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波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突然播出一条消息：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自杀身亡。我当时正躺在床上，听到这一消息，如触电般地跳了起来。1991年1月4日，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黑色日子。

在三毛逝世后两天，我收到了她在自杀前给我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信封里装着的不是贺年卡而是一枚礼卡，上书三个字：谢谢你。邮戳是1990年12月29日。

和三毛相识，是在1987年春天。当时，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为三毛的才学所倾倒，也为她浪迹天涯的动人故事所迷恋。于是写了一篇评论《撒哈拉故事》的文章，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文章后来托三毛在中国内地的叔叔倪竹青老先生带给了她。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三毛的来信，里面还夹了一枚她签名的个人照。三毛在信中说，她是第一次读到大陆有关她的评论文章，很是感激，希望保持联系。未了，她还写了自己在台北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和三毛的交往，便于此开始。

当时，三毛的书在中国内地已呈“洛阳纸贵”之势，年轻人几乎是人手一册。但是，在大陆出版的书，大多是盗版，三毛一分钱的稿费都没有拿到。当年5月，三毛给我发来一份委托书，委托我作为她在中国内地的代理人，与各出版社进行交涉。记得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查中国几家出版社出版三毛著作的情况。结果，询问信发出后石沉大海。人家根本没把我这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黄毛当回事。我着急，三毛却写信劝我“不急，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