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鸣

患有白化症的高洪舟在未名湖畔。摄影_钟锐钧 

透明小瓶里装的是希望，每周需要注射两支，价格两万八千元人民币。拿到这希望还需要坐飞机到香港或韩国取货，保存在三到八摄氏度的冷藏箱内，否则，就要看着不会说话、不会大小便的9岁独子不断佝偻、痛苦起来，“油尽灯枯”。

浙江人李一平尽量平静地描述自己儿子的状况，确诊六年来，超过500万的费用让这个倔强的外贸商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家庭小环境他撑得住，国际大环境则不受他的左右，更会影响他的生意。俄罗斯受制裁、卢布贬值、民众购买力下降;乌克兰战火纷飞，遑论互通有无，主要生意伙伴状况如此，家庭收支平衡很快便捉襟见肘，他却仍在酝酿更大的野心，创立私募基金会、开办非营利的基因技术研究所。

得承认，他的天下观、责任观比常人坚强。想为自己的血缘负责，他得用这种不凡的方式。

李一平的对手是现代医学的盲点之一：罕见病。罕见病也称“孤儿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只要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65‰-1‰的都算，如血友病、地中海貧血、渐冻人、白化病、戈谢病等。目前世界上已确认的罕见病有近7000种，而我国罕见病人约为1644万，每种罕见病患者约2740人，已超过国民人口基数的1%。

尽管在一些医疗体系健全的国度，少数罕见病已被部分攻克，但整个领域仍是孤舟泛海，李一平做到的，在中国病人家属中算极致了。

他儿子患上的粘多糖病Ⅱ型重型，属遗传性少儿罕见病，病人因“艾杜糖醛酸-2-硫酸酯酶”的缺失，体组织内大量粘多糖蓄积，肝脾肿大、身材矮小、智力有障碍，即便在中国最顶尖的医院，这仍是被劝说应放弃治疗的一种绝症，因为多数患者在青春期到来前就会终结生命，“吃点好的，让他开开心心的”，封条贴在父母的心头。

李一平却揭开了。他通过病友互助组织知道在美国有一种控制病情的药，非常昂贵，六毫克售价一万四千元人民币，需终生使用，且用量与体重增长成正比。在美国，这种药列入医保，在中国，尚未引进。

于是有了开头的故事。李一平的儿子自3岁确诊以来，曾出现过行走困难，不愿走路的症状，但在药物控制下已经好了很多。如今，9岁的他在北京一所特殊学校受到照顾，每月7000元费用。能和小朋友在一起，“小李”挺开心的，李一平也觉得蛮好。

但还不够好。他想扭转儿子的病情，突破药物不能穿透的“血脑屏障”（大脑毛细血管阻止某些物质由血液进入脑组织的结构）。这本属于人类屏蔽有害物质、进行自保的精巧构造，却也使药物不能进入“小李”的大脑，也就永远无法学会说话，不能恢复少许的智力。

尽管只有初中文凭，这些年自学成才的李一平仍比绝大多数医生敢想，他瞄准的是国际水准的基因医疗手段，理想状态是达到根治、恢复部分智力、不再终生依赖昂贵的药物。

目前，治疗罕见病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对症支持治疗、酶替代治疗（即持续注射国外研制的生物制剂）和骨髓移植。这些方法通常资源有限，并且费用昂贵。而基因疗法是近几年开始发展起来的，通常是利用慢性病毒为载体，把治疗基因引入患者体内，将变异基因“重写”为正确基因，就像电脑被 “特洛伊木马”病毒感染后，会导致用户文件重写信息。

尽管在小范围动物及人体试验中收获过成效，基因疗法仍然具有很高的风险，目前只在国外少数科研医疗机构有相关项目。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些专家便告诉《南都周刊》记者，这种疗法虽然潜力很大，但也曾导致病人死亡或是患上白血病，不确定性很高。

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李一平博取希望的决心。他曾考虑过投资移民，让儿子参与国外的试验性第一期治疗，但儿子的体征已经无法瞒过移民官，也就无法获得当地医保，获得治疗资格。

青岛，多发性硬化患者刘杨在一个基督教青年聚会唱诗活动中张开双臂。摄影_吴宏

晓迪患上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后，他大姨送给他一个电动轮椅，这个轮椅很沉，只能在小区活附近活动时使用。摄影_张星海

戈谢病人大会期间，病友们同游颐和园。沉默寡言的韩硕更愿意用身体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摄影_李昊

宋杰站在田间小道上，享受难得的室外空气。由于肢端肥大症遗留下的骨质疏松导致了左腿骨折，所以行动不便，他的日常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家中。摄影_孙湛

于是他转而联系正在进行这种尝试的美国专家，决定带头成立一家公益性质的医学研究组织，一旦美国方向测试有效，他就引进技术第一时间对接、发起中国的试验。这起码要花1000万元人民币。因此，他还得成立一个私募基金会。尽管凑够启动所需的200万原始资金已经非常吃力，之后的募捐结果在目前也只是幻象，但他仍愿意为此一搏。

