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燕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浅析《卖花女》中文化权利操控下的不适感

张春燕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萧伯纳通过卖花女伊莉莎的蜕变，揭露了个人在文化积累上的不平等决定了社会权利和文化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布尔迪厄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探究了语言和资本、权力的隐秘关系。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交往、实践的社会空间；文化同样是支配的源头。

《卖花女》 文化资本 权利操控

1889年出版的由萧伯纳主编的 《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第一次集中表达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等级意识，期望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平等。《卖花女》中，萧伯纳讲述了一个出身贫寒的卖花女伊莉莎怎样被训练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的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的故事，很容易被学者们贴上“五幕传奇剧”的标签。经过六个月的语言训练，卖花女的口音发生了巨大变化：语音纯正，谈吐文雅。然而，通过描写卖花女伊莉莎的蜕变，萧伯纳并不是为了阐释语言可以解决阶级问题，而是为了揭露是由这个语言标识体所映射出的社会分层的不平等。

皮埃尔·布尔迪厄将语言从结构主义的抽象结构带入日常实践中，考察语言和资本、权力的隐秘关系：语言实践的本质是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权力关系及其不平等性的折射。语言本身是带有社会性、历史性的，使得某一种语言处于支配地位，并被“合法化”；其他语言或方言，要么处于被支配地位，要么渐渐消失。

本文旨在从口音、文化品位的角度，分析文化权利对个人的无形操控，个人体现出了一种“不适感”。

一

在萧伯纳的时代，标准发音极其盛行。语音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方言土语受到上流社会的蔑视，正如在《卖花女》的序言中，萧伯纳指出了语言所暗含的社会意义：“当一个英国人开口说话的一瞬间，另一个英国人却露出鄙视的神情。”语言及发音的重要性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1762年，“语音只是一个人谈吐的装饰品”；到了1833年，语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人社会身份的符号［1］375。现代英语从十六世纪初逐渐成形，为了让英语能更方便人们的交流，语言学家们推崇英格兰东南部的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的口音。在1926年《英语发音词典》第三版中，丹尼尔·琼斯采用标准发音这一术语描述这种发音，尽管琼斯声明，标准发音只不过是一种可以被广泛听懂的发音，使用标准发音并不说明它是“最好”的，但其带有的较为浓厚的上流社会色彩，很容易被人们把它看做是贵族化的发音。“标准发音在历史上从来就只是一个少数人使用的口音，从未超过英国总人口的3%～4%。英国的语音和语言学家们虽然认定标准发音是不带有地方方言的发音，但没有人能认定它是‘无阶级’区别的发音”［2］497。

希金斯原型Henry Sweet是一位英国的语音学家，他也意识到了隐藏在发音背后的阶级分层。第一幕刚出场时，卖花女说着一口cockney accent:“Ow，eez ye-ooa san，is e?Wal，fewd dan y’ de-ooty bawmz a mather should，eed now bettern to spawl a pore gel’s flahrzn than ran awy athaht pyin.Will yeoo py me f’them?”“Cheer ap，Keptin:n’baw va flahr orf a pore gel.”卖花女及与其同阶层的人的词汇、句子结构是非常不标准的，也是让别人难以理解的。在否定句中，他们都用“ain’t”一词而不考虑人称和助动词的变化，如：“I ain’t done nothing wrong by speaking to the gentlemen”.又如“me”和“my”的错误使用：I’ve never had a bath in me life.在语音方面，他们经常省略辅音/g/，如“paying”，“going”等词；还把位于句末的“you”发成“ya”。伊莉莎所讲的英语有着浓厚的方言特征：她将元音“A，E，I，O，U”发成“Ahyee，e，iyee，ow，you”。在希金斯的语音实验室里，卖花女伊莉莎首要的是把她的元音/au/和/ i/标准化为上流社会的/ei/和/au/；练习如何正确地发出习惯性地省略掉的/h/音。

发音、语法及词汇的不同，实际上是说话者的社会位置的标记体，同时反映出了说话者的文化资本（及其他资本）的质量［3］18。希金斯教授是一位出生于伦敦的语言学家，讲的是一口标准发音的标准英语，如:“I don’t know whether you’ve noticed it;but the rain stopped about two minutes ago.”尽管希金斯认为伊莉莎是一个有灵魂的、能说人话的人，但是从他对伊莉莎的称呼中也能看到阶层区分的影子，同时标识了伊莉莎的社会身份：“一片烂菜叶”，“一个破烂的叫花子”，“可怜人”。

除了发音外，身体的动姿、性情倾向、话语方式等无不具有象征和符号价值，它们同样可以标识一个人的身份。希金斯在一旁记录着伊莉莎的言语时，被几个旁观者误认为是警察的密探。“他不是侦探。他就是他妈的好管闲事，我的话不会错，你们瞧他的皮靴就知道了”。一双靴子标识了希金斯的社会身份：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

不同阶级的人群在衣着、饮食、爱好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文化品位，这与他们的社会位置相关。因为个人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和文化积累的条件下，投入大量的时间才可能培养文化认知与审美鉴赏能力。第一幕中，萧伯纳是这样描述伊莉莎的：“虽然她尽最大努力来整理自己，然而和那些富贵的太太小姐相比，仍然是脏兮兮的。”起初，读者会认为伊莉莎是没有时间或金钱打扮自己。然而别斯太太让伊莉莎洗澡时，读者了解到伊莉莎的“脏”是她的一种习性倾向：“咱长这么大还没有洗过身体，没有像这样地洗过。”对于居住条件较差的丽孙林区，伊莉莎早已习惯，当到一个新的舒适的环境时，她显然有一种“不恰当感”：“咱怎么可以住在这呢？像咱这种粗人住不起这么舒适的房子。咱也不敢用放在屋子里的任何东西。”相比之下，希金斯的母亲，希金斯夫人不仅谈吐优雅，而且本人有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她崇尚的家具风格是莫里斯和彭·琼斯派，房间的摆设十分美观。房间里还挂了几幅油画，其中一幅是希金斯富人的肖像。她们两人的品位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时表明了个人的品位是与阶层密切相关的。

