该陷阱了。

日本如何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在东亚地区中,日本是最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经过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多年后的1983年,日本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美元,即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时东方唯一的发达国家。

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遭遇的第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莫外乎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突然变化。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导致固定汇率体制的崩溃。不久,日本便开始实行浮动汇率体制,日元大幅增值,给出口产业带来巨大的压力。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原油价格急速上升,引起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也使得日本出现了严重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对此,日本对其经济结构及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在企业层面,大力推行节能技术的开发,普及机器人和数控机械等自动生产线,募集自愿退休人员和削减招工人数,压缩产品及部件的生产流通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在产业方面,选择汽车、家电、电子等优势领域,加强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宏观调控方面,先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然后转换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唤起有效需求,使国民经济恢复并保持稳定的增长。

日本面临的第二个“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环境污染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事实上,这些问题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已开始出现,可以说是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遗产。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应对上述环境保护和收入差距的问题。1967年日本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召开了被称为“公害对策国会”的参众议会,通过了14个防止公害的法律。此外,早在1962年,日本制定了首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提出了国土均衡发展的目标。该规划在1969年第二次更新制定,在1977年第三次重新编制。这些规划为日本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避免区域经济差距悬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得不说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也给日本留下了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电影《追捕》,描述了国会议员及政府高官接受企业的贿赂、营私舞弊甚至杀人害命,便是典型的事例。幸好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比较重视法治国家的建设,司法独立于立法和行政,从而在法律上保障了日本社会向发达国家的平稳过渡。

“陷阱”是怎样形成的?

提起“中等收入陷阱”一词,人们一般认为是世界银行在几年前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概念。在该银行于2007年4月公布的题为“East Asia and Pacific Update:10 Years After the Crisis”的报告中,可以找到这一词汇(英文版第三页)。

遗憾的是,这份报告中并没有详细展开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分析。不过,该报告英文版第三页的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历史告诉人们,许多国家可以很快地实现中等收入的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地跨越这一水平,因为这时所需要的政策更为复杂,更需挑战技术、政治及社会方面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起因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的积累和作用。其中有些矛盾在从低收入阶段开始经济起飞时就已经存在或发生了,有些则主要产生于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或缓和这些矛盾,经济发展将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的水平,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先从经济方面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及高速增长大多由政府及其政策主导,主要通过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得以实现,产业结构则以劳动集约型为主。其带来的矛盾便是,市场引导经济发展的机制不健全乃至扭曲,房地产价格及其他物价过度高涨,社会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企业经营效益不高及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等。

同时,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国际经济环境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由于国际贸易及经济实力的增加,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将面临升值的压力,国际间的贸易摩擦及竞争势必加剧。又如,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国际金融业务及投机资本将进入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其被卷入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和稳定增长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再从社会方面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大多都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经济,用少于发达国家所用的时间达到中等收入的水平。在此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相继出现,比如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环境污染严重、社会诚信缺失,等等,同时又因得不到重视和及时解决而变本加厉并积重难返,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

最后从政治方面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必要求其政治体制相应变革。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价值观将出现多样化,如果在政治方面无法建立及时反映人民群众希求和有效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机制,上述各种经济矛盾和社会问题就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陷阱”须解决社会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看上去属于经济的范畴,然而其成因却与各种社会及政治因素密切相关。由此看来,要顺利地跨越这一“陷阱”,制定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在内的各种经济政策固然重要,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切实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事实上,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已成为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1959年,美国政治学家Lipset提出了著名的“现代化假说”,即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越高就越容易实现政治民主。对此,2008年,以Acemoglu为首的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团队在《美国经济学评论》期刊上发表实证论文指出,在考虑了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即计量经济学中所谓fixed effects等)后发现,上述假说的命题并不一定成立。

最近,以Cervellati为第一作者的欧洲经济学家小组在同一期刊上发表了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对Acemoglu等人的结论作了重要修正。他们用同样的数据重新验证了“现代化假说”的命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曾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中,人均收入与政治民主发展的程度呈负相关,但在未成为过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中,人均收入则与政治民主发展的程度呈正相关。即在后一类国家中,人均收入的水平越高,其政治民主发展的程度也就越好。

作者简介

郑小平,1990年3月毕业于日本国立筑波大学社会工程学院博士课程,获Ph.D学位。先后在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筑波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为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专业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及区域科学。□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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