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丽敏，江诗松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 言

新兴经济（Emerging Economies）企业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新兴经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国内环境不确定、产权系统不完善以及政府较强管制（Luo，2001）等限制条件，同时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学习和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战略任务（Mathews，2006），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发展历史过程中从未经历过的。因而，基于新兴经济情境的企业战略研究能为全球管理知识提供全新洞见（Yamakawa等，2008）。

2000年，Hoskisson等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特别研究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新兴经济中的战略”的里程碑式文章，明确了新兴经济的概念界定，并正式提出了新兴经济企业战略研究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此后，全球学者对新兴经济企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证据之一是论文数量的惊人增长。2001年至2010年，ISI Web of Science中SSCI“Management”和“Business”类别中检索的文献主题为“emerging economy”或“emerging economies”的文献数量从7篇增加到187篇。这期间，新兴经济企业在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是否涌现出了新的思想和实践，并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方向和挑战？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我国学者进一步开展新兴经济情境下的企业战略研究大有裨益。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企业的发展见证者，需要结合本地语言、本地主题，发展有意义的构念，通过开展直面本土现象的本土科学研究发展新的理论（Tsui，2004）。

图1 2001－2013年SSCI中的发表数量

二、新兴经济概念的演化和环境特征

在发展中国家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出现过三个重要概念，即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新兴经济以及转型经济。表1总结了这些概念的特征、代表国家和代表学者。从时间来看，新兴工业化国家概念较早使用。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政策方面都趋于稳定，因而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逐渐减少。新兴经济概念是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概念的承接，且适用的范围更大。转型经济概念是新兴市场经济的一个子集，其关键特征是政治体制的转换。换句话说，转型经济具备新兴经济的全部特征，反之则不成立。

表1 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新兴市场经济和转型经济的概念辨析

研究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来选择研究情境。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当研究问题所在情境中强调政府管制效应时，需要考虑用转型经济作为背景，如汽车产业中民营企业发展（江诗松等，2011a）以及技术追赶（江诗松等，2011b）等问题。若研究情境强调开放化的市场环境时，研究问题使用新兴经济情境则更为贴切。

Luo等（2011）在关于新兴经济模仿企业（EEC）的最新研究中，将新兴经济环境概括为“STORM”框架，即社会、技术、组织、规制、法律和市场。新兴经济体具有制度环境较弱或制度缺陷等制度不完善问题。具体而言：（1）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包括缺乏完善界定的产权，缺乏有效制定和执行的法律（Ahlstrom和Bruton，2001）。较弱的法律框架和知识产权保护导致机会主义大量增加、租金上升、贿赂、腐败等问题，并反过来影响产权执行能力，从而形成恶性循环。（2）金融制度不完善，表现为缺乏会计与财务准则（Ahlstrom等，2002）。

因此，新兴经济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兼顾交易能力与关系能力、竞争与合作、短期和长期以及本国与投资国共同利益等二元特性（Luo和Rui，2009），这给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充分空间。印度Bharti Airtel电信公司的甘地式创新以及中国天宇等以模仿起步的企业都是很好的例子。

三、多理论视角下的新兴经济企业战略研究

新兴经济中，经济和政治的快速变化使得企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具有独特性。Hoskisson等（2000）指出新兴经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主要包括三个理论视角——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资源基础理论，并指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理论的解释力存在差异。在市场经济出现的早期阶段，新兴经济体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发达国家强，因而制度理论有助于解释企业战略。当市场成熟以后，交易成本经济学以及资源观变得更为重要。因此，我们根据这三个理论视角系统回顾Hoskisson等（2000）之后十余年新兴经济企业战略管理的最新发展。