在卖花女刚出场时，她的穿衣打扮透露出她的品位是粗俗的：“头上戴着一顶沾满灰尘和烟灰的黑色的水手草帽，看样子好久都未曾洗过。她的头发也很脏，泛着一种非自然的灰老鼠似的色泽。”然而，这是与她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的：她的父亲是一个爱喝酒的倒垃圾的工人，不能给她足够的经济支撑，同时不能让她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第五幕中，伊莉莎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一年有三千英镑收入的富人。但是，他并不能像上层阶级那样把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社会学研究注意到，上层阶级的贵族品位凝结着大量的文化资本，而新生为贵的暴发户虽有高额的经济资本，却缺少已转换和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本。因为文化资本与金钱、贵族头衔是不同的，它不可以直接地传递给某个人，而是慢慢地内化为身体形态的个人性情，如习性、品位等。

希金斯与伊莉莎来自社会中两个不同的阶级，他们在最初的文化积累上就是不平等的。小孩一出生就通过家庭被社会分隔开，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会拥有不同的语言、饮食习惯，甚至身体的姿态也是不同的。希金斯的母亲，希金斯夫人有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她崇尚的家具风格是莫里斯和彭·琼斯派，房间的摆设十分美观。房间里还挂了几幅油画，其中一幅是希金斯富人的肖像。这些体现出了希金斯夫人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的物质形态。由此可见，希金斯的童年时期一定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熏陶，从而能够积累更多文化资本。希金斯比伊莉莎更容易得到学校教育和社会的认可。

二

希金斯认为伊莉莎的土音是让她下半辈子只能在贫民区里混，而教育能给她带来巨大的转变。他口中的教育，实际上是以他的标准英语与上流社会礼仪为基准的统一。布尔迪厄认为，这种统一原则给上层阶级带来了一种政治权利的操纵与垄断。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语言学教授，希金斯拥有一种话语权威：“不超过三个月，我便可以让她出席外国大使的花园宴会，别人一定以为她是一位尊贵的夫人呢！或许我还可以为她找到一个去贵族家中当保姆或店员的差事，那样的差事一般都要求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伊莉莎认为他可以讲出一口上流社会的口音，并因此把他看做是权杖的拥有者，“言语的效力来自语言的外部，这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方式显示出来：当发言者站起来发言时，一只权杖传递给他（根据荷马所言）”［4］109。另外，伊莉莎接受语音训练的场所也是有一定含义的，萧伯纳没有选择客厅或是其他地方，而是在实验室里。场合越正式，它越能把这种支配的语言方式强加给被支配者所认知。伊莉莎得知希金斯是一位语言学教授后，深信他只需三个月的时间就能使自己有所变化，且在接受训练时，她并没有质疑过希金斯所教授的言谈举止的方式。

希金斯对伊莉莎的训练看起来是成功的，而伊莉莎通过教育似乎获得了一定的文化资本。经过希金斯对其六个月发音、讲话方式和行为举止的训练，卖花女被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即一位上流社会的语音纯正、谈吐文雅、仪态端庄的淑女。然而伊莉莎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她完全感觉不到归属感，正如她自己对希金斯所抱怨的：“我还有什么事？你令我成了现在的情形，我还有什么事能做呢？我能去什么地方，我能做什么事情，我的以后该如何继续？”此时的伊莉莎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生活，因为她把自己的cockney accent完全忘记了，她就是想用从前的发音说话也已经做不到了。

文化资本的本质被萧伯纳隐秘化了，金钱仍决定个人的社会位置。由于受制于社会位置，个人很难真实地理解现实：大多数被支配者往往只能接受意识形态的笼罩，想当然地认识现实，无意识地接受支配者的价值观，导致歪曲地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在获取文化资本的过程中，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被隐藏了。社会中的个人则误认社会秩序、等级分类的“天然性”。作为符号权力的文化使得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以更隐蔽的方式运作，屈从者却对此丝毫没有意识到，并自愿服从统治力量的规训。这些之所以被个人不假思索地接受，是因为在其背后存在的整个社会的秩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这种分类的标准是任意的、人为的，是特定的群体依照自己特殊的权力关系建构的。同样的，文化也是任意的、人为的建构系统。从来没有哪一种语言是天然合法、高贵的。伊莉莎期望获得的文化资本只不过是一些任意的阶层符号的收集，第五幕中，伊莉莎怀疑文化资本的真正价值，声称希金斯所教给她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技巧，“像是学习用时尚的方式跳舞”，表明她认识到教育真正的价值一种测量社会声誉的工具。

［1］Mugglestone，Lynda.“Shaw，Subjective Inequality，and the Social Meanings of Language in Pygmalion”［J］.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1993（44）:375.

［2］McArthur，Tom.Oxford Concise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Z］.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497.

［3］Pierre，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Trans.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Ed.John B. Thompson.Malden:Polity Press，1991:18.

［4］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