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瑾

1984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雅马哈鱼档》公开上映。它的问世开启了南国都市电影的先河，同时也成为当时最具岭南文化特色的一部标杆性作品。关于它的讨论，前人已有很多赞誉，不必赘言。但时隔30年，从整个当代都市电影发展的眼光再次重温这部作品，让它放置于五彩缤纷的都市文化镜像下细心观察，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值得补充和追加的话题，而这些或许是真正构成这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令人难以忘怀的精髓所在。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时代，贯穿这一时期思潮主线的精神内核是启蒙。城市电影作为启蒙的一种重要媒介不仅展露了当时现代化的最新成果，更是在思想层面激发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世界，《雅马哈鱼档》便是这个时期率先探索城市文化、重塑市民精神的一次大胆尝试。纵观80年代的都市电影作品，除了《雅马哈鱼档》，不得不提到根据王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1988年）。这部作品讲述了京城几个无业青年创业办公司的故事，就题材和风格而言都与《雅马哈鱼档》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同为表现街头文化的代表，在当时对推动都市文化的发展和现代观念的传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意义。但就具体创作而言，《顽主》应该受到《雅马哈鱼档》不小的影响，许多镜头和画面的处理都留有后者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雅马哈鱼档》的艺术原创价值更胜一筹。

那时候，北京的崔健还没有唱《一无所有》，王朔的顽主们还没有走上街头，古老的帝都仍沉浸在久经政治浩劫后迷茫彷徨的迷雾中，闭塞而落后。而远在南方的街边仔、街边妹却已经迎着朝阳打开鱼档，意气风发地迈向一个由改革开放构筑的美丽新世界。应该说，南方在城市意识的觉醒方面要远远早于北方，这种先觉性让电影《雅马哈鱼档》占尽先机，风光无限，同时也令电影创作在当时散发出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无论是艺术手法还是思想内涵，都表现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最新锐、最前卫的气质，以至于今天仍然熠熠生辉。

一、 价值理性的重估

从思想内涵上讲，《雅马哈鱼档》是一部关于现代性启蒙的影片，这种启蒙以都市文化的复苏为背景，而启蒙的核心便是价值理性的觉醒和重估。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单位开始解体，政治运动的热潮已降温，人们对集体和国家的依附性越来越小，个体活动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当人由集体的人逐渐走向个体的人时，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那些高考落榜后在家待业的年轻人，他们三五成群、不务正业，有的还走上歪门邪道、成了罪犯，无论是《雅马哈鱼档里》的阿龙、海仔和珠珠，还是《顽主》里的于观、马青和杨重都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整个社会在裂变，个人也在经历被单位抛弃后带来的各种生存考验和痛苦。如何重新走入社会，如何应对和解决转型带来的困惑和危机，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价值理性的确立——人是谁？人的价值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价值？这些问题正是《雅马哈鱼档》要解决的问题。

导演张良说：“《雅马哈鱼档》的主题思想，简单地可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如何做人，如何赚钱。就是既要有钱，又要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显然[1]，导演的创作意图就是要为人立言，为人正名。这里的人不再是集体的人，而是个体的人；不再是统一的人，而是充满个性的人；不仅是好人，还有那些被称为烂仔的坏人。人的价值，尤其是作为每个独一无二的个人的价值，在影片中获得放大和张扬，按照编剧章以武教授的说法，就是要塑造一个“大写的人”。这种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包容，尤其是对弱者和社会边缘族群的同情理解，无疑让这部影片在当时与最广大的底层社会打成一片。正是因为影片敏锐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灵魂和脉搏，准确地捕捉并满足了观众的心理诉求，所以获得空前反响和成功。

《雅马哈鱼档》的可贵之处并不仅仅因为它张扬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还因为它明确了实现这种价值理性的手段和方式——赚钱。主人公阿龙说：“像个人还不容易，只要我有钱”，电影借阿龙之口毫无掩饰对金钱的赞美，片中有大量钞票的镜头，并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可以说故事从头到尾都在强调财富的重要性。没有钱，阿龙就买不起雅马哈摩托车；没有钱，海仔他们就不能给于得粦送礼，办营业执照；没有钱，阿龙就娶不起珠珠，只能眼睁睁地让她和澳门客相亲……整个影片讲述的就是一个人如何追求财富的故事，而能否获得财富则是决定人能否站立起来，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标准。可以说，这种对财富的肯定，对崇商精神的歌颂，在以往任何一部中国电影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思想还带着沉重枷锁、尚未完全解禁的社会里出现，无疑是石破惊天的事情。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里，除了确立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价值，还有更重要的是要提供为这种价值实现的机会，否则任何启蒙都将是一纸空谈。《雅马哈鱼档》的功绩正在于为当时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彷徨无助的年轻人指明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和理想。该片是中国第一部以个体户为主角的电影，主人公所代表的是当时社会最底层，依靠白手起家和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一批人，其故事可看成是最早的一个中国梦。在这个梦想中，它首次正面描写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同时也维护财富的合法性。例如在阿龙和海仔办营业执照的过程中，于得粦故意刁难他们，阿龙他们不得不对粦叔卑躬屈漆，极力讨好。而一旦雅马哈鱼档获得了营业执照，于得粦再来到鱼档买鱼时，阿龙对他则毫不客气，完全不理会粦叔的敲诈，因为他是合法的，赚钱有保障。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时私有财产受到国家保护，个人的权利意识开始勃兴。