李一平的许多医学前沿信息，来自一位更为紧迫的Ⅲ型患儿的母亲。今年8月她去了巴西，参加世界粘多糖病大会，带回许多欣喜的消息。尽管她四岁的女儿yoyo的痛苦深在中枢神经系统，目前在国外也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yoyo的死亡预期会在12-14岁时到来。五岁之前，如果仍得不到有效治疗，她的中枢神经系统将不断退化，进入第二个阶段：过动、游走、无法正常睡觉、听力丧失、情绪失控。接下来是恐怖的“鱼缸”时期：伴随脑部异常放电，病人失去行动和吞咽功能，逐渐丧失对外界的感知。“yoyo将无法再触摸到这个世界、再感觉到这个世界，她会恐惧、大喊呼喊妈妈，我抱着她，听得见，她却感觉不到我的存在”。

曾参与过两次载人航天发射任务的yoyo妈秦可佳，将母爱转化为整晚坐在电脑前查阅国外论文的动力。她积极联系专家、搜集其他国家案例，用勤奋和知识赶走了部分悲伤。

在巴西的大会上，她得知法国一家公司通过了第一阶段的基因疗法临床实验。但yoyo没有医保，不能参加国外试验。500名与会者中也没有中国内地专家的面孔，尽管许多是华裔。罕见病在国内的重视程度的不足，让许多人才选择在国外的大学或公司里发展。

在孤独中，秦可佳只能自己尝试牵头。跨越了种种困难后，和李一平一样，她迈出了第一步：她發起成立的北京瑞希罕见病基因治疗研究所，成了国内第一家患者参与发起的非营利科研机构（民办非企性质），并找来了国内顶尖的病毒载体和基因治疗专家压阵。瑞希是yoyo的名字，明年五六月她满五岁时，国外试验会出正式结果。

支持着李和秦这类家长的，是一部在罕见病友圈热门的美国电影《良医妙药》。它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担任生物技术公司高管的父亲，发现两个孩子患上庞贝氏症后，毅然辞职并集资了一亿美元，与一位教授共同成立了一家制药公司，赶在孩子生命结束前研发出了药物，让他们重获健康。

这种好莱坞式的光明结局，在一手信息缺失、政策壁垒更加复杂的中国，也许很难实现。但李一平和秦可佳又算是幸运的，至少他们子女的致病因已经清楚，甚至有药物可以帮助。

只是，这种病例的诊断和治疗之路远比其他病人来得艰辛。

秦可佳说，自去年9月孩子确诊以来，她走过了全中国没有第二个女人走过的路。

首先是一线医生的倦怠。她曾遇到过301医院的好医生，面对确诊时精神崩溃的她，仍耐心地解释两个小时。但更多时候，她面对的是遗传病医生们见怪不怪的冷漠。而在台湾，医生给病友组织讲话前，会先鞠一躬，说：“对于罕见病来说，医生才是学生。”

跟台湾相比，大陆的罕见病治疗资源也相形见拙，专业、慈善背景的罕见病医生少得可怜。做好规定动作，是体制内最为稳妥的选择，却跟不上潮流。

其实，许多罕见病如果能在早期确诊，通过药物治疗和控制，甚至只是改吃特殊配方的食物，就可以极大减轻疾病的影响。但面对林林种种的病症，许多一线医生未必能及时准确地诊断，也缺乏可靠而全面的病例数据库可以参照。

2014年11月，在深圳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罕见病研究联盟会议上，国内外许多医生和病人组织都提到了数据库的重要性。欧洲最大的病友组织、总部在法国的OrphanNet创始人Segolene Ayme女士向《南都周刊》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1974年，我还是个年轻医生时，遇到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妈妈，抱着个很丑的男婴向我求医。那孩子脸都扭曲了，耳朵也折了，而他爸爸在远方潜水工作，这位母亲非常孤立无援。作为一个漂亮男婴的妈妈，我觉得生活真是太不公平了，决心为她找出病因。在翻阅了大量资料后，我终于诊断出他患的是戈尔登氏综合征。由于治疗及时，孩子的大脑发育没有受影响。两个月前，我收到一封Email，是这位妈妈在电视上见到我后发来的。她问我：你还记得我吗？并发了一张她儿子的近照。他虽然长相还是不好看，但身体健康，现在是个海滩救生员。我觉得非常自豪和欣慰。”

Ayme女士认为，建立起了大规模的数据库，就能帮助更多这样的孩子，减少大家走弯路浪费的时间金钱，也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无效浪费。国际罕见病研究联盟（IRDiRC）的CEO，Paul Lasko博士介绍，现在加拿大已经建立了专门的诊断网站，医生只要在病状问卷上回答一系列判断题，系统便能协助诊断出对应的罕见病。“我当了25年的医生，如今的罕见病确诊率已经从当年的3%提高到了25%。”

