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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将领的素质与甲午海战的结局

2014-10-21刘玉静

管理学家·学术版 2014年12期
关键词:北洋学堂海军

刘玉静

摘要:肯定北洋海军将领在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贡献,着重从其将领素质的缺陷这一角度论述其对甲午战争产生的严重影响。

关键词:北洋海军;军官素质

“2014年是中国新的甲午年,120年前的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再加上今天中日对抗似乎成了我们最大的外部挑战,这两个甲午之年的对比萦绕在不少中国人的心头。”反思甲午战争、把握新的甲午年,成为中国在2014年绕不过去的重要话题。

19世纪60年代,大清王朝的第一次“新政”拉开了序幕,迈出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步,其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在1885年建成了北洋海军。然而,我们却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耗银数千万两,历经数十年努力建成的亚洲一流舰队竟然屡战屡败乃至全军覆灭。对北洋海军的一切失败原因后人已作过无数次细致的分析,其实北洋海军的失败并非全由客观原因所致,而海军将领们的素质在这其中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思想素质

尽管丁汝昌及大部分管带在海战时拼死抵抗,将生死置之度外,如邓世昌、林永升等,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仅仅是典型的忠君报国的封建型军事指挥官,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政治思想素质并不高。

(一)在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下,学生官进入北洋海军服役的同时,也便进入了官场,“仅有的那点职业热情和进取精神很快便消磨殆尽,并在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的腐败风气中随波逐流。比如,水师中大多为福建人,他们人多势众,排斥非闽系军官,甚至连身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孤寄于群闽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训练“多尚虚文”,流于形式而不考虑实战,各舰管带集体作弊,虚应敷衍,弄虚作假。

(二)纪律败坏,走向腐败,带头违纪的还是众管带。《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实际上各管带早已在基地及附近兴建私宅,携妻妾而居,海军军官生活大多奢侈浮华,嫖赌乃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妓院林立达七十多家。 还有,水师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下功夫学习海军知识,还常以外行自居;在海军基地刘公岛上开设店铺敛财,与部下发生龃龉;还自蓄优伶,生活骄奢淫逸。“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在舰队常去之地还金屋藏娇。

二、科学文化素质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校。这些新式学堂,开设西文和西艺课程,改变了过去以经学为主的教学内容,使中国教育步入了近代化的行列。福州船政学堂就在其中。北洋海军的战舰管带几乎均为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的前几届毕业生,有些人如林永升等还曾作为留学生去英国深造。他们的海军生涯可以说是从福建船政学堂起步的,而在校学习阶段又是其素质养成的关键时期。

福州船政学后堂招生的学生一般在12---17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可塑性极强,学校也深知这一点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他们不是针对这一特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军事训练以培养其军人素质,而是用传统的中国式教法来规范学生。学生除学习所设课程(近代科学知识)外,还要学习传统文化,如读《圣谕广训》、《孝经》 。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认为:“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也。”这是中体西用理论的早期表述,也是洋务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保守顽固派有着相通之处。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洋务派是中国社会对世界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危机了解得最多的一个社会集团,沈葆桢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对于中西文化的看法不过如此,人们又怎能祈求洋务派倡导的“自强”运动取得根本胜利呢?因而船政后学堂培养的只是一批掌握“外国之技巧”的中国士子。在他们身上,中国传统士子所具有的一切特征,如重文轻武、好静不好动、好思考而恶劳作等都已经具备了。如果这些特征存在于传统的中国士子身上也无可厚非,但对军人来说则是致命的弱点。

在驾驶班的前几届毕业生中,少数优秀者曾被派往英国留学。他们先后进入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驾驶理论,并到英国舰队的各种军舰上实习。英国作为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海军强国,其海军和教育方式、内容及环境均属一流,为留学生深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但是对中国留学生而言,他们所关注的仍是海军转业技术的学习与实践,对军事理论则几乎不闻不问。因而在留学的两三年时间里,他们除了提高了海军军事技术水平外,本身薄弱的军事素质并没有多大改进。

三、身体素质

船政后学堂学制五年,开设英文、算法、驾驶、测算、枪炮操法五科。英文和算法贯穿堂的始终。后学堂要培养的是未来的海军军官,而不是普通的轮船船长。而在课程设置中仅有“枪炮操法”一科与军事有关,至于最起码的强身健体的体育课程根本未开设,因而也就无从谈起培养学生的军人素质。由于受儒家教育的影响,这些学生多尚文轻武,喜静不喜动,善思考而恶劳作。据在福建船政学堂考察的英国教官回忆:中国海军学员们“有巾帼味道,下完课后只是在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功课,从来不运动”,认为在“佛龛里呆着比在海上警戒工作更合适”,外籍教师也承认“让清国学生做体育运动比做学术教育远远为难”,在海上训练时“学生不喜欢体力劳动,怕弄脏手指”,在英国留学的学员严复也承认“西洋筋骨皆强,而华人不能”,并看出造成两者的差距在于大清水师“少养成”。在校学生尚且如此,踏入仕途后更是耽于享乐,耻于劳动,疏于锻炼,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因此,清朝海军军官充其量不过是掌握了一些海军专业技能的文弱书生,这些学生在驾驶班没有受到应有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与培养近代海军军官的要求相去甚远。

中日两国海军120年前的那场大决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大国与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小国之间的对抗,是一支武器装备初步近代化的封建军队与一支已经全面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军队之间的对抗。按照封建社会标准培养的指挥员,其素质无法与按照近代资本主义标准培养的指挥员相比,失败在所难免。120年前的这场战役告诉我們,指挥员素质对一场战争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无意贬低北洋海军的管带们,也不否认他们各自的长处以及其中的优秀者,只是想使他们的形象更趋于完整和真实。

120年前的战争,沉沦了一个民族,强盛了一个民族。作甲午之祭,就是要回顾洋务运动150多年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建现代化国家坎坷奋斗历程中所受的屈辱。反思甲午战争,思文化教育之保守、军队之落伍,而图中华民族之警醒、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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