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汉

摘要：马克思“人体解剖”文字中所体现出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相联系，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自我评价对于主体的自我肯定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权威评价和社会民众评价是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在自我批判中，主体揭示作为客体的主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否定意义并予以反思，从而在忧患意识中体现为一种进取精神。社会自我批判与社会自我评价相比较，具有更强烈的深刻性和实践意识。人民的社会主体作用体现在社会自我批判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及其相互作用中。由此，人民主体意识就成为“至尊的神”。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在本质上是社会自我批判，由此决定了其基本特点：先是“自上而下”，然后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把社会转型理解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所经历的从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这是我国社会自我批判的一个重大成果。在确立人民主体意识中深化社会自我批判，就需要把人民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中：而且体现“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中，后者对于数字化时代尤其如此。我国所处的社会转型决定了社会自我批判的深化，既需要在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中促进个体自我觉醒；又需要在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中“使人的世界”回归人自身。

关键词：人体解剖；评价；社会自我批判；人民主体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100-10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作为最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自我完善机制，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人体解剖”思想中的“作为非崩溃时期出现”的社会自我批判。

一、马克思“人体解剖”中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

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1843年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对“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清算，指出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对历史的作用；在撰写于1845年至1846年以“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为副标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德国社会主义的各式各样代表的哲学观点”，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然而，马克思一生的精力更关注于“作为政治学批判具体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导言》）中的一篇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正是在《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写下了以下著名的文字：“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紧接着这段文字之后。马克思还有一段表述：“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将这两段文字联系起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人体解剖”文字中的社会批判思想。

在这里，马克思不是一般地强调“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而是特殊地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人体解剖”，才能理解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经济形式，从而为“猴体解剖”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马克思认为要通过对前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的理解，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同已经过去了的经济形式一样，也是历史的、暂时的。对前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的理解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理解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还特别指出，社会的崩溃时期总是与作为社会革命的社会自我批判联系在一起；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由于需要特殊的条件，因而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理解处于非崩溃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因而就“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

马克思通过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比喻为“人体解剖”，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的批判，在实际上提出了“社会自我批判”的重要思想：社会自我批判就是处于非崩溃时期的社会对自身的“人体解剖”：由于需要特殊条件，这种类型的社会自我批判在历史是很少出现的；社会自我批判对于理解社会自身具有特殊的深刻性。

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不去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是一个错误”。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不仅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注意，也受到我国当代学者的重视。然而这一思想的真正价值存在于其被展现的过程中。因此，只有联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从评价论的角度对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作进一步的分析，才能使这一思想的生命力充分地展现出来。

二、社会自我批判的评价论意蕴

1.评价和自我评价

马克思指出：在建构为我之物的过程中，“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主体在认知活动中揭示作为事物本质的“种的尺度”；在评价活动中，主体以体现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来看待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从而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主客体之间所体现的和谐之美。认识活动离不开与认知活动相对应的评价活动，否则就无以指导建构为我之物的实践活动。

如果说认知活动的对象是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那么评价活动的对象就是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价值作为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所显示出来的现实效应，体现着“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统一状态”：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就是在主体意识中客体对于主体所显示的功能。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主体赋予客体以肯定性意义；反之就赋予否定性意义。主体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来评价客体，包括两个环节：首先，主体选择评价标准。被主体意识到了的需要是主体进行评价的出发点。主体的需要有多方面。有些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相互冲突。主体在评价活动中必然会根据所处的特定条件对反映在意识中的各种需要进行比较，选择用何种需要作为评价标准。其次，主体反映经过选择的价值关系。主体选择需要的实质，就是选择与主体何种需要相联系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作为反映对象。评价活动就把经过选择的价值关系反映到主体意识中来，形成价值意识。

根据主体与客体是否同一，可以把评价活动划分为对外评价活动和自我评价活动。在自我评价活动中，主体两重化了，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主体与客体虽然是同一个主体，但地位和作用不一样：前者总是作为能动的一方来发起、组织和调控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后者则处于被动的和承受的地位：前者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来对待后者，后者则以自身所固有的属性来与前者相对应。