目前，美国、欧盟等地都建立起了大型的罕见病数据库，并将数据开源共享。但这些病例大多来自欧美人种，对于东方人种的参考意义有限，而且也面临语言翻译等壁垒。在亚洲，韩国政府已经开始了数据库的翻译和维护，而在中国，会这么做的只有两种人，病人组织和名医。

李一平创办了一个50人的微信群，里面都是同型患儿的家长。更为大型的病人组织，还有针对白化病的“月亮孩子之家”，针对卡尔曼氏综合征的“老K之家”，以及“蝴蝶结罕见病互助中心”等。民间组织罕见病发展中心主任，“瓷娃娃”黄如方向《南都周刊》记者透露，他曾代表患者群体写过呼吁信，让卫计委设置一个罕见病办公室。据说委里的高层领导过了目，但对方仍像处理信访群众一样打发了他，只寄来一封写着“来信收悉云云”的统一格式挂号信。

更多时候，罕见病患只能以某个“黄金科室”或是某位名医为圆心聚集。在深圳的第二届世界罕见病研究联盟会议上，有位中年女性特别显眼。她非常瘦，肚子却很大，憔悴的脸上双目炯炯，遇到中国面孔的专家就凑上去寻求帮助。

这位女士网名“刚强”，来自“中国腹膜假性粘液瘤网络互助联盟”。这种病初期症状形似阑尾炎，开腹后往往发现腹腔内有果冻状物体，发病率在百万分之一到五十万分之一。恼人之处在于，这病没有特效药，也无法靠手术完全消除。开腹清除两次以上者，如果再犯，大多生命质量低下，多因消化系统衰竭或内脏受挤压而告别人世。

因此，国内大多数三甲医院并不受理二次以上手术患者，“没必要、花钱、痛苦”医生们大多如此婉拒，全国至今只有一个粘液瘤科，在北京。里面只有一位医生常年主刀，手中案例已过四百。他的病历登记本和“刚强”所在的QQ群，成就这个国家对这个病最完整的记录。

周密在咖啡馆的鱼缸前张望店员，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患上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周密，妈妈辞工经营了三家咖啡馆。摄影_孙炯

类似这样且不为人知的病种还有许多，病人们聚了又散，某人离世的消息传来，大家就在QQ群里点一枝鲜花或蜡烛，根本来不及成立NGO或公开募款。在许多病友和家属看来，这是一种宿命，但他们同时又是英雄。“你们（健康人）应该感谢我们，是我们承担了人类的风险。”一位罕见病人这样跟《南都周刊》记者说。

他的说法并不牵强。“其实，每个人的基因中，平均都有7到10组基因存在缺陷。如果父母恰巧都带有同样的基因缺陷，孩子患上罕见病的几率就很高。80%的罕见病都是由于基因缺陷造成的，只要有生命传承，就会有罕见病的出现。”华大基因科技合作事业部副总裁彭智宇博士解释。

我国罕见病总患病人口约为1644万，其中95%的人是没有治疗方法的。从这个角度看，预防比治疗更急迫。尽管婚前育前体检一直在推行，但只针对少数病症，比如广东地区高发的地中海贫血。要让孩子避开其他几千种罕见病，除非夫妇双方都做一次全面的基因筛查。

在目前，全面的基因筛查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但随着基因科技和数据库的发展，实现的可能性正在迅速提高。比如在国内，华大基因几年前开始和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合作，在深圳启动了一项首期对1000个罕见病患者进行外显子测序及生物信息学分析的项目，希望通過对1000种罕见病基因组学的研究，寻找到更多与罕见病相关的致病基因，为临床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奠定基础。

未来，它还计划推出针对12种和600种高发罕见病的检测项目，让普通人可以像做婚检一样提前筛查。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有治疗方法或药物的罕见病，病者更期待国内能像欧美日韩等地一样，将其纳入医保范围，或者，至少让国外研发的药物能顺畅引入内地。可惜，这种期望似乎遥遥无期。国内有实力的企业或机构，自己研发罕见病药物的动力也不是很强。

“开发和上市一个罕见病药物，在欧洲的成功率为1/4317，美国仅为1/6155，而且新药获准上市，并不意味着就能赚钱。因此，国内药企根本不愿投入太多精力。”民间组织罕见病发展中心主任黄如方告诉《南都周刊》，在美国，企业研发出一种“孤儿药”之后是有7年市场独占期的，而且有绿色通道来加快它的审批通过，这样便降低了风险。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张宏冰教授认为，研究罕见病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病人本身，它对于其他疾病的治疗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罕见病的症状非常明显，在基因层面上也比较容易识别，其因果就相当于1+1=2的公式。而我们患上的其他普通病，虽然有些复杂得像微积分，但它们总归是以1+1=2这些公式为基础的。”

地球上每一万个人中，就有六到十个人在有限的生命跑道上，试图算出人类疾病微积分的答案。他们其实并不罕见。他们需要的，是被更多人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