（一）制度理论视角的最新发展

制度理论强调组织过程和决策制定受制度系统的影响。新兴经济制度理论主要关注制度变革的特性及其对企业战略的影响，被认为是解释新兴经济企业行为最有用的范式（Chari和David，2012）。其观点是，当正式制度变弱时，网络和其他非正式制度可以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或干脆替代正式制度。此外，制度冲突、收敛、空洞和高度不确定性等对企业战略行动和决策的影响不同（Santangelo和Meyer，2011），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管理者可以通过创造超竞争环境，塑造新兴行业以及影响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来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引导作用。这些观点解释了新兴经济企业进入其他新兴国家时竞争优势和能力构建的来源。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来源竞争者在不同竞争地点竞争，其持续竞争优势的拓展不尽相同。我们从这两个关注点出发构建了一个二维矩阵（如图2）。外国公司在新兴经济中的行为（图2中的1）同样受到合法性要求和能力条件的影响（Luo和Han，2009）。为了适应新兴经济环境，外国公司通过选址战略、进入模式选择以及政治反应等具体战略获得合法性。当新兴经济环境动荡时，外国公司可以通过决定是否合资以及在合资中占比多少来应对（Chung和Beamish，2005）。

新兴经济企业在新兴市场竞争时（图2中的2），存在两种情况：（1）本土竞争。新兴经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需要主动为自己及其产业建立合法性（Ahlstrom和Bruton，2001），甚至采用一些特殊竞争战略。例如，通过与来自发达经济的跨国企业合作，获得政治影响，减轻贿赂，防止敲诈和免遭暴力（Young等，2010）；又如通过选择依附多元化企业集团获得竞争优势（Khanna和Palepu，2000）。（2）进入更落后的国家。虽然深受本国欠发达制度运作之苦，新兴经济企业一旦进入“困难”国家，特别是那些规制质量更差和腐败控制更低的欠发达国家，劣势就变成了优势，因为它们已具备了在困难制度条件中进行管理、生存和成功的能力（Cuervo-cazurra和Genc，2008）。

随着企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新兴经济企业也开始参与非新兴市场竞争（图2中的3），它们如何将竞争优势扩大至这些市场成为了关键问题。传统的“本地—全球”战略（基于富裕国家开发良好产品并分销到全球各地，再根据需求进行适当修改）不再适用（Immelt等，2009）。这一战略的使用前提是，主要市场是富裕国家，这对于新兴经济国家的跨国公司而言显然不成立，因为它们根据新兴经济顾客需求提供的产品无法满足发达国家消费者需求。这时，新兴经济企业需要逆向使用“本地—全球”战略，其国际化过程的关键是通过转型获得技术和财务资源（Chittoor等，2009）。

新兴经济企业与环境政策之间存在共同演化，企业多数通过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改变环境政策。Tan和Tan（2005）指出，在转型的不同阶段，国有企业绩效受到组织环境—战略架构的影响，这暗示了环境和企业战略间的共演关系。此外，跨国公司与国家相关机构合作，通过为制度代理机构提供技术也能实现制度随时间的演化（Child和Tsai，2005）。大型家族企业的企业家可以通过联合和影响政治家的战略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制度（Dieleman和Sachs，2008）。