诚然，影片虽然极力地讴歌财富，但并不是鼓励人们盲目地追求金钱，影片对阿龙他们不择手段地赚钱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例如欺行霸市、缺斤短两、坑蒙顾客等等这些行为都让雅马哈鱼档一败涂地，最终破产，而阿龙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可以说，肯定财富的重要性、维护财富的合法性，坚持财富的正义性，都使得这部作品在当时帮助人们重建价值理性，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启蒙和教育意义。

二、 活色生香的粤式美学

《雅马哈鱼档》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乃是它里面很好地呈现了广州独有的人文风情和民俗生活，因而获得当代清明上河图的美誉。然而严格说来，岭南的民俗与汴京的民俗其实相差甚远，南国电影中蕴含的文化基因何其繁复，审美趣味又何其迥异，里面其实大有学问，值得探究。

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讲述的无非是一个失足青年如何改过自新，奋发图强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但新鲜的地方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即广州这座城市。由于交通和信息的阻隔，广州对当时欠发达的内陆和中原而言还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地域，据说很多观众都是通过这部影片认识了广州，并因为这部影片产生下海的冲动，可见当时这部影片所携带的新文化、新观念对人们的冲击有多大。导演巧妙地运用富有岭南地方特色和传统韵味的叙述手法书写了一个现代化的主题，令观众初次领略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巨大魅力，也让广州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又一个独一无二的现代都市形象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观众（尤其是北方观众）看重的不是故事，而是城市。

广州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显然，影片中反映城市的影像画面并不精致，甚至有些粗糙，但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观众，原因在于它通过大量的商品意象和日常生活细节呈现出一个生猛海鲜的感官世界，可谓粤式美学的最佳演绎。不同于北方的思辨美学、江南的形式美学，岭南美学的要义乃是物质至上，活色生香，简言之为生活美学。

首先，从影像的内容构成而言，物质一定要丰富。影片从吃、穿、住、行各个方面对现代都市生活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展示：这里既有当时北方罕有的各种海鲜（鱼虾蟹、鳝鱼、乌龟、蛇），也有当时最流行的各种新潮服装（影片中多次出现珠珠买衣服的镜头），还有独具广州本土特色的民居建筑（骑楼、西关大屋、趟楼门和满洲窗），更有那个时代来自海外最先进的舶来品（雅马哈摩托车）。故事场景都是广州具有代表性的街市和消费场所，如成珠茶楼、西濠夜市、大三元酒家、芳村鱼栏、音乐茶座等等，显然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各种饕餮盛宴令人大开眼界，而由商品构筑的消费文化和城市景观对于当时生活物资还极为匮乏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无疑是人间天堂，难怪“该电影在北京大学放映后，有位同学欣喜高呼：广州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2]

其次，影像的语言风格趋向日常化、生活化，具有活色生香的美学特征。物质的丰富和多样化使得影片在视觉层面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趣味性，但这还不足以构成影片的魅力所在。事实上，广州自古作为商贸发达的港口城市，一直都享有这种物质生活的富足和优越，改革开放只不过将此种文明特征放大而已。导演的成功之处在于用一种几乎不加修饰的纪实手法（其中有偷拍）呈现物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尤其是对吃的刻画堪称影片的点睛之笔。比如对食物的展览绝不仅仅是一种量的堆积，里面充满了生猛海鲜的质感和味道：水产品一定是刚从江里捞出来的，鱼是活蹦乱跳的；烧鸭、烧鹅是刚从炉子里烤出来的，乳猪还滴着温热的油；肠粉是现做的，拿出来还冒着热气；艇仔粥也是刚煲的，阿龙和海仔一人一碗，由船上的阿妹亲自送上岸。

影片中出现的食材都是新鲜的，所有的食物也都是美味的，在这些关于吃的细节里，观众可以深深感受到一种食物的美感。这种美感不仅在于食物本身具有的色香味，而且在于所有的食物都是有温度的、活的。鱼贩、厨师、老板、市民，所有的人都在为食物操劳，所有的生命都在奔忙，这是一种流动的美、活态的美。食物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口腹之需，同时也让人们在生活的细微处真正体验到人世间的温情和爱意，这样的生活多么富有生趣和活力。难怪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看完这部影片后感叹地说，自己好像闻到了鱼腥味。这鱼腥味不就是生活最原始、最本真的味道么？这味道并不来自于真的食物，而是凭借鲜活流动的视觉影像所传达，岂不是活色生香的另类美学么？

