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智博

初见高群书，他正坐在沙发上，神情专注看着关于将要拍摄潘石屹的文字采访报道，恰恰与周围搭背景、铺轨的团队构成一静一动的对比。到了拍照环节，一位女孩私下悄声说：高导身上的颜色太多了，是不是换件衣服？

与写字楼里穿着正式的白领们相比，高群书在衣着上有着导演职业特有的不拘小节——休闲鞋、运动裤、格子衬衫，显然是怎么穿着舒服怎么来的那种。拍摄过程中，若非对话需要，高群书话很少，常常透过镜片严肃地盯着取景器，拍摄中间休息的当口，他习惯坐到露台上，晒着太阳抽根烟，過去跟他搭讪，问他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他直爽地哈哈一笑，一口烟喷了出来：我真的没啥梦想！

当拍摄工作全部结束，与高群书聊天是件惬意的事情，与各种报道中敢于开炮的公众形象相比，他性情的一面依旧自然流露，说出的话有时略带调侃，并不激烈，但表达的意思其实很严肃，有理有据。

在电影《东京审判》之前，高群书一直都处于一种“戏火人不火”的状态。1966年生人的他之前的经历并不出奇：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北人，在文学创作井喷的1980年代进入了河北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留着长发，梦想着成为一个诗人。

“诗都太灰，情绪颓废，老是被退稿。我那时候很虚荣，老想着把作品发出去，赢得喝彩，可老发不了，就不干了。”高群书说起自己的大学生活时又挂起一副嘻嘻哈哈的面孔。

写作上受了“打击”后，高群书就开始不上课，泡图书馆，看各种各样的杂志，晚上没事的时候，跟着一大群人，从位于保定东郊的学校出发，一路走到西郊，经过七八个电影院，把所有公映的电影都看一遍。

高群书曾对人讲过第一次看到《黄土地》的感受：“进去一看，就傻了，那电影中人的状态，尤其是它的那种构图，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太喜欢了。”

大学毕业后，本来是要被分配到河北电视台的高群书“阴差阳错”到了石家庄地区的广播电视局，他忍受不了一杯茶一张报纸过一天的生活，甚至主动要求分流，领导爱才，弄了个下属企业搞文化产业，于是高群书“改行”当了摄像，摄像机开始让他有了拍自己作品的冲动。

高群书在1988年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蓝骷髅》，一部模仿香港恐怖片的作品，得意没有多久，片子被禁了，高群书现在还记得登记栏里被禁的理由：凶杀、恐怖、裸露。

第一次当导演的感觉并不享受，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导演”，高群书经常被剧组里的工作人员“顶撞”，“比如我说灯想这么打，岁数比我还大的灯光就跟我说出一堆术语，说怎么怎么不行”。

海南地产大热时，高群书也曾过去想开开眼界，但只在招待所住了三天就回了石家庄，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就像后来潘石屹只专注于做地产开发，高群书也认定自己只能吃拍片子这碗饭。

高群书后来仍然“叛逆”地选择了停薪留职，在社会上“混迹”了小段时间，摄像、拍广告、开公司、当监制，后来遇到了时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陈胜利，当时陈刚刚拍完《9·18大案纪实》，正准备与公安部合作拍下面一个片子，高群书顺理成章成了他的搭档，一部《中国大案录》打破了人生混沌状态，在罪案题材领域的影视作品里一发不可收拾。《中国大案录》可谓是中国警匪纪实剧先锋，其中很多拍摄手法至今仍然在央视的法制频道的节目里使用。

在大量采访罪犯的过程中，高群书发现很多案件的基本脉络都是由鸡毛蒜皮的微小情绪不断地积累，最后导致惨剧。高群书试图将这种时刻潜伏着的、几乎要成为社会集体的一种危险情绪提炼出来，通过影像告诉人们“不要这么做”。

《中国大案录》之后，高群书拍摄的电视剧《命案十三宗》显然做了一次这方面的角色研究，很多单元剧集以真实罪犯的性格弱点来命名，如“软弱”、“愤怒”等等。《命案十三宗》对人性研究之深，现在还会被陈丹青等人津津乐道。

2003年，高群书将好莱坞的叙事手法引入了罪案电视剧《征服》，捧红了孙红雷，也让江珊完成了演艺生涯的突破。高群书在常年与罪犯和警察的接触中，可以三句话把一个死硬的死刑犯人说哭，也可以一眼辨别出其貌不扬、但身怀绝技的警察。

高群书始终认为导演是一门“手艺活儿”，而体现手艺高低的只能是电影。2006年，《东京审判》终于让他“红”了起来，成为了中国电影的票房保证之一。

然而与重大历史题材和商业大片的作品相比，最能体现高群书“功力”的依旧是洞悉人性、与日常生活接地气的中等投资和小成本电影，《千钧·一发》和《神探亨特张》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千钧·一发》里那个排雷模范老片警，在采访时让高群书感叹编剧永远比不了生活本身；拿了金马奖的《神探亨特张》里，张立宪饰演的张慧领作为一个抓过两千多个小偷的警察，在家吃面时嚼大蒜的桥段，就是高群书的神来之笔。这些来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真实的社会环境、囊括各种各样琐碎的生活和犯罪故事，在高群书这里，都是阐释人性的最好载体。

他曾在《神探亨特张》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人说：“你们不要把广电总局想得那么无情，虽然我的电影批判性很强，但总的来说还是歌颂光明的，是展现底层人物善良的一面，当然结局也是光明的。”

高群书从来没有将自己走上导演之路当成是一个励志故事，或许他的成功路径对别人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但他自己则只把它当成一种生活，以及面对生活的一部分。问及此次拍摄李云迪、潘石屹和郑智的短片，高群书上来就打趣说：上当了！上当了！

他所谓的“上当”，意思是“时间紧、任务急”，“每个大腕只给一天的拍摄时间，还有很多因素我不能把握。”他“吐槽”说，“拍电视剧、电影总归还会有个大纲，即便是群众演员也能按照一些技巧去‘走’，但这次拍短片都用不上了，很多要靠现场临时发挥。”

“不过这三个人确实对我很有吸引力，他们属于不同的‘筑梦’路径，潘石屹从中国最低层起步，经过不断攀登到达现在的辉煌；郑智在中国足球大环境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屡败屡战，最后终于有了恒大这么一个天地自由施展，达到团队和个人荣誉的顶峰；李云迪则是一种热爱和痴迷，因为单纯热爱一样东西而甘愿付出，深入身心。”高群书话锋一转，认真起来，“他们性格完全不同，李云迪是痴迷的顽童，天才；潘石屹是个仁义的人，攀登；郑智则有七个梦想，一级一级的台阶。”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善于把负面的东西转化为正面的能量，现在社会普遍在抱怨，抱怨自己的父亲不是省长、不是富翁、环境糟糕、体制恶劣，但他们却能靠自己努力走出来，每个人的经历都能拍成一个电影。”高群书感慨道。

这是高群书第一次接拍这样的短片，已经完成的样片里丝毫没有他以前擅长的警匪题材影视作品的那种冷硬风格。高群书一直认为，即便是罪案题材的作品，也应该具备警示社会、驱邪扶正的正向意义，“正向”一词，正是他作品风格连续的一个关键词。

“正向不是说我们无视丑陋、无视痛苦，这二者是大家必须面对的，但是面对它们之后如何选择，是创作者应该考虑到的—有人会选择自杀，有人选择暴力，有人得过且过，有人会发现活下去的力量和希望。”高群书说，“在战争、灾难中死去的人往往是弱者，活下来的都是英雄，即使在好莱坞，这同样是一条通行的创作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