图2 不同来源竞争者在不同竞争地点的竞争

（二）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的最新发展

交易成本经济学聚焦于市场效率及其对企业的影响。该理论的主要发展多来源于发达国家的观察。发达国家具有的强法律体制和约束力的社会规则，使得交易成本的一些基本假设在新兴经济中受到挑战。新兴经济两种最主要的交易成本是：（1）由于价格系统无法准确提供有效资源配置信号而产生的高评价成本；（2）官方决定而非法律决定产权的高执行成本（Choi等，1999）。例如，在中国，本地保护主义和国内物流的无效性增加了国内业务成本，而西方知识产权保护和优势使得中国企业能够通过国际化减少“走出去”的成本。因而，跨越国内边界（主要是省界）与跨越国家界限的成本比较决定了新兴经济企业是否国际化。交易成本的差异对于即将进入新兴经济企业和已经参与新兴经济市场竞争的跨国公司以及本土企业（Luo和Han，2009）的战略和行为都具有重要意义。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治理模式。对于治理模式的选择，一个核心争论是，除市场治理外的替代性治理模式是否有效。一种观点认为，新兴经济法律体制的不完善要求企业采用介于完全市场化和完全层级制之间的治理模式，即同时包含市场和层级的混合治理结构。网络模式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包括多分部结构（Hoskisson等，1993）、多元化战略以及建立衍生企业（Makhija，2004）、纵向整合和战略联盟（Kogut，1988）等，因为网络契约和个人关系都可以减小不确定性（Peng和Heath，1996）。网络模式能保证良好的公司治理承诺机制（Siegel，2009），从而影响企业间网络的持续以及信息流质量的提升，后者对于创新来说至关重要。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市场治理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治理方式。虽然其他替代模式能填补国家环境的制度空白，但并不一定是导致企业绩效变好、效率更优的主要因素，而很有可能是制度约束已经或正在瓦解（Chacar和Vissa，2005）。这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市场变得更加有效而企业集团变得不那么有效的现象（Khanna和Palepu，2000）。一方面，虽然新兴经济企业管理者和发达国家企业管理者一样是理性的决策制定者，但由于可能需要牺牲短期利益去达成诸如建立资源共享或政治支持（Prahalad和Hamel，1990）等目的，不一定能带来“经济理性”。另一方面，企业集团这一替代性治理模式的代理人问题被低估。与发达国家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问题情况不同，委托—委托问题应该成为新兴经济国家中公司治理的关注点，且需要与委托—代理冲突不同的解决方案（Young等，2008）。具有控制权的股东和其他少数股东之间的委托—委托冲突是由集中所有权、广泛的家族所有和控制、企业集团结构和对少数股东的弱法律保护等问题造成的。

（三）资源观视角的最新进展

资源观认为，企业资源特征差异导致了竞争优势差异。资源本身具有情境差异的特征。资源观研究早已指出，资源取决于情境特征，既可以创造战略柔性，也可以创造核心刚性，从而带来不同回报（Leonard-Barton，1992）。新兴经济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情境。与发达国家竞争动态性的特征不同，新兴经济企业技术基础相对薄弱，在选举合作者时，发达国家企业强调获得独特能力和本地市场，新兴市场企业更强调金融资产、技术能力、无形资产和分享专业性的意愿（Hitt等，2000）。按照这种逻辑，Hoskisson等（2000）建议未来研究朝着新兴经济中带来竞争优势的特殊资源是什么，如何获得资源（能力），资源获得障碍以及从国外投资者处获得资源的方向，提出了资源观的未来研究发展路径。

关于新兴经济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理论逻辑，即外部资源论和组织资源论。组织资源论与发达经济企业竞争优势的逻辑相仿，但主要关注网络关系和商业—政府连带（Hoskisson等，2000）。这些研究除了强调企业管理者间的关系之外，也强调企业管理者与政府官员微观层次连带以及这些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Wang等，2013）。具体地，这些网络形式的关系在高利益共享、高不确定情境下表现得更好，且与合作程度、高竞争、高探索和高利用相关（Li，1998）。对新兴经济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研究有两种主要逻辑，即外部资源论和组织资源论（见表2）。

表2 新兴经济企业竞争优势来源

新兴经济企业具有多种资源获取渠道和路径，包括技术追赶、新产业进入以及国际合作。其中技术追赶是较为传统的新兴经济企业资源获取路径；新产业进入解释了新兴经济中产业集团的兴盛（Guillén，2000）；而国际合作则帮助它们在国际化过程中获得制度资本和管理，这与发达国家企业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来获得本地市场显然不同（Hitt等，2000）。随着经济的开放，外国投资者作为财务和管理资源提供者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并正在成为竞争优势的新来源。新兴经济企业在两种情况下能获得其发达国家对手的资源，一种是跨国公司参与本地竞争时带来的外部性，另一种是企业自身的国际化。

四、不同理论视角的比较

表3对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以及资源观对新兴经济企业战略与行为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总结。现有新兴经济企业战略研究形成的制度观占据了主要地位（Wright等，2005）。管理研究杂志（JMS）关于新兴经济战略研究的专刊上，88%的文章都主要是制度观视角（Yamakawa等，2008）。事实上，Gao等（2010）对新兴经济企业出口战略决定因素及出口绩效的经验研究发现，制度的作用大于其他因素。这证实了制度观在新兴经济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合理性。

