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研究”笔谈

中国环境史研究

编者按：中国环境史研究成为中外学术界“最热门”的学问之一，对此我们忧喜参半。忧的是，环境史之所以热门，那就表示我们国家在生态环境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喜的是，学者们的研究，能够引起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从而使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本刊历来重视域外学术的新进展，这期笔谈邀请了中关两国学界对中国环境史素有研究的学者，就该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发表了最新的见解，希望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红伟副教授在笔谈的组织及翻译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编者在此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中国环境史学的兴起

中国环境史是历史学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至多有20年的历史。1995年由伊懋可（Mark Elvin）和刘翠溶主编出版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是第一部明确注明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论著。当我于1987年出版有关湖南的著作时，并没有把它当作环境史的研究，但是后来它却被别人当作一项环境史的研究。此后，陆续出版了许多清代环境史的专著，包括马立博（Robea Marks）、穆盛博（Micah Muscolino）以及萧邦齐（Keith Schoppa）的著作，最近又出版了两本由伊懋可和马立博从环境视角撰写的中国通史。刘翠溶在台湾召开了两次环境史的会议，在中国和其他地区也召开了许多环境史会议，学者和民众对环境史的兴趣也与日俱增。然而，如同穆盛博所言，环境史对中国史的总体影响仍然十分有限，环保人士对历史的关注更是微乎其微。

如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环境史的诞生是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现代工业社会已经严重影响到自然界，并危及到人类社会本身。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揭露了二战期间发明的杀虫剂对二战后的世界产生的危害，这本书激发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威廉·克罗农，一位美国环境史的先驱人物，在1983年出版了关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一本专著。在日本和欧洲，20世纪70年代的人们就察觉到核能、污染以及荒漠化带来的灾难，这些认识激发了当时的环保运动，以及随后几十年的历史研究。

当然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很早就谈到自然界的力量，如修西底得（Thucydides）记录了瘟疫对雅典的影响，司马迁谨慎地描述了地貌对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文化造成的影响，始于20世纪初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农业史研究，则关注政治和战争等短期事件的长时段的背景过程研究。但是20世纪末环境史的研究却已十分清晰地与正在发展的环境保护运动联系在一起，它也使人们比前人更加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于环境史揭示了各个尺度下自然变迁的过程，它也开始挑战民族国家的疆界以及传统历史学家对历史时期的分期。中国可为展示环境分析的作用方面提供一个极好的舞台，因为它有着悠久的文献记录和广袤的面积，以及重视对土地和水资源等重要资源进行管理的官僚传统。当代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既要依靠这些文化遗产，但是也需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超越。

正如陈颖佳提到的一样，环境史并非包罗万象的历史，不过，即便如此，正如穆盛博所言，自然的力量事实上确实影响着历史变迁的方方面面。环境史学家如同其他史学家一样，需要仔细选择最适合他们叙述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以及相应的主题范围，不过他们不必按照以前依据史料或者史学公约进行的划分时间和空间的做法，这点可能是目前环境史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中国空间范围的新概念：跨越国界的环境史

迄今为止，许多著名的研究（包括本人的在内）都沿着一条注重区域和地方史的路子，这些研究主要依靠大量的方志和地方官员的奏折，如我对湖南、萧邦齐对湘湖以及韩昭庆对中国几个区域的研究都沿袭了这个传统。但是几位年轻学者却把眼光放得更远，讨论跨越中国传统边界的边疆区域，这里的文化形式纷繁复杂。如帕特·吉尔茨（PatGiersch）对云南的研究利用了包括英语和缅甸语的资料，讨论了在清帝国南部边界的贸易路线和文化交流；穆盛博关于中国海岸带渔场的研究不仅包括中国的渔船，而且还包括日本人和其他竞争对手的船队，不仅分析了他们对渔场的生态影响。而且还分析了他们对共和政体采取的国际政治立场的影响。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的博士论文不仅利用中文，而且还利用了重要的满文和蒙文资料，分析了清帝国对具有战略地位的中欧亚地区的态度，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大卫·贝洛（DavidBello）即将出版的著作则探讨了汉族移民对几个边疆地带的农业生态造成的影响。

进人20世纪，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的重要影响使得我们应该注意外国势力和外国资源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绝大多数有关中国20世纪的研究很少重视他们带来的环境变迁的影响。穆盛博最近关于战时灾民聚落和开荒的研究揭示了国家政策、当地环境、人口流动与人口福利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他提出应把“能量供给”当作国民党政权战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看法脱离了农业史的研究，而转向工业史和技术史，代表了环境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一些历史学家建议把工业史和技术史合并成一个新的门类“环境科技史”。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在他的第二本书中沿着相似的思路，从新英格兰农业区转向了芝加哥城市地带。尽管陈颖佳不把自己称作是环境史学家，但是他同样强调战时能量供给的重要性，并区别分析了能量网络中的区域差异性，揭示了战时和战后这种区域差异的延续性，他还提到美国在中国电器工程师的教育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样.吴谢伦（Shellen Wu）和叶雪莉（shirley Ye）也详细考察了19世纪德国对中国工程师的技术教育的重要性。黄CJ（CJ Huang）是目前在跨边界跨国界研究方面最有雄心壮志的一位年轻学者，她计划分析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在塑造东北地区的人民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不久前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曾经抱怨人们承诺环境史研究要跨越国界但事实上却被严格局限于本国研究的状况。正如他所言，“环境史似乎并行于国家的历史，然而即便这样，也难以让人相信是自然使然。”他的新书《铺铁路》、（Railraded）就包含了对加拿大、墨西哥以及美国铁路网络的讨论。所有这些关于20世纪技术和环境变迁的研究都强调跨国研究的方向。

穆盛博呼吁更多的理论研究，以便吸引其他社会学家。我则认为，历史学家不一定非要提供许多新的理论范式，但是却要展示与跨国历史研究的学者相似的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研究多种来源的档案、谨慎使用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字和数字资料。跨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不管他们是否讨论环境，但是皆为当今众所周知的全球化范式的诉求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想法，意欲拓宽视野的环境史学家可以向他们学习。

目前档案资料和全球意识的潮流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中国历史上导致饥荒的原因这个传统话题的研究。国内外把中国称为“饥荒的国度”的评论员很清楚近代的中国屡屡遭受灾害的打击，但是他们却很少考虑导致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灾害的深层次的背景因素。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o-ley）有关1876-1879年“丁戊奇荒”的研究既注重对受西方影响而改变的贸易路线使得山西成为一个贫困之乡的分析，同时也考察了外国人通过与长江下游的慈善人士以及国际教会组织的合作来进行的减灾活动。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则认为，19世纪发生在中国的饥荒是由帝国主义的垄断和厄尔尼诺的气候事件共同造成的。李莉莲（LillianLi）关于北京和天津地区水利建设和减灾活动的长时段研究揭示了从清代至当代政府对农业生产环境造成的强烈影响.同时她也认识到了黄河、大运河以及其他河流的水文状况对华北稻作生产所起的作用。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档案的开放使得人们可以对大跃进之后1959到1962年之间发生的灾荒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中外学者对这次饥荒造成的影响已做了大量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粮食供应造成的巨大影响是这些研究的主要对象，然而造成这次饥荒的具体的环境因素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如同过去，国家政策与地方降水量的多少、收成的高低以及土壤的质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在各个地区各不相同，关于这次饥荒的环境研究（自然成因）仍有待研究。

总之，中国环境史有许多大可作为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方向将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些具体有力的科学数据也会使人们意识到中国目前的环境所处的危险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