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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南联大看我国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的建设

2014-10-20邱欣悦

文教资料 2014年17期
关键词:梅贻琦西南联大教授

邱欣悦

(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00)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躲避战事,先是迁至湖南长沙,又在1938年4月西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6年解散为止,在八年战争状态下创造出极大的教育成就。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6年,毕业生中有1000多人先后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知名度颇高的院士、高级教授和研究人员、高级工程师、高级记者、诗人、作家、总经理、高级法官和政府高级官员[1]。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经历了“教育界的长征”,为什么西南联合大学能够在逆境中发展,培养出如此多的优秀人才,创造出如此多的文化成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正如对西南联大研究了十几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说的那样,“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2]。研究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对当今我国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西南联大的成功办学经验

罗海鸥、刘志文在《提升联合办学水平的三条纽带》一文中提出,维系一所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应该有资源、制度和精神三条纽带,其中资源包含人力和物力[3]。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

(一)资源层面。

1.一流的校长与教师

彼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校长分别是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蒋梦麟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师从教育大师杜威,主张发展学生个性;张伯苓一手创办南开系列学校,重美育、体育和公能教育,毕生都奉献给了南开;梅贻琦是首批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巧合的是,他正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的第一期学生。这三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校长,无论在教育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同时他们高尚的人格也影响了一代学生。

梅贻琦有这样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此,在主持联大校务期间,他十分注重教师的任用。据统计,西南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4]。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陈寅恪、冯友兰、刘文典等“大家”都曾经任教于西南联大。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正如梅贻琦先生话中所说,西南联大有这样优秀的老师给学生做模范,学生怎么会学不好呢?

2.物质的匮乏

抗日战争年代,物质匮乏、战火纷飞,许多卷宗都在战乱中丢失或损毁。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不远万里到昆明,只为了躲开战事前线,老师专心做学问和育人,学生专心学习。这一路上的艰难险阻想必是如今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师生们还是携带了许多书籍,在战乱年代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学术成果。

西南联大初建,下无寸土、上无片瓦,只能借助昆明现有学校的校址。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参观西南联大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西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极其艰苦,但是精神生活,了不得!”[5]西南联大的师生经常受日军的空袭,校舍由于经常遭受空袭而损毁,导致课程被迫中止,很多人甚至认为学校无法按时复课,但是在梅贻琦先生的要求和带领下,迅速修复损毁校舍,并寻找备用校舍,在最短时间内令学校重回正常秩序,不得不令人敬佩。

(二)制度层面。

1.民主制度和教授治校

联大根据三校合组的实际情况及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联大不设校长,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6]。梅贻琦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是教授。因此,西南联大确立了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学校各级管理部门都由教授担任要职,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时,多次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西南联大的训导主任,均被联大以教授治校是三校的一贯传统必须予以尊重为由而婉拒[7]。

校务委员会制度充分考虑了三所高校的需求,避免了一些矛盾和冲突,教授治校更是在战火中给了这些大师们最充分的尊重和敬意,让他们更热爱学校,投身于学校发展。拒绝政府的插手,防止被政治左右,更是实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愿望,让师生有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

2.学术自由

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理念既体现在学生的行为中,又体现在教授身上。一二·一惨案发生后,联大校友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其中写道:“联大师生要不惜牺牲争取民主。”[8]

学术自由令西南联大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得以问世。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冯友兰的《新理学》等。据统计,八年来西南联大出版、编印各类教材、参考书、著作共150部,其中被采用为部定教材的有25部。在1941~1945年间,获教育部学术奖一、二等奖的占总数的40%以上,涵盖文理法工各科[9]。

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和教授治校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西南联大这么一批有学术自由精神的教授,而学校又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和权力,使他们有了为学术自由而据理力争的坚强后盾,更进一步促进学术自由地发展。

3.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将“通才教育”贯彻到教学实践的基本思路是:大学的首要任务不仅给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应给学生广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的综合基本知识[10]。联大的通才教育体现在课程安排上。联大的必修课大都开在一二年级,到三四年级绝大多数课程都是选修课,选修课的比重较大,一般占到总学分的60%以上[11]。这种“先通后专”的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后期专业课学习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又不放松专业方面的培养,因此才能培养出一位位全面发展的专才。