表3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新兴经济企业战略

Hoskisson等（2000）曾建议研究者同时考察制度理论和其他理论视角的互动关系。例如政治观在理解商业和公共政策时就补充了制度观（Child和Tsai，2005）。同样，组织能力观为聚焦于制度情境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必要补充。能力观将企业看成行为和惯例束，而将传统绩效测度内容（如销售和利润）看成相对次要的产出。这也为资源观的解释提出了强调行为和惯例的补充（White，2000）。Li和Ding（2013）通过整合制度理论和国际化理论揭示了新兴经济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双重制度效应。

每个单一理论在描绘复杂现实时都很重要，每种观点都具洞见，但多种理论的整合才能为复杂现象提供更全面的理解（Yamakawa等，2008）。也就是说，新兴经济背景下多理论之间的相互补充更有意义。例如，新兴经济企业资源和能力缺乏，在实施资源和能力获取战略选择时需同时考虑外部竞争和内部能力相关因素。而在考虑内部能力时，企业缺乏特定行为能力并不意味着其发展内部能力的边际成本低，这在预测交易成本的经验研究中被大大忽视了（White，2000）。可见，新兴经济能力观对资源观有补充作用，而交易成本理论的引入对完善二者的解释力提供了基础。

五、讨论与总结

本文基于Hoskisson等（2000）的理论脉络，主要回顾了其后十余年的新兴经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表4呈现了两者间的相同点与差异。显然，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企业资源基础观视角的新兴经济企业战略研究才刚刚开始，本文总结了过去10-15年所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新兴经济制度观对企业战略作用存在“制度决定”以及“企业主动”两种逻辑。前者认为，新兴经济制度缺陷和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企业战略着重寻求合法性，即便如此，企业仍然能积累发展能力。后者则是在认同制度影响企业战略的同时，强调企业通过诸如影响政治家等更主动的方式影响制度，这是对制度决定逻辑的深化，给跨层次研究带来了机会，且派生出了制度与企业共演的最新研究。

表4 本文与Hoskisson等（2000）之间的异同点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战略研究是对西方交易成本在新兴市场中的重新检查。由于新兴经济环境中价值系统不完善和非法律决定产权的特征，企业面临比发达国家更高的交易成本。经济碎片化又使其产生西方发达国家中从未出现过的交易成本类型。这些额外交易成本和新交易成本的出现，需要参与新兴经济市场竞争的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采用特殊的治理战略。

通过对新兴经济资源观进行回顾后我们发现，新兴经济企业为获取竞争优势所需资源和能力的特征与发达国家企业不同。网络资源中与政府的连带关系成为保证新兴经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此外，与发达经济企业的一个重要差异是，新兴经济企业总体呈现后发特征。因此，后者可以通过利用前者的外部性来获取技术以及财务、管理资源。

通过对新兴经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回顾，我们提出以下未来研究方向。第一，制度理论研究的关键之一仍然是制度本身。Hoskisson等（2000）指出了制度不同维度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因此，新兴经济制度本身可能呈现的差异仍然是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具体而言，新兴经济体之间制度情境是否存在差异，来源是什么？进一步地，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制度情境是否存在差异，如何影响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决策？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和规制不断放松，其他哪些非正式制度能补充或替代正式制度？如何实现？此外，新兴经济制度不断完善暗示企业主观能动作用的增加。也就是说，除了现有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国有企业之外（Li等，2014），其他所有制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以及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制度也应当成为新兴经济企业战略的研究范围。因此，新兴经济不同类型企业对现有制度情境的多样化影响和程度差异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第二，交易成本经济学方面，新兴经济企业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内容差异、结构的质变和量变难以处理。比如新兴经济中的交易结构显然较发达经济而言复杂得多，这给跨国公司在新兴经济市场中的运作带来极大挑战。它们可能通过合资等治理方式降低交易成本，而本土合作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必然随之出现（Luo，2007）。这种情形下的交易成本控制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向。新兴经济中市场治理的替代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以及作用机理值得关注。

第三，资源观方面，虽然规制不断解除，但与政府连带和关系等特殊资源仍然是新兴经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此外，最近新兴经济本土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诸如国际并购等战略选择获得互补资源，从而弥补其作为后发者的技术劣势，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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