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汝威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杭州310018)

一、引言

学术界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开放至少在中期以内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了世界出口市场的很大份额。多年以来中国企业一直在提倡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的出口商由追求单一的数量增长转变为数量和质量的同时提升。本文基于贸易自由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讨论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

二、理论回顾

(一)产品质量的理论模型

早期Shapiro(1983)关于产品质量的研究仅局限于国内市场，其理论无法满足对日益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的讨论。在前者的基础上，Falvey(1989)将公司产品质量与声誉引入国际贸易的大环境，实现了进一步扩展。Falvey(1989)依然从产品质量在消费之前无法被观察到的前提条件出发，分析了在国际贸易中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并详细探讨了原产地证明、最低质量标准等非关税壁垒。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大，Falvey(1989)认为生产者通过商标来区别于其他竞争者。Shapiro(1983)和Falvey(1989)为产品质量分析提供了理论模型，但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需要对质量有一个明确的度量。产品质量作为国际贸易实证研究的重要变量，其分析难度在于产品质量是无法观察到的。Feenstra(1988)使用Hedonic回归来测量日本汽车进口的质量。Feenstra(1988)利用1979—1985年的数据分析了配额限制和从价税对汽车进口质量的影响，他发现日本进口轿车的质量显著提高，但是卡车的质量变动不确定。

(二)产品质量的衡量

为了找到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Hallak(2006)采用单位价值的方法来衡量出口产品质量，也就是出口总价值与出口数量的比值。Hallak(2006)利用60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来研究双边贸易的全球模式，他发现富裕的国家倾向于从高质量产品国进口相对较多的产品。Kalina Manova和Zhiwei Zhang(2012)也采用单位价值方法来考察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的重要性，他们发现更成功的出口企业使用更优的生产要素来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除了单位价值法，一些学者采用了其他标准来衡量产品质量。因为ISO 9000标准象征着产品的高质量，所以Eric A.Verhoogen(2008)选择了ISO 9000标准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质量升级机制。通过分析墨西哥制造业的面板数据，Eric A.Verhoogen(2008)试图建立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中将贸易和工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质量升级机制。最终发现，规模较大、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比规模较小、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更能促进出口和白领工资、蓝领工资增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的产品质量问题进行过相关研究。为了考察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产品升级的现象，殷德生(2011)利用四位数的行业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出口产品升级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殷德生(2011)以单位价值法为基础，将贸易成本、市场规模、贸易规模等因素包含在模型中，利用2002—2008年的数据建立实证方程。刘伟丽、陈勇(2012)也采用了单位价值法，利用海关进出口企业和产品月度数据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质量阶梯问题。刘伟丽、陈勇(2012)提出在短期内中国应该发展质量阶梯较短的产业，而在长期内应该发展质量阶梯较长的产业。

(三)贸易自由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除了会影响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还会影响产品质量。在面对产品模仿和价格竞争的情况下，Elias Dinopoulos和Bulent Unel(2013)发现贸易伙伴数目的增加将使出口质量的临界值提高，但是每单位运输成本或者外国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会使出口质量的临界值减小。Mukesh Eswaran和Ashok Kotwal(2007)也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品质量的影响。他们假定作为要素的中间产品是不可贸易的，并且这类中间产品由具有市场势力的公司生产。他们指出贸易自由化将导致进口增加，而进口增加会促使国内生产者改善生产技术，从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Pinaki Bose和 David M.Kemme(2002)分析了转型经济体国家的贸易改革，他们发现进入壁垒的减少有利于降低进入成本，进而导致市场上低质量生产者的增多。Pinaki Bose和David M.Kemme(2002)指出转型经济体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质量期望值下降。在发展中国家，要素投入部门的贸易自由化对最终产品的高质量创新具有一定影响(Swapnendu Bandyopadhyay和Rajat Acharyya，2006)。发展中国家的低质量出口品不利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增长，而这种低质量的出口品是由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低技术所导致。

三、模型构建

本文以Elias Dinopoulos和Bulent Unel(2013)产品质量模型为基础，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假设有n+1个国家，每个国家只存在一种由异质性企业构成的产业，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用λ表示产品质量，用πx(λ)表示外贸企业在通过出口在海外市场获得的利润，那么可以得到(λ)的表达式:

在上式中，E表示人均消费量，MC表示作为对Ω的度量。存在临界值λx，使得(λx)=0。那么只有当产品质量大于λx时，企业才会在海外市场销售产品。

为了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Elias Dinopoulos和Bulent Unel(2013)将贸易自由化的表现分为三部分，分别是贸易伙伴数目的增加(n↑)、每单位运输成本的下降(τ↓)和外国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fx↓)。分别对 n、τ、fx求导:

因此Elias Dinopoulos和Bulent Unel(2013)指出，贸易伙伴数目的增加将使出口质量的临界值提高，但是每单位运输成本或者外国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会使出口质量的临界值减小。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临界值产生两个方向的作用。下面结合实际数据来进行计量分析。

四、数据收集与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2年4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分析和讨论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所选样本中的44个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等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和Hallak(2006)、殷德生(2011)类似，本文采用单位价值来衡量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公式可以表示为uv其中uv为单位价值，V为出口产品总价值，Q为出口产品总数量(殷德生，2011)。根据SITC三位数分类，通过联合国2012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可以得到出口产品单位价值。

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本文采用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美国Heritage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以下简称IEF)。按照官方提供的计算标准，IEF包含了10个定量和定性因素，比如财政自由、受约束的政府开支、商业自由、劳动力自由、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等。IEF为研究世界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较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有利于比较不同国家贸易政策的差异。在回归方程中将衡量出口产品质量的单位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度量贸易自由化程度的IEF作为自变量。为了考察贸易自由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偏效应，还需要控制其他因素。

Hallak(2006)通过人均收入和质量的总需求来考察质量运作的效应，他发现国家富裕程度与其所需求的产品质量具有密切关系。Rajat Acharyya和Ronald W.Jones(2001)考察了小型经济体国家的出口质量选择和国内收入分布的双向关系，他们认为直接和间接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能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水平。和Hallak(2006)类似，本文选取人均GDP作为一个国家收入水平的衡量标准。样本中所选的国家除了收入水平具有差异，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也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反映了潜在市场规模，也反映了劳动力供给。在回归方程中，也加进入口数目变量。综上所述，将各变量取对数后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UV为单位价值，IEF为经济自由指数，INC为人均GDP，POP为人口数量，u为误差项。从多元回归分析的假设出发，先检查多重共线性。如果存在多重共线性，那么OLS估计值将发生较大变化，估计的方差会受到很大影响。采取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以下简称VIF)的方法来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结果，VIF的最大值为1.02，最小值为1.01，平均值为1.01。所得到的VIF均小于5，因此不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进行有效的t检验和F检验，还需要检验异方差性。若存在异方差，那么Gauss–Markovtheory定理将不再成立。以同方差作为原假设，进行Breusch－Pagan检验，得到如下结果。

表1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表2 异方差检验

Breusch－Pagan检验的P值为0.0038，小数点后两位都为零，这个极小的P值意味着应该拒绝同方差的虚拟假设。为了处理异方差性，使用稳健标准误。下面进行OLS回归:

表3 稳健标准误的OLS回归

最重要的变量为lnIEF，其系数符号为正，意味着经济自由指数越大则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越高。lnIEF的P值为0.000，是非常统计显著的，即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统计显著的。前文已经指出，Elias Dinopoulos和Bulent Unel(2013)将贸易自由化的表现分为贸易伙伴数目的增加、每单位运输成本或外国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但是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由本文的回归方程可知，lnIEF的符号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贸易自由化的总体作用是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高的。lnINC和lnPOP的符号为负，P值分别为0.004和0.085。那么lnINC在1%显著性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lnPOP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

五、结论及对策

本文利用2012年4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由于不同国家存在收入水平和市场规模等差异，可以利用多元回归法来控制这些影响因素。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lnIEF的符号为正，这表明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正面影响。自变量lnIEF的P值为0.000，这表明其影响是非常统计显著的。所以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用单位价值来衡量)的总体效应是有利于质量提高的。

如今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出口贸易。随着国际市场上外贸企业的增多，有效的贸易竞争将带动出口产品质量临界值的提高。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贸易自由化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第一，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参与贸易合作，提供支持性政策。从上文模型中可知，外贸企业数目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我国许多中小型外贸企业缺乏国际化视野，在海外市场变幻莫测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较落后的经营理念。行业内高效率企业的增加，将带动整个行业国际竞争水平提升。如果外来企业的进入存在技术溢出效应，那么这种正的外部性能够帮助国内生产者实现技术改进，从而拉动本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外部经济的作用。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企业数目增加，将给政府部门带来额外的管理负担。出口企业贸易活动的增多伴随着行政管理复杂化程度的加深，这将考验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服务水平。政府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还要加强信息服务建设。如今是信息化时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强大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作为后盾。第三，实现更大范围的贸易自由化，让所有出口企业都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政府应该关注欠发达地区外贸企业的经营状况。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沟通合作，最大程度地实现信息共享。通过出口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才能够得到优化升级。

［1] 刘伟丽，陈勇.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质量阶梯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2(11).

［2] 殷德生.中国入世以来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J] .财贸经济，2011(11).

［3] Marc J.Meli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2003，71(6)：1695 －1725.

［4] Robert C.Feenstra.Quality Change Under Trade Restraints in Japanese Auto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8，103(1)：131 －146.

［5] Juan Carlos Hallak.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6，68(1)：238 －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