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代全

1949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如排山倒海、雷霆万钧。渡江战役胜利后，8月19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后，为了肃清退守到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第二野战军迅速挺进大西南。

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需要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为此，第二野战军依托1949年5月成立的二野军政大学，加紧培训部队骨干，并从地方招收学员。那年，21岁的我从近300公里外的贵州省道真县考入二野军政大学，穿上了军装。

1950年年初，在国民党大陆残余势力的精心策划下，贵州全省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暴乱。2月至5月，有31座县城被土匪袭击或一度攻占，2000多名地方干部和我军征粮人员牺牲。其间，全省大部分地区交通受阻，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形势异常严峻。

贵州土匪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以境内叛军（国民党正规军起义后又叛变）、惯匪为打手，欺骗和裹挟不明真相的部分农民组成了股匪。较大的土匪武装有460多股，持枪匪徒有20多万人。

早在1949年1月，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就应召去南京领命：一旦政权失势，就利用贵州山高谷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等条件，把这里经营成与共产党对抗的“游击根据地”。为此，谷、韩与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共同制订了一套“应变计划”，并在贵阳开办了三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轮训了1600多名特务骨干。在溃逃台湾之前，谷、韩等人再次布置一批匪特骨干，携带40余部电台疏散潜伏，并从监狱中放出800余名惯匪、小偷，配合实施“应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