三、 现代伦理的建构困境

《雅马哈鱼档》从故事类型上看是一部喜剧，但其反映的主题其实很严肃。故事紧紧围绕阿龙如何开鱼档、如何合法经营、如何诚信做生意的问题层层展开，探讨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即现代伦理）的问题。从影片中不难看出，创作者试图表明改革不仅是经济和物质的，同时也是文化和精神的，赚钱固然重要，但赚钱能否造福于社会，应该说是比赚钱本身更重要的事情。如果只顾赚钱，不讲做人；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精神建设，那么改革最终带来的很有可能是整个社会的堕落和溃败，即使是本已取得了物质成果，最终也可能失大于得。可以说，雅马哈鱼档倒闭的结果其实就是因为人们不讲诚信、不讲道德，最终令改革失败的一次预演或缩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雅马哈鱼档》在当时已敏锐地触碰到改革的软肋，尖锐指出建立职业伦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一改革原命题的出炉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依然是深化改革需要攻坚的难题。职业伦理的建构是现代性启蒙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任务，但如何建构这一伦理规范则是远远比赚钱要复杂得多的问题。影片虽然触及到这一问题，但要如何解决它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甚至有些疑惑。细读影片会发现，创作者尝试依循两条路线给予问题以解决方案。

第一条路线是依据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德商伦理，促使主人公的自省来完成道德上的救赎。影片开始时，阿龙他们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结果鱼档生意一败涂地，后来他痛定思痛、改过自新，终于找到赚钱的门路和做人的信心。诚如导演张良所言，做人和赚钱（即做生意）同样重要，这意味着做生意就是做人，先学做人，再学做生意。做人做得好，生意自然好，做人和做生意具有互为因果的逻辑联系。所谓“君子生财，取之有道”，这一古老的道德律令教导人们修德即修业，一个人品德的好坏决定了他事业的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雅马哈鱼档的倒闭是必然的。

这里的问题是，德商伦理从本质上讲是德性伦理的的一种演绎，而德性伦理并不关注统一的标准，它更多地是从个体性格出发劝导人们培养美德。那既然像阿龙这样的失足青年本身就具有性格上的缺陷，怎能指望他们能够从内心上普遍觉醒呢？比如海仔，在鱼档破产后依然招摇撞骗，不知悔改，面对这样的青年该如何是好？这就需要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案来解决，也就是第二条路线：依靠党（王所长和葵妹）的教育和帮助，即意识形态的灌输来帮助主人公完成思想上的改造。王所长是拘留所所长，葵妹是个体户负责人，两个人同为党的化身，在阿龙的成长之路上充当着精神导师的作用。如果没有王所长的支持，阿龙就不会有开鱼档的底气；如果没有葵妹的帮助，阿龙很可能一蹶不振，再次失足。这两个人在阿龙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并成功帮他变成一个健康正派的好青年，这些都象征了党领导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于得粦同样也是党的一份子，但他故意为难阿龙，不给他办执照、借机敲诈，这种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党”一方面教育帮助阿龙，希望他重新做人；但另一方面又牵制打击阿龙，让他迟迟找不到出路和归宿，这不是矛盾的么？这恰恰说明了早在改革之初，其内部已经存在着危机和隐患，尽管改革给予很多人希望，但像于得粦这样的蛀虫行为已经深深妨碍到改革的进程。

可见，影片在建构现代伦理的过程中面临着困境：前者的德性伦理不足以承担规范整个市场行为和秩序的能力，而后者的政治伦理与市场之间又存在寻租和腐败的危险。比较差不多同时期的都市电影《顽主》，后者以一种游戏玩笑的方式消解了商业伦理建构的严肃性，或者说他当时只限于关心做什么的问题，而《雅马哈鱼档》则已经深入到思考如何做的问题，这是《雅马哈鱼档》在理性自觉方面表现出来的先进之处。

抚今追昔，《雅马哈鱼档》对改革抱有的乐观主义精神至今仍鼓舞和鞭策着锐意进取的人们，而它对现实秉持的批判精神则是留给后人更重要的思想遗产。站在1984年的昨天，试想30年后的今日，粦叔可能变成了贪官，阿龙或许已经成为大款，而他的孩子亦是富二代，留下来的底层社会再次痛苦地挣扎在生存线上。阶层的固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改革究竟要往哪里去，改革如何再启动，这一难题再次摆在了改革者的面前。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都市新移民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认同》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YJC751021

[1] 张良：《用创新的电影语言塑造新人——〈雅马哈鱼档〉导演体会》，《电影艺术》1985年第2期，第49页.

[2] 章以武：“你是可以写些东西的”《章以武作品自序》，《今日宁海》，2014年7月7日，文化周刊第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