(三)精神层面——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

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外来侵略者,每一个中国人都怀揣着一颗赤诚的心,西南联大的师生亦是这样。昆明虽然不是战火的前线,也经常被空袭搅得不得安宁。为了人身安全着想,同时也因为校舍短缺,西南联大许多教授住在离教学处很远的地方。学生的生活十分艰苦,有学生回忆,一间大教室里住几十个人,下雨的时候没有一处不在漏水。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师生就是这么坚持了下来。试问,如果不是抱着一颗热切的爱国之心,不是有着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这样的苦难又有谁能熬得过去呢?虽然西南联大的师生在那个年代没有直接拿起枪杆走到战争的前线,却一直用他们的热血、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后方声援,在战争后为祖国建设带来了丰富的人才和资源。

三、对我国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的建设的启示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重视校长的作用。

西南联大的师资是有目共睹的,令如今我国大部分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我国大学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师资的重要性,事实上,各大高校都在重金招聘名师。但是高校在招聘教师的过程中过于看重教师的文凭、职称,令很多有才之士求职无门,而一些教师进入高校以后,迫于学校压力,又疲于应付一系列职称评选,发表学术成果,虽然也许对科研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却令教师无力专注教课,学生自然无法获得老师的真传。因此,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并不是简单地招聘有学识的教师,更重要的是应该打造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高校要重视科研,但是不能忘了教学之本。

西南联大名师多,流派却不尽相同。如今我国若想建立高水平的公立高等学校,就要像西南联大那样兼容并包,允许教师有自己的学术信仰,不同流派之间互相切磋,自由论辩,营造自由良好的学术氛围。

目前,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在高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大学校长多是政府任命,这是暂时无法改变的制度和事实。因此,校长不能只关注“政绩”,而应该潜心于“治学”,校长要多听师生的意见,多为师生考虑,深入学校大群体中。

(二)自由民主的管理。

“无规矩不成方圆”,高校从教师到学生再到管理人员,数量庞大,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制度,学校陷入无序状态,便不能保证日常教学与科研活动。在大学里,教师和学生毕竟是主体,因此教学管理活动应当以他们为中心,让师生有发言权,而不仅是行政领导“一言堂”。西南联大的委员会制度和教授治校,体现了校内管理的自由和民主。若要建设高水平的公立高等学校,就不能过分压制师生的权力,如果让教师和学生都丧失了活力,高校如何能够永葆活力呢?

无论大学如何发展,学术活动都应该是大学的中心任务,学术的发展需要自由民主的氛围,这样师生才能潜心于学问。同时,只培养技工类专业人才是职业学校所做之事,高水平大学培养的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间的自由交流与沟通能进一步促进学科之间及专业内部的知识交流,促进本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从而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因此,高水平大学需要“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

(三)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构建。

西南联大处于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最好的校园精神文化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而如今高水平大学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当今社会,办大学就是办文化。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之道[12]。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主要体现在校风、教风和学风这三个大方面上。值得注意的是,校园精神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应该融入校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融入学校每一个人心中。在苦难中、逆境中,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文化支撑,使人们越挫越勇、激流勇进。因此,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我国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建设的重中之重。

[1]罗能勤,朱继洲.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借鉴意义.江苏高教,2002(5),111.

[2]肖玮萍.试析西南联大对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交通高教研究,2002(4),9.

[3]罗海鸥,刘志文.提升联合办学水平的三条纽带——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与启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2),87.

[4]文胜利.从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看我国的一流大学建设.现代大学教育,2006(5),96-97.

[5]阿忆.凤凰卫视系列节目《北大缤纷一百年》.《国立西南联大》(上).

[6]王飞.论西南联大的组织特征.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4),16.

[7]吴秀文.西南联大的管理特色及其启示.现代教育科学,2006,45—46.

[8][9]江渝,李杰.从思想自由到学术自由——西南联大的大学之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2),289.

[10]江渝.“通才教育”:西南联大成功经验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2),253.

[11]文胜利.从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看我国的一流大学建设.现代大学教育,2006(5),96-97.

[12]刘冬梅,刘刚.文化传承创新视阈下的大学文化建设研究——从西南联大的文化魅力看当下的大学文化建设.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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