自我评价与主体对“我”的意识相联系。康德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区分为“我思的我”和“被思的我”，前者为“非直观认知之自体”。黑格尔循此思路说：“我也因而成为能感觉的我，能表象的我……，但这一切活动中都有我”：除了人，“动物不能说出一个‘我”。“我”的意识里内蕴着主体“意识到他自身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所有具有个别性的人中所普遍体现的能动的主体性，由此主体就能以体现普遍性的“我”与多样性的客体相对立。

“我”的意识的确立，体现着“我不同于非我”的自我肯定。自我肯定以“我是什么”为前提，把“我”与外物的物理形态区别开来；以“我对于我有什么意义”为根据，把“我”与外物的价值形态区别开来。在自我认知中，主体仅知道“我是什么”.但不能对“我是什么”予以理解。自我评价活动把人生需要与人生的所作所为之间的价值关系予以判定，在对于“我是什么”的理解中把握“我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人生对于“我”具有意义.而“我”又不满足于此时，人才能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因此，与自我认知相比较，自我肯定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更依赖于自我评价。

2.社会自我评价及其两种类型

“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故“我”内蕴着“我们”。个体生活在群体之中，群体何以能如个体一样成为主体？在人类社会中，“产生需要的机体组织有个体和群体两种形式”。群体的机体组织所产生的需要反映在群体意识中，形成体现利益意识的意向。“人的目的是意向之所向”，人在实践中“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意志作为“要客观化自己的冲动”，就成为能动性之源。具有能动性是主体之为主体的根据，由此群体就能与个体一样，成为主体，自我评价活动也就包括了个体自我评价活动和群体自我评价活动。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群体是一个小社会，社会是一个大群体。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总与共同的经济生活相联系。一个社会总存在着层层相叠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国家机构作为“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就处在这个权力结构的顶端，承担着“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功能。社会是由国家将众多个人整合起来的人群集合体构成的，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决定了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

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评价活动。在一定历史时期中，一个社会的国家机器能以社会主体的需要为标准，对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活动，并以强制力为后盾予以实施。社会现象，尤其是范围广和影响大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现实的感性体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主体就是社会主体。由此，以社会现象为客体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就成为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一种现实形式。

从辞源上分析，“民”与“官”相对应，意谓不处在权威机构中的平民；“众”与“寡”相对应，意谓多。可以把不通过权威机构现实地体现群体主体作用的评价活动称为民众评价活动。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中的“社会”是强调民众不仅人数多而且涉及面广。根据主客体相关律，以人数巨大且涉及面广的民众为主体的民众评价活动必然以范围广且影响大的社会现象所体现的社会现实为客体。由此，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就成为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另一种现实形式。

黑格尔说：“在国家中现实地肯定自己的东西当然须用有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又说：“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与前一句话相联系，往往具有自觉属性：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与后一句话相联系，往往具有自发属性。“有机”方式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里，“无机”方式存在于社会心理领域里。因此，社会自我评价活动就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心理领域的这两种方式及其相互作用中。

3.批判和自我批判

我国出版的《哲学大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都没有关于“批判”的哲学释义；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关于“批判”的条目：“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在德国，第一个使用批判一词的人是康德，他把自己的哲学冠以“批判”，构建了包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在内的批判哲学体系。康德对批判的理解是：任何自身一致的形式系统都是不完备的，必须“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海德格尔指出，康德的“批判”乃“意味着确立标准、规范，意味着给予法则”，因此“‘批判这个词几乎没有消极意义”。批判之所以能“几乎没有消极意义”，就在于批判总与哲学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否定是通过内在矛盾的运动而进行的自身否定，因而是发展环节和联系环节的统一，体现了事物“自己运动”中既克服又保留的“扬弃”。批判与否定相联系，就可以从“最积极的方面”促使事物自我发展。

批判总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批判，在本质上属于评价范畴。但批判又不同于一般的评价。在一般的评价活动中，主体以客体是否满足主体需要来赋予客体肯定或否定意义。在批判活动中，主体主要从没有满足主体需要方面来赋予客体以否定意义.从而使作为客体的现实黯然失色。批判不同于一般评价活动的更深刻根据在于：在一般的评价活动中，主体揭示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对其的认识从现象进入本质。在批判活动中，主体对主客体之间否定性价值关系的揭示，除了遵循一般认识活动的规律外，还具有“反思”的特点。黑格尔指出：“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在批判活动中，主体要把客体所赋予的否定意义“本身作为内容”，在反思中“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超越否定意义本身而对其“根源、范围和界限”进行分析，从而就能促使事物的自我发展。

与自我评价相对应，自我批判就是主体对自身的批判，即主体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揭示作为客体的主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否定意义并予以反思的过程。主体之所以能进行自我批判是与主体具有忧患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孟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意识与安乐意识相对立。安乐意识就是安于和满足于现状的意识。忧患意识就是困苦患难的意识，它揭示现实事物的内在否定方面，并以惊世骇俗的形式表达出来。忧患意识的本质就是观念形态的否定，由此就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

4.社会自我批判是社会自我评价的特殊形态

社会自我批判就是社会对自身的批判。在社会崩溃时期，革命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所经历的社会革命，当然算是一种社会自我批判，主要体现为一种“武器的批判”，即在物质层面上砸烂旧政权。但这里所指的社会自我批判，“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种社会自我批判，而主要体现为一种“批判的武器”以及“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的转化，这里的“武器的批判”与社会革命中的“武器的批判”不同，即注重于在物质层面上建设新政权。

一般地理解，批判属于评价范畴，自我批判属于自我评价范畴，顺理成章，社会自我批判属于社会自我评价范畴。然而，社会自我批判活动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自我评价活动。兹分析如下：

（1）社会自我批判活动需要特殊条件。社会通过自我认知活动和自我评价活动来认识自身，因此只要社会存在，社会总要进行自我评价。而社会“很少并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当一个社会处在已经或正将自己较为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矛盾冲突就能较为充分地展现出来，这既意味着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趋于成熟，即能进行“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也意味着社会自我批判活动的客体趋于成熟，即客体的丰富规定已经或正在呈现。“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只有作为“物质条件”主客体成熟了，社会自我批判活动才能提出并发动。这就理解了为什么社会自我批判的次数要比社会革命的次数少得多。

（2）社会自我批判具有极大的深刻性。首先，社会自我批判与一般社会自我评价相比较，具有极大的深刻性。一般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由于缺少“特定条件”，不能对社会进行深刻揭示。社会自我批判以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作为其现实形式，主要揭示的是对象中的否定因素。社会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形式的自我批判活动，深刻揭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激化中的否定因素，从而总能深刻地从否定的方面来理解社会自身。其次，社会自我批判与社会革命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大的深刻性。“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革命在历史进步中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大的深刻性。然而，社会革命主要是“自下而上”的暴力运动，革命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只是与“自下而上”的特定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处在社会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把“自上而下”的特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自下而上”的特定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及其相互作用作为其机制，从而就能充分发挥两种主体形式（即“有机”和“无机”）和两种作用方式（即自觉和自发）的作用。

（3）社会自我批判具有“使得这世界成为应如此”的实践意识。由于社会自我批判在深刻揭示社会内蕴的否定因素中使现实黯然失色，因而使社会弥漫着体现积极进取精神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对现实的否定中总内含着根据社会主体需要基础上所形成的“应当”。“意志的努力则在于使得这世界成为应如此”，由此社会自我批判就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实践意志。从而，我们就可以理解社会自我批判的能动性，不仅在于能深刻地揭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否定因素，而且更在于使“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社会自我批判不仅注重于“批判的武器”，而且注重于由“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转化中的“既克服又保留的扬弃”，从而对社会现实发生更具建设性的影响。

三、人民主体在社会自我批判中的作用及人民主体意识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在构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中创造价值世界，既创造物质形态的价值世界，也创造以其为基础的精神形态的价值世界。正是创造价值世界的活动及所创造的价值世界构成了历史及在其中展开的社会形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社会的主体，人民主体的作用就是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在权力“金字塔”结构顶端的国家机构，以“被承认为整个社会的等级”身份实现对社会的“普遍统治”。这就决定了评价论视域中人民的主体作用分别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活动及其相互作用中予以发挥。

1.人民主体在“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活动中发挥作用

主体与利益不可分，主体通过利益表现出来，否则就是抽象的；利益总是指向主体，否则就没有意义。人民主体利益是多方面的，物质利益是基础。人民之成为社会主体就在于总是把自身的利益作为目的来构建价值世界，构建利益的活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旦广大群众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同时社会又具备了“特定条件”，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我批判就必然发动。

（1）人民主体在“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中能深刻地揭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否定因素。人民群众是构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基础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主体.因而最能深切地感受引起自身利益损害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否定因素。这就决定了，尽管以特定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为载体的社会自我批判在表面上林林总总，但内在的“绝对的普遍物、实体性的和真实的东西”总是指向这个否定因素的。由此就可以理解，“公共舆论不仅包含着现实界的真正需要和正确趋向。而且包含着永恒的实体性的正义原则”。

（2）人民主体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活动具有巨大的能量。“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引起人民主体利益损害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否定因素，触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神经，鞭策广大人民群众投入体现社会自我批判的特定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之中。由于人数众多，就能形成“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的社会思潮。在这种社会思潮中既有“潮头”，也有“潮流”。前者以作为弄潮儿的思想家为主体。他们总能在社会思潮的潮流涌动中把社会现象深处的否定因素揭示出来，并以理性的形式晓以利害，从而成为体现民众意愿的“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后者以数量广大的群众为主体，与作为潮头的理论体系形成呼应和共鸣。社会思潮滚滚而来，往往会产生“顺者昌、逆者亡”的社会氛围。特定社会民众评价活动所形成的巨大的力量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给国家权威机构施以压力，以“应当”为目标，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实践意志，通过“扬弃”，使社会机制得以自我完善。

2.人民主体在“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活动中发挥作用

在历史哲学中。“现存”与“现实”是两个不同范畴，“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而仅仅属于“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的东西，“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现实”，从而仅仅是“现存”的。处于层层相叠的权力“金字塔”结构顶端的国家权威机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凸显的大多数人利益，否则就不是“现实”的，而仅仅是“现存”的。国家权威机构具有的这种“现实”属性，是非崩溃时期社会能进行自我批判的“特定条件”之一。

一旦作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主体的人民利益受到损害，致使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激化，承担着“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功能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现实”属性的国家权威机构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否定因素，从而就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被迫、主动或被动地发动“自上而下”的以特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为载体的社会批判活动，并在“批判的武器”转向“武器的批判”过程中，以“应当”为目标，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实践意志，通过“扬弃”，使社会机制得以自我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发动“自上而下”的社会批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觉或被迫、主动或被动的。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否定因素的凸显总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激化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激化总与作为其基础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不能正常展开以及作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主体的人民利益受到损害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家权威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主动地发动“自上而下”的社会批判活动，间接地说明了人民主体在社会自我批判中的作用。至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所形成的“顺者昌、逆者亡”的社会氛围以及所深刻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否定因素。为“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使国家权威机构被迫、被动地发动“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活动，则直接地说明了人民主体在社会自我批判中的作用。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和“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等古代经典名句对于我们形象地理解“一定程度上自觉或被迫、主动或被动”很有意义。前一命题与理解人民主体在国家权威机构自觉、主动地发动“自上而下”社会自我批判活动中所起的根本作用联系在一起。后一命题者与理解人民主体在国家权威机构被迫、被动地发动“自上而下”社会自我批判活动中所起的根本作用联系在一起。

3.人民主体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发挥作用

社会自我批判是在以特定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为载体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活动和以特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为载体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体现在社会心理领域，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体现在社会意识形式尤其是其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因此“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体现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尤其是与其中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及其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意识内在运动的动力。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和载体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及其运动。人民群众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主体，由此就可以理解，人民主体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和“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之间相互作用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意识建立在社会存在基础之上；只要引起人民主体自身利益损害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否定因素没有解决或没有缓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就会持续激化，从而就会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由此就会推动社会自我批判活动不断地深化。

4.人民主体意识是“至尊的神”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尊重这一基本事实，就必须确立人民主体意识。对于“意识”，在哲学辞典中仅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把它与“物质”相对应，理解为“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对外部客观存在的反映”。其实，人们还往往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理解“意识”，即意识是主体对于一些基本价值关系的反映经过长期的积淀，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的价值观念。例如，人们常常说的“忧患意识”、“公仆意识”中的“意识”就是关于“忧患”和“公仆”的价值观念。这种意识由于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在主体的行为之中。

如果在国家意识中没有人民主体意识，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在一座庙堂里“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尊的神”。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上帝是基督教中“至尊的神”，释加牟尼是佛教中“至尊的神”，真主是伊斯兰教中“至尊的神”。信徒们对他们烧香磕头，歌唱祈祷，充满着一种崇敬和畏惧之情。如果说崇敬是对“至尊的神”所油然而生的正面情感，那么畏惧就是对“至尊的神”所油然而生的反面情感。把人民主体意识理解为庙堂里“至尊的神”，包含着对于人民主体的既崇敬又畏惧的情感。激情对于历史的活动具有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对于人民主体意识的敬畏之情在人类社会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表面上看与人民主体意识没有关系，但如上所述是间接地或直接地与人民主体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自觉或被迫的对人民主体作为“至尊的神”的敬畏之情，这一批判就不可能发动，发动了也不能持续下去。“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固然在根本上与广大群众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感受到自身利益的损害联系在一起，然而也与作为弄潮儿的思想家们的“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的“开民智”（《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自发或引发的对人民主体作为“至尊的神”的敬畏之情，就没有比较充分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主体作为“至尊的神”的意识，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不管是自发的还是引发的，都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及其相互作用的社会自我批判所必须具有的“特殊条件”之重要方面。

四、体现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自我批判

1.社会主义改革在本质上是社会自我批判

与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社会基本矛盾或尽管承认存在但不在根本上发生作用不同，毛泽东承认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发生根本作用，由此“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然而在1957年以后，他把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与社会成员的矛盾区分开来，认为前者不可能激化，后者却日益激化，以至于阶级斗争必须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并付诸实践，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出现的陈旧和僵化更加严重，使得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激化，从而导致了共和国历史中的社会危机。

针对我国从1958年到1978年所出现的情况，邓小平说：尽管“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他所说的“一些重大成就”，主要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他所说的“混乱状态”，就是政治危机；他所说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就是经济危机。这两种危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社会危机的形式深刻地呈现了出来。

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激化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危机的根源就是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过去，人们总是把马克思所揭示的危机机制仅仅与考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联系起来。其实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危机来说，马克思关于危机机制的方法论也是适用的，即共和国的社会危机也源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以至于“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激化以“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危机形式深刻地呈现出来.这就为社会自我批判提供了主客观条件。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由此可以说，改革是一场社会自我批判。社会主义的社会自我批判就是反映作为客体的社会，其所作所为在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尤其是社会危机中对于社会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否定因素，并在反思中“力求思想自觉”.从而在“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转化中，通过“扬弃”，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

2.社会主义改革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辩证统一

可以把1976年的“四五”事件和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前奏。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以“文化大革命”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中的否定因素，发动了以特定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为载体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这种社会自我批判集中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上。人们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其矛头却指向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激化中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予以全文转载。党内马克思主义者感受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激化，围绕着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的争论。发动了以特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为载体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

1978年，以“文化大革命”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危机已经持续十余年，社会自我批判的客体条件已经具备；通过“四五”运动和“真理标准讨论”，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条件（包括下层和上层）也已经成熟。当时社会中弥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并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种忧患意识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上述文字逐字逐句地在全会公报中出现，社会自我批判由此开始。

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自我批判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先是“自上而下”，然后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

从1982年到198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四个1号文件，最终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完全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1993年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又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二个“决定”在标题上就差一个词：一个是“建立”，一个是“完善”，浓缩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而掀起了新一轮“自上而下”的以特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为载体的社会自我批判运动。

人民群体以切身利益变化的方式感受着以生产方式转型为基础的社会转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激化的否定因素必然与作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主体的人民利益联系在一起，由此就引发了以特定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为载体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表明，确实有过体现民意的几次重大社会思潮给“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革在内容上和策略上以重大影响。例如围绕着孙志刚事件、佘祥林和赵作海事件以及“上访妈妈”事件等所形成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对有关国家权威机构“废除强制遣送制度”、“将死刑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等改革措施以重大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论坛》几次网上《千人问卷》调查报告指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成为可能诱发“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位因素，说明了腐败问题已成为广大民众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忧患。由此所引发的持续不断的“自下而上”的特定社会评价活动给国家权威机构治理腐败以巨大动力。对此，习近平指出：对于腐败，“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因此“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

但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无机”形式往往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在某些特殊场合下甚至会成为“脱缰之野马”。这就需要具有“有机”形式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予以引导。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在社会自我批判的这种运作机制中，人民主体创造历史的作用体现了出来。

3.在社会自我批判中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1984年，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个问题是共和国历史中使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不断予以激化的重要问题，从而也就成为社会自我批判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直接与社会主义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历史定位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论”，“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并将此作为以中央名义所颁发的《苏共（布）党史简明读本》的内容。然而，人类历史进程的事实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使得人们对“五形态论”提出质疑。不少学者赞同马克思的“三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处在“五形态论”的第五形态，还是处在“三形态说”的由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回答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1877年，马克思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提出这个设想为的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该“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即“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五形态论”者认为，“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是跨越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而由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三形态说”者把“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解为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即不是“经过长久的阵痛”从资本主义中“脱胎”出来的社会形态，而是在“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制度。共和国历史中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尽管有很多原因，但不能不说，把社会主义的两种类型予以混淆，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是理论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源。

人们通过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反思终于发现，以前对我国社会形态的定位是错误的。在尔后的认识中，全党逐渐统一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上。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以往人们总是把不发达理解为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或工业的不发达。党的十五大把摆脱不发达的首要目标规定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就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同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联系在一起。在我国，这个过程就体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切“资源配置”的决策都由中央计划当局作出；人们依附在单位之中，单位成为“整合和控制”社会成员的细胞。以这种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在本质上属于“以人的依附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总是与社会的整合和控制联系在一起，因而很容易具有政治性质。阶级斗争越演越烈，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不断显现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从而不存在商品经济。然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尽管可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但不能跨越商品经济社会形态，而市场经济则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机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从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体现在共和国的历史中，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由此就可以做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4.在确立人民主体意识中深化社会自我批判

我党的人民主体意识集中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命题中。毛泽东在1944年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此后在一生中又多次题词“为人民服务”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说：“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人民主体的敬畏之情。在社会主义改革中，我党自始至终自觉地确立人民主体意识。在改革开放序幕拉开之际，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并把“为人民造福”作为首要的政治标准。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又进一步强调“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社会主义改革作为社会自我批判，体现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及其相互作用的社会自我批判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以往社会中的属于剥削阶级范畴的统治阶级，人民的社会主体作用不再需要通过统治阶级的中介体现出来，即“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中，人民主体意识，对于执政党而言，作为执政宗旨，固然十分重要，但对于人民而言，作为“当家作主”的自觉体现，就更为重要。就“自下而上”而言。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人民主体意识发挥得最为充分的时期，人们通过社会思潮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表达民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在人类已步入数字化时代的当下，“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与个人之间即横向沟通和个人与权威机构之间即纵向沟通的自由”，由此就使得“自下而上”地“对国家进行民主的控制”的公共领域充分发育。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之中，这个转型过程远远没有结束。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消除，在某些领域还顽强地存在着，“个体中国人还未崛起为一个真正自决、独立和自立的行为主体”。社会自我批判的深化需要进一步通过启蒙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当然，这种启蒙不仅在于使个人成为能独立运用自己理性的人，而且还在于“把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的国家的义务和权利公开地教导给他们”。另一方面，正在建设中的“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关系，已经对社会发生双重效应。马克思把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放在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充分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即“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30多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更多地批判了它的消极方面，他把社会关系的物化“叫做拜物教”。当前中国社会中很多丑恶现象都是与这种“拜物教”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自我批判的深化必须针对社会关系的物化，研究如何“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尽管不同，但都指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由此，提高人民主体意识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责任编辑 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